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所有者不再直接进行企业日常经营决策活动，而是将经营权委托给管理者。这种制度安排在带来专业化分工、融资便利、风险分散等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代理问题的发生。一般认为，在公司制企业中，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非对称性，管理层普遍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可能做出违背委托人利益的事情，比如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财务操纵，以达到特定目的。Perry＆Thomas（1994）通过对1981—1988年175家存在管理层收购情况的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层在收购前一年会进行调减报告收益的盈余管理，从而分割股东利益。管理层出于报酬契约考核的激励，会通过盈余管理行为递延收益或提高报告收益。另外，即使都是公司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差异与冲突，管理层和大股东构成了公司内部人，存在以各种方式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可能。公司内部人通过在职腐败及政商关系的营建，可以获得强有力的保护伞，从而强化其对公司的控制。公司内部人为了避免外部监督，也会偏好选择进一步强化内部人控制的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比如提高股权集中度，降低信息透明度，减少独立董事知情权。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容易采取极端的投融资决策，公司业绩波动越剧烈，进而使公司盈余无法平稳持续，盈余质量下降。而且，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容易造成决策权的集中，由此带来决策的盲目与专制、管理的混乱及资源的浪费，进而导致公司治理水平劣化，最终影响到公司盈余质量。
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新政，在“打虎拍蝇”的同时，对企业来说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反腐能有效阻止内部人集权、改善代理难题，企业内部贪腐文化的削弱和廉洁风气的建设也能减少公司管理层选拔中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有效抑制管理层“传染性贪婪”效应的蔓延。无论是外部监督和舆论压力的增加，还是政府对企业腐败尤其是国企腐败的整治，均对企业管理层构成可置信威胁，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充分性的披露障碍，以及迫使管理层提高代理效率，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缓解代理问题，而这种效应无疑会压缩盈余管理的空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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