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研究：外部因素影响与拓展

盈余管理与财务信息质量密切相关，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价值评估及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企业出于资本市场动机、监管动机、契约动机进行各种盈余管理活动，因此盈余管理是公司金融研究领域一个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话题。最初盈余管理相关研究焦点多集中于应计利润。基于制度运用层面的应计盈余管理，是利用改变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手段模糊或调节企业业绩的行为（Dechow＆Skinner，2008）。通过管理不直接影响现金流量的应计项目，例如递延坏账损失、改变资产减值比例、改变折旧年限与方法、资本化研发费用等会计手段，对各期的应计利润进行调整。由于反转效应的存在，本期通过应计盈余管理增加的利润将在未来某个期间转回，因此应计盈余管理不会改变公司的长期价值，但会影响利润在各期间的分布，影响投资者与监管者的短期判断。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外部审计监管与诉讼风险压缩了应计盈余管理的操控空间，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业务活动层面操控的真实盈余管理，是以管理层的意愿推动改变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的运作时点及方式，有目的地改变报告盈余，误导利益相关者相信这是在正常的经营情况下达到的财务报告盈余目标（Roychowdhury，2006）。真实盈余管理的运作方式，例如利用放宽信用条件或创造促销时机扩大销售量、进行过量生产以降低单位营业成本、减少酌量性费用支出等，这些真实盈余管理手段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量，偏离了企业最优经营策略，对企业未来价值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传统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在空间有限、未来价值受损等不足，企业逐渐转向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不改变公司的净利润，通过改变损益业务在利润表各项目的归属分类，如将营业活动的费用归入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入的盈利归入营业收入，从而实现夸大核心盈余的目的。这种将报表项目错误分类的盈余管理手段，不影响公司未来的业绩，成本低于真实盈余管理；同时不改变净利润与现金流，隐蔽性高于应计盈余管理，不容易引起投资者、审计师和监管者的关注。Mc Vay（2006）开创性地构建计量模型，在大样本数据下考察北美等国家上市公司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存在证据，发现了管理层存在“有意”将部分“核心费用”项目（如管理费用、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等）错误归类至“特殊损失项目”的行为。国内学者张子余和张天西（2012）借鉴Mc Vay（2006）采用的模型，发现某类特殊微利公司为满足配股再融资的规定，存在将利润表中的某些“核心费用”错误归类到“营业外支出”项目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然而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尚未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式、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

影响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公司内部环境和内部治理因素，公司外部环境和外部治理因素。现有研究已经在内部环境和内部治理影响因素方面得到了一些结论，发现当董事会中有更多的独立董事，且董事任期较长，审计委员会有更多的金融专家成员和会议时，能显著抑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Zalata＆Roberts，2015；程富和王福胜，2015），刘宝华等（2016）研究发现持有处于行权限制期限内的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高管偏好分类转移，Abernathy et al.（2014）认为财务健康状况较差的企业、财务弹性较小的企业、市场占有率较低的企业实施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可能性更大。关于公司外部环境和外部治理因素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涉及审计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及分析师跟进等方面。Behn et al.（2013）研究发现，金融分析师的跟进能显著抑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Abernathy et al.（2014）认为审计质量会抑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机构投资者会抑制真实盈余管理，因此这两者都会增加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可见，外部环境及外部因素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公司外部环境的不完善或者制度层面的缺陷会导致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得不到有效发挥，而且我国的政策制度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及时总结政策制度对公司层面的治理效应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与现有学者主要从公司内部治理或企业特征研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不同，本书主要从政策制度层面研究卖空机制的推出，以及反腐新政的开展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融资融券机制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一环，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卖空机制能有效约束经理人行为、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从而优化企业的财务决策，有利于公司层面的资源有效配置（Massa et al.，2015）。我国自2010年3月31日开始引入融资融券制度，首批有90家证券进入标的，随后又进行了4次扩容，和若干次小范围调整，截至2015年年底，保留891家融资融券标的。我国融资融券交易的启动与扩容，为直接检验融资融券治理效应提供了契机。在融资融券的公司治理效应方面，我国学者从现金价值、投融资决策、盈余管理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侯青川等（2016）指出，卖空机制的推行能够有效威慑大股东掏空公司利益的行为，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效率，从而增加公司的现金价值。陈晖丽和刘峰（2014）首次基于我国资本市场考察融资融券对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的推行不仅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对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而顾琪和陆蓉（2016）认为，融券卖空量越大，卖空机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效果越显著。贺学会等（2016）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对不同类型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存在差异。因此，针对卖空与盈余管理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卖空机制对管理层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方面，尚未有研究考察卖空机制对管理层以提高核心利润为目的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影响，这一点值得关注。(www.xing528.com)

腐败会影响公司治理。一方面腐败恶化了企业的代理问题，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基于自利动机进行贪腐及与政商勾结等行为，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法律与政治风险，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腐败加剧了企业管理层的道德风险。越腐败的人越有机会或动机去攫取公司管理层的职位，品德不良的人占据公司领导地位，公司治理自然面临更大挑战。腐败弱化了公司治理并滋生不良的企业文化，导致企业更容易从事会计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公司内部人会主动进行会计操纵来掩盖严重的腐败或政商勾结。更严重的是，腐败形成的保护伞会放纵或者纵容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2012年11月，在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我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活动，包括强化中央巡视、执行“八项规定”、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举措，依法严惩党政公职人员的腐败腐化行为。反腐新政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的研究发现，在党的十八大后，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质量明显提升，同时应计盈余管理的情况显著减少。那么，反腐新政作为公司外部治理的一种机制，对更隐蔽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反腐新政与公司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

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及银行债权人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投资者与债权人不能获得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则会导致其对股票错误定价或信贷决策的失误，进而导致金融市场的低效率。利润中的核心盈余是投资者及银行评估公司价值的主要依据，公司有动机为提高形象而操纵核心盈余，收入或费用的归类变更是公司虚增核心盈余的主要途径，已有文献认为，为应对投资者和分析师的预期，公司偏好以归类变更方式虚增核心盈余（Mc Vay，2006；Barua et al.，2010；Fan et al.，2010；Haw et al.，2011）。公司采用归类变更操纵核心盈余的行为又会降低核心盈余持续性，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损失。因此，研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对股票定价的影响，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检验投资者与债权人能否察觉归类变更，对于合理评价公司价值、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上市公司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存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有哪些表现方式？除影响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基本因素外，融资融券、反腐新政等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推出是否会影响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是否会产生投资者的错误定价？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是否误导了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这些都是值得探究并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