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中贫富分化问题的加剧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获得了较快增长。但在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问题正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2011年为0.477,20年上升1.69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将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在内,中国的城乡收入比实际已经达到了6∶1,同时地区间差距扩大。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职工收入拉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远高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42]。目前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将危害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在我国贫富分化加剧这一背景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传统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支持这一观点的著名假说为Kaldor假说。Kaldor假说认为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穷人。与收入分布较为平均的经济体相比,收入分布趋向两极分化的经济体因此会将收入更大比例地用于储蓄,如果GDP增长率与国家储蓄率有直接正向的关联,那么收入分布较不平均的经济体必然经济增长会更快。

支持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观点,认为由于激励作用,会在生产效率和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一种互斥关系,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首先是由James Mirrlees率先提出的,假定工人的工资都相等,与个人的产出无关,那么可以推断工人会变得懒散不努力,因此降低生产效率[76]。另一方面,假定工人是风险规避型的,在工作实际产出的成果不确定性较强时,出于保险的考虑,如果报酬对产出业绩过于敏感,对生产效率也是有害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设定一定收入差距会对经济体中的行为人产生激励效应,从而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收入差距通过激励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这一观点很直观易懂。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事实上目的就是打破当时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局面,同时区别“公平”与“平均”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表明了中央“效率”与“公平”兼顾,“效率优先”的态度[68]。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与配套的支持政策,目的都是为了鼓励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与流动。事实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得到支持后也确实不孚众望迅速发展。不仅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对非公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的支持政策也鼓励一部分居民积极创业或投资,对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和全国经济增长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77]。(www.xing528.com)

但大量国家发展事实及实证结果却与传统的观点并不一致,如20世纪60年代初,人均GDP、人均投资、平均储蓄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相似的菲律宾和韩国,它们的收入差距程度不一样。事实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韩国在之后的30年经济发展非常快,产出翻了近5番,但是收入差距程度较大的菲律宾总产出只接近于翻了一倍[78]。Nurkse提出“贫困陷阱”,认为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而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落后之中难以摆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只能迫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所谓的激励作用无法生效[79]。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加大将加剧贫富分化,阻碍经济的发展。

本书无法从理论上推导出对中国而言,是贫富分化的激励作用更大还是说贫困陷阱更为严峻,将促进经济增长抑或阻碍经济增长,有待实证研究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