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时代性与视角性──关于东亚经济崛起背后儒家文化的探讨

与上述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不同,有些学者另辟蹊径,尝试从文化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作为一群松散元素的集合,文化的内涵因时代的不同、研究目的差异以及视角的缘故而时时改变。英国人类学、文化学家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文化因素深入了各个角落,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45]。在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方面,史学家兰德斯[46]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认为一些价值观,比如说节约、诚实、忍耐、努力工作等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说:“如果我们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是文化造就了这种非凡的业绩。”

有些学者把东亚经济的起飞归纳为一个共同因素:中国儒家文化。亨廷顿[48]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优越,儒家文化的优越在于强调勤奋、节俭、集体主义、重视信义、尊重知识、家庭责任感,而西方文化的颓废体现在自我放纵、个人主义、犯罪、不尊重权威。儒家文化成为经济崛起的推动力。克鲁格曼[49]也说:“马克斯·韦伯用‘新教教义’解释西北欧的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和崇尚教育的‘儒家思想’就是亚洲经济成功的共同主题。”霍夫纳[50]认为文化中的价值元素有助于经济增长,他通过对东亚的实证检验发现,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对同伴的信任更显著,而这一特性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传统经济学家不太喜欢将文化这一变量引入经济增长中去,因为他们认为文化这个概念过于宽泛,而且没有办法量化。但除了量化一个事物来衡量其贡献度,还可以通过对比方法。琼斯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认为,要反映文化的力量,我们可以对不同的经济体进行对比,而对经济体的对比则是不难的[47]。(www.xing528.com)

综观中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其理论模型往往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假设所有的投入都是有效率的,所有的产出都有收益,存在过分追求数字化的倾向,对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要素投入是否值得、对经济收益是否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过量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代价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计算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贡献时,往往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忽略了经济增长绩效中的“代价”,社会代价、伦理代价和制度代价等不但未被计入成本,反而被计算为收益。虽然“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到了代价问题,但它是一种理念而不是完整的理论,它与增长理论二者间是割裂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