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研究主要围绕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等财务操纵行为的抑制作用，考察融资融券的公司治理效应。Karpoff＆Lou（2010）指出，卖空交易者能够在上市公司发布财务错报公告前及时发现其财务不端行为，且上市公司财务操纵程度越大，财务错报公告前的空头头寸数量越多。他们首次从经验上证实了外部投资者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的财务操纵行为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卖空决策。Hirshleifer et al.（2011）通过考察美国资本市场1988—2009年的经验数据，发现上市公司某年度异常高的应计利润将诱使市场投机者通过大量卖空交易进行短期套利，意味着资本市场中存在卖空交易者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主动搜寻融券目标的现象。
基于上述研究，国内外大量学者开始从上市公司的视角考察管理层应对卖空威胁所采取的措施。Massa et al.（2015）选取2002—2009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层面卖空交易数据，发现潜在的卖空交易量越大，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小，从经验上直接证实了融资融券业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进一步消除上市公司个体异质性对研究结论的干扰，Fang et al.（2016）着眼于2007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施行的融券交易新规则试点，比较考察放松卖空约束的试点公司与非试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变化。研究指出，相比于非试点公司，试点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新规颁布后出现显著下降，并且该种变化不能由市场关注度和股票交易量等外生因素的变动来解释，进一步证实了融资融券制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陈晖丽和刘峰（2014）首次基于我国资本市场考察融资融券的盈余管理治理作用。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的推行不仅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对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融资融券制度作为一项外部治理机制，在股权结构缺乏制衡的公司中能够发挥更强的治理效应，即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互为替代，但其治理效应的发挥需要依靠优质的市场经济法律环境，即与其他外部治理机制共生互补。肖浩和孔爱国（2014）首次将融资融券的股票市场治理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结合考察，在探究融资融券的股票市场治理效应作用机制时发现，由于管理层在面临资本市场的卖空威慑时被迫放弃高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显著提升，股价异常波动得到有效平抑。顾琪和陆蓉（2016）的研究结果证实，卖空机制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效应，即市场投资者能够准确识别盈余管理程度高的融券标的公司并进行大量卖空，而融券卖空量越大，卖空机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效果越显著，能够帮助资本市场淘汰盈余质量低的上市公司。贺学会等（2016）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细分为阈值型和融资型两大类，分别考察卖空机制对不同类型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的异同。研究发现，对于为迎合特定财务门槛而进行的阈值型盈余管理，由于卖空机制在发挥威慑作用的同时也给予了上市公司巨大的业绩压力，诱导其为避免被卖空而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卖空机制无法有效发挥抑制作用；而对于举债和发行股票等动机的融资型盈余管理，市场投资者能通过分析财务报告质量主动搜寻融券的目标公司，从而有效震慑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研究结果证实，融资融券只能对特定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张璇等（2016）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卖空机制发挥盈余管理治理效应的传导路径。研究指出，融券业务的推行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强度和分析师跟进人数显著增加，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的力度均得到显著改善，从而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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