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道格拉斯·诺斯[44]等人把制度创新引入经济增长研究领域,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

西蒙·库兹涅茨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与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8]库兹涅茨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各种经济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技术进步仅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如何调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便成为更迫切的问题。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经济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带来人口结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调整。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处理成内生变量,创建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主张制度决定论,这一观点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创新起着决定作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成本和收益的界定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因此,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过程,就是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www.xing528.com)

刘易斯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共同作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间接原因,而经济制度是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32]。刘易斯的贡献在于:首先,他明确了制度的范围,强调制度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其次,他界定了制度的功能。最后,他研究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问题,发现制度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在不同环境下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并非始终一致。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并且其紧密程度如何;制度是否为专业化和贸易提供可行范围,并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事实上,制度并非万能,它只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忽视制度这个基本因素固然是不对的,但抛开其他因素过度强调制度因素,将会走入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