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否需要付出代价？

自18世纪末英国工业化运动掀开近代经济增长浪潮以来,以英、美、日、德为代表的国家依次出现了不同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分别获得了各自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以及财富的快速积累[6]。如1801—1851年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5.6%,1851—1901年间增长213.9%;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抓住机会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强大的国家;而二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的增长时期,被称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7]。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多年来保持平均10%左右的GDP增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增长奇迹”。

纵观各国一系列高速经济增长进程,针对其增长的源泉和条件不同,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但不可否认,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城市人口密集、生活质量下降等严重的环境及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促使他们开始思考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及社会压力[3,8－10]。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一度认为,只要知识不断产生,技术随之不断进步,经济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增长,似乎经济增长是没有代价和极限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却对这种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似乎带来一些难以解释的消极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于是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流行一种主张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必须停止增长,才能使人类避免灾难的思潮。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E.J.Mishan,J.Forresters以及D.H.Meadows等,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经济增长的代价»[5]、«世界动态»[11]以及«增长的极限»[12],这三本著作探讨了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极限问题,引发了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思考。其中Meadows等人的«增长的极限»、Mishan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影响甚为深远,现在看来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Meadows等人提出“经济增长极限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有五个因素: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下去,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一时点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12],为避免世界经济的崩溃,就要采取措施,建立一个持续的生态平衡环境,控制经济发展,实行“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极限论”认为,人类生存的地球具有极限性,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都关系到全球命运和人类前途,为此不惜放弃经济增长来建立自然、经济及社会的平衡关系。Meadows提出的人口增长、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并且从量化的角度去分析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一观点推行的零经济增长,提倡停止技术进步,将带来比经济增长更为严重的恶性后果,堪比饮鸩止渴,被其他学者认为是消极和悲观的。(www.xing528.com)

与Meadows等人的“经济增长极限论”不同,英国经济学家Mishan并没有全面否认经济增长,而是将关注点落在经济增长的代价方面,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和文化代价太大[5]。Mishan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代价»因提倡社会福利建设而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的走向,被认为是福利经济学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在这本著作中,Mishan认为,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产品的增加而非社会成员幸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失去的幸福太多了,因此,即使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也是不可取的。Mishan从人的全面需求以及社会幸福的角度就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首先,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人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事物,如无忧无虑的闲暇、田园式的享受、清新的空气等。其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享受的增加。但物质财富的享受不是人类快乐的唯一源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并不把物质享受作为唯一的目标。最后,人对幸福的理解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因此,经济增长尽管增加了个人收入的绝对量,却并不一定能提高他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以及幸福感,自然也就并不会给他带来幸福。从Mishan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Mishan是个反传统经济学家,他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一些观点,如“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生活水准的提高”等。

在传统经济研究视野中,认为经济理性是基础,经济增长是必然。而以Meadows,Misha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一个社会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理性,否则必然走向反人道,经济的增长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背面是沉重的社会代价[5,11]。我们既不能因为经济的负面效应而扼杀增长,也不能一味地追求增长而放弃社会福祉,应该将视线转向与经济增长相关的自然、社会领域,在经济增长、生态稳定、资源可持续、社会发展等之间寻找平衡点[13]。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出现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环境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一系列研究成果[14－16],但从社会发展角度去研究经济增长及其社会代价关系研究的成果较少。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仅仅考虑了资本、劳动力、知识创新等正向影响要素,却很少考虑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治安恶化等负向因素对其的影响,以上都可以看作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代价,基于此,本书提出基于社会代价视角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