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因素优化方案

1.公司内部环境

三类盈余管理存在不同的实施条件。首先，应计盈余管理空间受会计弹性影响。一般来说，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层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方法及会计估计变更来实现的。因此，应计盈余管理不会对企业的实际利润产生影响，但是会改变企业真实盈余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分布。会计弹性是指应计项目的调整空间，如果企业在以前年度利用了应计项目来管理盈余，势必会压缩未来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因此，学者们都认为企业的会计弹性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Hunt et al.（1996）采用了净资产的高估水平来衡量以前年度应计项目的调整程度，净资产越被高估说明以前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运用越多，会计弹性越小，反之会计弹性越大。他们以美国1972年至1991年度使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为研究样本，认为当期盈余操控可能受到前期应计项目调整的限制。Barton＆Simko（2002）也认为净资产水平能反映以往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因为资产负债表能反映以往会计政策选择的累积效应，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高估越严重，说明会计弹性已经被使用的越多，目前的会计弹性减少，应计盈余管理的能力相对越小。李彬等（2009）以我国1998—2006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较小的会计弹性会压缩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因此公司会较多转向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操纵盈余。邹燕和郭晓娟（2012）选取了2001—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会计弹性是否制约了当期盈余管理活动及会计准则的改革是否与会计弹性产生了协同效应的问题。研究发现，累积操控性盈余的转回只有在会计准则改革后对当期盈余操纵产生了约束作用，即会计弹性越大会导致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会计弹性越小会导致盈余管理程度越低，操控应计的累积效应在新准则实施后得以体现。除会计弹性外，审计质量、现金流预测等因素也会抑制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Zang，2012；Abernathy et al.，2014）。

真实项目盈余管理受企业市场领导地位、财务状况、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税率的影响。当企业市场领导地位较高，财务状况较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税率偏低时，企业具备更多的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条件，反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空间较小，企业会更多地使用应计盈余管理（Zang，2012）。Zang（2012）还发现，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基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各自的成本。Abernathy et al.（2014）具体研究了各种制约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因素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影响。他们认为：首先，当企业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增加账面收入时，也同时增加了应税收入和税收；其次，真实盈余管理会使企业偏离最优经营策略，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最关注的是如何存续及提升经营状况，而非财务报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使这类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最后，实证证明了真实盈余管理会受到较差的财务状况、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低的行业市场份额的限制。John et al.（2014）也提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发生在期中，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发生在期末，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发生在期末，甚至只要没有公布报表就还能操纵。因此，三种盈余管理按照发生时点排序，公司最先实施的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然后是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最后是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也就是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实施时间上受到的限制比另外两种类型的盈余管理要大。Fan＆Liu（2015）将营业成本与期间费用分开来考察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他们认为公司本身对营业毛利率和核心利润的管理重点不同会导致公司进行不同的归类变更处理。在公司主要关注营业毛利率的情况下，当公司的营业毛利率零增长时，说明公司进行了更多的营业成本的归类变更，而不是期间费用的归类变更，即公司会将营业成本归类到非经常性损失中，从而来提高营业毛利润，而进行期间费用的归类变更并不会有助于毛利率的提高；在公司主要关注核心利润的情况下，当公司的核心利润零增长或微利时，说明企业既进行了营业成本的归类变更，又进行了期间费用的归类变更，因为将营业成本与期间费用归类到非经常性损失都能提高公司的核心利润。Nagar et al.（2016）研究了1996—2011年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样本，发现企业进行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与企业的生命周期相关，且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归类变更以避免亏损。蔡春和李明（2013）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IPO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及其对业绩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发行定价的作用。研究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均被企业为了成功实现IPO和提高发行价格所采用；当公司面临较低的法律保护水平、审计师为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及处于管制行业时，真实盈余管理更有助于公司提高股票发行价。IPO企业对盈余管理方式的偏好主要考虑了发行价最大化的目的。综观国内外的研究，财务状况（Z_score）、机构持股比例、市场份额、税率四个因素是约束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变量，而审计质量、审计任期、会计弹性、营运周期、现金流预测，以及更严格的制度法案是制约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变量，这些因素会促使企业转向归类变更盈余管理。Abernathy et al.（2014）实证结果表明，当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空间受限时，企业会更多地采取归类变更盈余管理。

2.公司内部治理因素(www.xing528.com)

关于公司治理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首先，国内外学者发现内部控制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Doyle et al.（2007）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会存在故意或非故意地通过盈余管理操纵应计项目的行为，从而降低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杨七中和马蓓丽（2014）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仅可以制约公司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而对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无法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范经华等（2013）的研究同样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虽然对真实盈余管理也具有抑制作用，但作用较小。其次，也有学者从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的角度入手，发现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及高管的特征均会影响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Klein（2002）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这种约束作用在审计委员会中有外部董事时更加显著。然后，学者还从高管特征角度研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刘继红和章丽珠（2014）研究了高管的审计师工作背景、关联关系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没有发现高管的注册会计师经验与财务技能会显著地监督和减少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相反，高管的注册会计师经验与财务技能赋予了高管进行更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能力，而且能让审计师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关注度降低，由于公司面临的审计监管相对宽松，这类公司没有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向成本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姜付秀等（2013）研究了CEO与CFO任期交错对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发现两者错开任期的时间越长，任期交错越能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但任期交错只对公司正向应计盈余管理产生抑制作用，对负向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并不显著。林永坚等（201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会对其盈余管理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总经理变更的当年企业会存在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袁知柱等（2014）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货币薪酬总额会促进应计盈余管理，但会抑制真实盈余管理，因此较高的高管激励程度会加剧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最后，股东类别及控制人性质影响企业对盈余管理方式的偏好。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相比，对企业长期的经营活动影响较少，因此内部监管较好的公司会避免真实盈余管理，增加应计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对真实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管理者采用较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采用更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因为机构投资者和一般投资者相比具有更好的专业素养，能够认识到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相比，应计盈余管理对企业的业绩影响更小。李增福等（2011）证明了国有控股企业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小，但应计盈余管理较大。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考察了机构投资者与国有控股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国有产权性质有效抑制了正向应计盈余管理，但并没有有效降低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毛洪涛和邓博夫（2015）研究了产权性质与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公司比民营企业具有更低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水平，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承担了一定的政治目标，且其承受的市场压力和融资压力均显著小于民营企业。

关于公司治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学者的研究基本围绕董事会及高管的特征展开，发现了一些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因素。Cheng（2004）的研究表明，企业薪酬委员会能够察觉到经营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并且能对经营者支付的薪酬做出相应调整。这说明设立薪酬委员会的企业，其管理者更难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胡元木等（2016）基于可操控R＆D费用视角，以2007—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技术独立董事对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独立董事能有效抑制管理层操控R＆D费用，从而间接提高了利润信息的质量。与前面的相反，也得出了一些无法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治理因素。臧秀清和韩婷婷（2017）则以2012—2014年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具体研究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如何影响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结果表明：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未能约束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他们按照所有权性质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较低。陈沉等（2016）认为，管理层具有自利行为动机，管理层薪酬激励大多依赖于经营业绩指标，管理层控制权的增加使其对公司生产活动、销售活动及成本等控制能力增加，并证实了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Ali＆Zhang（2015）研究了CEO任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实证证明了在CEO任期的早期，企业的异常酌量性费用会更高，后期则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说明CEO在上任初期会进行更多的盈余操纵。Braam et al.（2015）研究了政治关联如何影响盈余管理方式，由于政治关联公司的盈余管理一旦被查出，这家公司、经理的名声及相关政治团体和政治家的社会形象都会被损害，公司也不能再从这种关联中获取收益。而应计盈余管理更易被发现，因此对政治关联公司来说，实施应计的成本也更大，并实证证明了政治关联较强的公司会较少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更多地用真实盈余管理来代替，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式为销售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

关于公司治理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关系。Zalata＆Roberts（2015）对713个样本公司的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有更多其他公司的CEO成员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更为普遍，而当董事会中有更多的独立董事，且董事任期较长，审计委员会有更多的会议和金融专家成员时，能显著抑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富和王福胜（2015）也发现了相似的证据，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及独立董事比例会抑制线上线下的归类变更调增盈余的程度。刘宝华等（2016）考察股权激励公司的盈余管理优序决策问题。研究发现分类转移、应计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优序因高管所持权益类型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持有处于行权限制期限内的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高管第一偏好为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然后是应计盈余管理，最后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持有可行权期权和非限制性股票的高管第一偏好应计盈余管理，其次分类转移，最后选择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