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外部环境及治理因素分析

1.公司外部环境

会计准则变化的影响。应计盈余管理是通过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运用来实现的，所以会计准则变化和其他会计政策的变化等政策因素会影响到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学者们普遍认为会计准则的变化会对应计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Ewert（2005）基于美国的会计准则的研究表明，会计准则趋严会加大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难度，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会因为严厉的会计准则而降低，但又会促使企业增加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而我国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基于2007年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沈烈和张西萍（2007）全面分析了2006年新会计准则推出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新的会计准则缩小了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罗婷等（2008）的研究也得出了新会计准则明显压缩了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选择空间的结论，使得应计盈余管理有所下降。于李胜和王艳艳（2007）也研究了2006年新旧会计准则过渡期的盈余管理，以IPO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资产减值计提为研究视角，结果表明新政策、新制度抑制了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看法，蒋大富和熊剑（2012）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更加强烈，特别是ST（Special Treatment，特别处理）公司为避免退市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及避免戴帽的上市公司主要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刘永涛等（2011）通过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平均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明显大于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他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因为新会计准则实施而减少，并且有所增加。胥朝阳和刘睿智（2014）从会计信息可比性要求提高的视角研究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结论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要求的提高抑制了应计盈余管理，但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会计信息可比性是诱发管理层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Barua et al.（2010）研究发现，SFAS[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44号政策的出台显著抑制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

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由于应计盈余管理特征之一是利用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因此增加利润的同时一般不增加所得税。例如，少计提已经跌价资产的资产减值，少计提坏账损失，这些手段都是在增加账面利润的同时并没有增加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真实盈余管理具有税收成本。因此，税率的变化会影响到企业对应计盈余管理的选择，对于拥有更高边际税率的公司会努力避免采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转向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另外，应计盈余管理也会影响所得税成本在各期的分布，再加上资金具有时间价值，所以在税率变化时期也会影响管理层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我国学者在研究税收政策对盈余管理影响时，往往会利用2008年的所得税改革。李增福等（2011）以2008年所得税改革为背景，将公司分为税率上升组与税率下降组进行研究，以关注税率向不同方向变动的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上的差别，结果发现在2007年预期税率上升的公司主要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调增利润，2007年预期税率下降的公司主要通过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调减利润。赵景文和许育瑜（2012）研究了两税合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同样发现税率下降，公司进行了显著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以获取大幅度税率下降带来的高税收筹划收益，但没有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这与真实盈余管理会造成企业未来价值受损有关。Abernathy et al.（2014）认为对于向上盈余管理的企业来说，高税率提高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因此会转向通过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提高核心利润以达到美化形象的目的。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

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的影响。谢柳芳等（2013）研究了2012年创业板退市制度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更严格的退市制度限制了上市公司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在退市新政前主要实施应计盈余管理；而在退市新政后主要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出现显著减少。在2002年推出公开增发业绩门槛ROE（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Equrity，净资产收益率，简称ROE）的计算由净利润转变为扣非后净利润与净利润孰低者后，公司操纵扣非后净利润的动机增强以达到业绩门槛，而提升扣非后净利润的有效方法是采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李晓溪、刘静和王克敏（2015）研究了公开增发业绩门槛变化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开增发业绩门槛变化使公司偏好以归类变更的方式提升扣非后净利润，因此也降低了核心盈余的持续性，进一步造成投资者高估公司未来核心盈余与股票价值，出现了核心盈余异象。我国公开增发业绩门槛历经数次变迁，主要表现为：1998年1月1日—2001年3月15日、2001年3月15日—2002年7月24日、2002年7月24日—2006年5月8日、2006年5月8日—2010年12月31日分别为“无业绩门槛时期”、“前6％ROE门槛时期”、“10％ROE门槛时期”和“后6％ROE门槛时期”。王克敏和刘博（2012）对公开增发业绩门槛高低的变化与公司盈余管理策略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公开增发前主要通过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做高利润，随着业绩门槛提高，公司应对低质量公司竞争及投资者逆向选择的盈余管理程度有所减少。高业绩门槛具有筛选高质量公开增发公司的作用。高雨和闫褚奇（2014）通过研究1999—2005年间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相关监管政策的出台提升了公司进行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动机。

2.公司外部治理因素(www.xing528.com)

审计的治理作用。审计质量的高低、会计师的专业水平均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蔡春等（2005）考察了审计质量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由“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比“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总额高。林永坚和王志强（2013）研究了事务所的规模大小及专业水平高低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认为规模越大、专业水平越高的事务所越有能力发现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小事务所由于专业能力的局限和机会主义倾向会默许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Abernathy et al.（2014）也研究了一些外部治理因素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认为审计质量会抑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但同时也增加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

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Cohen et al.（2008）证实在萨班斯法案通过以后，由于外部监管力度的加强，使得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下降，从而削弱了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同时管理者采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增加。蔡春等（2013）研究发现IPO企业为提高发行价格采用的盈余管理方式在法律保护程度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在较低法律保护水平地区的公司倾向实施应计盈余管理；在较高法律保护水平地区的公司倾向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曾建光等（2013）发现拆迁关注度高的地区，投资者保护诉求高，因此公司在进行正向盈余管理时上调程度小，而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时调低利润的幅度大。于忠泊等（2011）发现大量的媒体关注给管理者带来了强大的市场压力，迫使其为了满足市场预期而进行基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并且这种压力在分析师数量较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明显，而相反媒体关注度并不会给企业带来真实盈余管理的提高。贾巧玉和周嘉南（2016）以是否是交叉上市公司代表投资者保护的差异，研究了交叉上市与公司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关系。他们认为，交叉上市带来了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制约了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谋取私利的可能性，从而也抑制了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但这些公司会转向隐蔽性强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经验研究表明，严格的外部环境使得交叉上市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减少，但真实盈余管理随之增加。

分析师跟进的影响。分析师能够降低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分析师跟进不仅能增强公司治理，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能助推公司的其他治理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因此，国内外学者们均有研究分析了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作用。Dyck et al.（2010）利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相比其他投资者，分析师具有发现管理层欺诈行为的能力，使得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显著降低，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李春涛等（2014）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分析师预测可以增加企业的透明度，能够对声誉较高的名企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显著地降低了名企盈余管理的规模和报告微利的概率，但是对普通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李春涛等（2016）利用2006—2014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分析师跟踪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不同作用，发现分析师对应计盈余管理具有监督效应，能够减少应计盈余管理，但是对真实盈余管理具有促进作用。其主要原因是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分析师易于监督隐蔽性较差的应计盈余管理，这种监督迫使经理人转向真实盈余管理。仓勇涛等（2011）、李丹蒙（2015）等认为，分析师跟进通常会对企业的短期业绩披露产生一定压力，很多公司管理层会做出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行为，以避免股价下跌。但同时分析师的关注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间接的监督作用，使应计盈余管理被识破的风险增大。此时，管理层便会转而采用更加隐蔽的盈余管理方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实证证明了，分析师跟进人数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企业的盈余管理的方式转向隐性化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越多。Mc Vay（2006）、Fan et al.（2010）研究了分析师预测对管理层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发现管理层会通过归类变更夸大核心利润以达到分析师预测，并且上述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在第四季度得到了更明显的运用，特别是在管理层运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能力受到限制时尤为如此。Barua et al.（2010）也同样发现，为了达到分析师预测，企业会将经常性损失归类为非经常性损失。Behn et al.（2013）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强和投资者保护弱的地区都存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而金融分析师的跟进能显著抑制此类盈余管理，尤其是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