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

第一编是《国富论》的精华，原著共有十一章，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分工问题；第二部分讨论货币和商品的价值（价格）；第三部分是分配理论，谈论劳动生产物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本编的结构大致是：分工—货币—价值—价值分解。第一编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力的提升及生产物的分配。具体说就是，在任何一门手艺里只要采用了分工，劳动生产力都会成比例地增长；劳动产品最终的分配结果为三项，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总是与生产力的提高密不可分的。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经历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财富的快速增长。由于生产力提高所引起的财富增长速度可以说是几何级的，人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所创造的财富比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还要多。可见，劳动生产力对于财富的增长是多么的重要。亚当·斯密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正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因此第一编内容就是围绕着劳动生产力这一核心展开的。

劳动分工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开宗明义地说：“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增加，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者的赞赏之情贯穿全书，可见他对分工问题的重视。

在亚当·斯密之前，不乏学者对分工问题有过各种各样的论述，甚至早在古希腊，分工思想就已经出现，但是从来没有人像亚当·斯密这样，给予“分工”问题如此高的重视。

在亚当·斯密眼中，“分工”犹如一根魔杖，可以神奇地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效率。就让我们从一个“扣针制造业”的具体例子，来看看它到底有多么的神奇吧！

亚当·斯密曾亲自参观过扣针工厂，在那里他观察到：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者，无论如何努力，一天也生产不了20枚扣针。但有了分工之后，经过前后十八道工序，在亚当·斯密考察的工场中，每人每天就可以生产4.8万枚扣针，多么大的差别啊！“分工”的魔杖是如此神奇，经它轻轻一点，劳动生产效率便如此快速地提升。

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在劳动生产力能够发挥作用的任何地方都能体现出来的熟练技能和精确的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分工的效果，我们可以看看亚当·斯密关于制针工厂的例子。

在制造大头针的过程中，很多人被分成了不同的工种，他们专门从事自己的业务，其产量比某个人单独从事这一行业要多出几十倍。其实与制针行业相似的产业有很多，它们采用分工之后产出量同样是成倍地提高，换言之，只要采用了分工，在任何一门手艺里，分工都会使劳动生产力成比例地增长。

当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国家，分工状况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些行业的发达程度乃至这些国家的富裕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农业就不像制造业那样有很精细的分工，各种工作彼此间也不像制造业那样完全分立。木匠和铁匠可以完全分开，但农民和牧民的工作却很难完全独立。

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这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不可能实行制造业那样完全的分工”的原因。尽管不同的国家如英格兰的谷地比法国的耕种得更好，而法国的据说比波兰的要好，但它们的谷物质量却相同，所以价格也基本相同。而对于五金器具这种制造业而言，英格兰却远优

于法国，因此，即使是同一质

量的物品，英格兰的价格也要

低廉得多。

为什么分工能够让劳动

生产力提高呢？第一，分工把

每个人的工作简化到只从事一

种简单的操作，而且把这一操

作变成他终身唯一的职业，这

样就必然极大地提高他的熟练

程度。第二，分工节约了原先

一个人做多种工作时由一个工

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所花费的

时间。比如，一个人既从事纺

织，又耕种一个农场，当他从

纺机转移到农田，或者从农田

转移到纺机，期间要丧失很多

时间。第三，分工有利于机械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机器大生产的普遍开始，欧洲就已经有了发达的纺织业，并且带动了洗涤业。进入19世纪，第一批手动洗衣机开始出现，这种洗衣机可以洗涤和甩干衣服。第一台电动洗衣机是1901年问世的，由费希尔设计，它利用一个转动的大桶，把衣服和肥皂放在里面。洗衣机的普及是在电力供应进入千家万户之后才逐渐开始的。洗衣工厂的广泛分布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图为19世纪欧洲洗衣厂的状况。那里堆放着从被套到毛毯各种衣物和床上用品，受雇的黑人女工们正忙着洗烫。国际洗涤行业协会收藏有当时工人们所用的木炭熨斗。

的发明。亚当·斯密说：“蒸汽机自最初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是由一个贪玩的孩子这样发现的。”同时，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家或思想家也像其他职业一样，通过行业的划分节约了时间，从而能完成更多的工作。总之，分工减少了个体活动的种类，因而提高了个体所从事活动的频率，使知识积累加快，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产出量的增加，即生产力的提高。

亚当·斯密以非凡的见解深刻地剖析了人性中利己和利他的双面性，而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才导致分工等各种市场机制的产生。

交换倾向正是人性中的一面，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倾向，因为“没有谁见过一只狗用一根骨头和另一只狗公平而又慎重地交换另一根骨头”，当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时，除了向人或动物提供好感之外，没有其他的说服手段。而人类不同，尽管人也可以使用某种卑躬屈膝的姿态来博取同情，但他不会每次都这么做，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各种帮助的；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都是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晚餐一样，它们并不是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切。

正如通过交易或购买，我们彼此能获得我们所需的绝大部分资助一样，分工最初也是从这种相同的交换倾向中产生的。例如有人擅长建房，有人擅长制革，有人擅长制造工具，等等。各种不同的人都有着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并能够更快更多地生产出产品，并以自己消费不了的部分拿出去进行交换，从而导致了分工的产生。

我们有时会梦想成为医生、教师、科学家等，很多人会将其归因于天赋的差异，而事实上不同的人在天赋上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一个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起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比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更多是由于习惯和教育产生的。而正是由于人在不同的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才能，他们才能生产不同的产品，通过互通有无和交换，每个人都可能买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才能生产的任何产品。

而这种交换倾向的产生，同时又加速了分工的形成。

亚当·斯密的贡献，绝不仅在于生动而明晰地描述了“分工”的神奇，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分工受市场限制”的著名论点。这在当时是一种创见，而且亚当·斯密也为自己的这一见解而深感自豪。交换的范围，或者说市场的范围，会制约分工的程度，这一思想非常重要。它不仅成为后来各个国家废除内贸关税和降低国际贸易关税的依据，也为后来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产生是由于交换引起的，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很多产业，即使是很低级的一种，也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搬运工在其他地方就很难找到工作维持生活，一个村庄或一个普通的集市，很难满足这样一个固定的职业。亚当·斯密的故乡苏格兰便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对比发达地区的工业之后，他更能深刻地理解市场对于分工的限制。在散布于苏格兰高地的一些荒凉的农村，每个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成为屠夫或面包师，很难期望能找到一个铁匠或木匠的职位；而在一个富裕的国家或地区，人们会叫来各种工人干各种活。

水运的出现，为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正是在海岸和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而然地开始分工，并得到改进。水运对于市场的作用，亚当·斯密的感触是非常深的，他亲眼目睹了水运给他的故乡带来的变化，并认为正是由于水运的好处如此之大，所以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自然会出现在这些地区，然后才逐步推广到一国的内陆地区，而该国的市场范围也必然在长期内与该国的富裕程度呈一定的比例。

已知的可靠记载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最早开化的国家或地区大多都是沿海地区或者拥有通航的河道，比如西亚的两河流域、古巴比伦地区、尼罗河地区的埃及、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黄河流域的地区等。相反，非洲、鞑靼、西伯利亚、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等内陆地区则很落后。亚当·斯密通过观察和总结，清晰地向人们论述了水运对于市场的重要性，也为欧洲诸国以后对外扩张海外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分工确立之后，人们就开始依靠交换来生活，而随着交换过程的逐渐深入，简单的物物交易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要求，于是货币便应运而生了。

最初的货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很难考究的，但通过一些形象的事例可以使我们对此形成清晰的理解。比如，当屠夫有足够的肉，而面包师有足够的面包，尽管他们都具备交换能力，但麻烦却出现了，因为他们有一方并不需要对方的产品。此时，他们之间无法交易。为了避免这种不方便，人们必须随时随地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而这种商品是所有人都不会拒绝接受的，这便是最初的货币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有很多商品曾先后被用来达到这个目的，比如，牲畜、贝壳、盐、烟草、糖、皮革和铁钉等。然而，在所有的国家，人们似乎最后都决定选用金属来完成这种职能，比如，铁、铜、金和银等，这是因为金属更加耐久而且可分。

1 806年，荷兰将首

都迁到阿姆斯特丹，但王

室、议会、首相府、中央

各部和外交使团仍留在海

牙。阿姆斯特丹位于艾瑟

尔湖西南岸，阿姆斯特尔

河从市内流过，从而使该

城市成为欧洲内陆水运的

交汇点。全市桥梁交错，

河渠纵横。过去，城市的

建筑几乎均以涂了黑柏油

的木桩打基，以防沉陷。

王宫的地基使用了13659

根木桩。阿姆斯特丹人居水上、水入城中，人水相依，景自天成。16世纪末，阿姆斯特丹已成为重要的港口和贸易都市，并曾于17世纪一度成为世界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货币的规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使用纸币等信用货币来作为法定货币，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据亚当·斯密考证，最初使用的金属都是没有印记条块的，但这种成条的金属有很大的不便：一是称量的困难；二是化验的困难。贵金属数量上的微小差异会造成价值上的重大差异；而化验的难度则更大，人们在铸币过程中掺杂了一些其他金属，普通人也很难辨别。这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铸币机构来行使这一职责。

最初在这种流通金属上加盖官印，就是为了确保金属的质量和纯度。

亚当·斯密在列举英格兰、法国、苏格兰等国家铸币的形成历程中，还表达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即“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由于君主的贪婪和不公，他们辜负了自己臣民对他们的信任，逐渐减少了他们铸币中的原来含有的金属的数量”。这使得债权人实际上被剥夺了应收账款的一部分，而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减少它对于公众的负债。亚当·斯密的这一论述可以说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最早原形，也是关于通货膨胀危害的最早表述。

怎样深入挖掘和理解劳动分工理论斯密的分工理论不仅是斯密研究各项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当今经济学界、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实践者们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深入地挖掘和理解亚当·斯密劳动分工思想，便于我们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部分，即劳动和分工。

关于劳动学说，从解析斯密原作角度提炼出的斯密的劳动观点是：劳动能够创造财富。如亚当·斯密所说：“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吧，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其实他在这里从语言表达上并没有直接讲出劳动能够创造财富，而是讲劳动能够制造出极为丰富的商品，很大部分是讨论劳动分工的课题，只是后人将其引申为创造财富。

关于分工学说，我们可以从《国富论》原著中解析它更为深刻的含义。

第一，亚当·斯密肯定了分工的作用，即分工可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分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操作熟练程度；分工可以强化劳动者的技能；分工可以增强劳动者的判断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这是作者论分工开篇的第一段话，一上来就亮明了自己对分工作用的观点。后人利用这个观点中的第一点、第二点和第三点非常多，最为推崇的就是第一点：“分工可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分工可以增强劳动者的判断力”同样重要，因为这句话深入地阐述了关于劳动生产力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劳动生产力，是指具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其实亚当·斯密已经罗列出这些因素，如劳动者熟练程度、劳动技能和判断能力。这些应该是原本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只是他没有对它们之间作用关系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

劳动者整体劳动素质程度决定劳动生产力程度，劳动者整体素质越高，劳动生产力越高；劳动者整体素质越低，劳动生产力越低。那么由谁来决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呢？亚当·斯密同样也没有解释。但是，我们能够推断出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劳动技能和判断能力是劳动者整体素质的体现，这三方面都因分工作用得以强化和提升。

第二，亚当·斯密研究分工，他利用的媒介是个别代表性小型企业，他说：“为使读者易于理解社会一般业务分工所产生的结果，我现在来讨论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他的本意是让人们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个别制造业的分工剖析，能够理解社会的一般性分工现象。他认为小型制造业分工最完备，因为它场地小、人员少，让观察者能够一览无余。相比之下，大型制造业给观察者的感觉是分工不完备，因为它人员多、部门多、场地大，使得观察者不能看到全部，所以感到部门和岗位划分不明显。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亚当·斯密才会从最简单和最小型的企业入手，论证了分工有四点作用的观点。

第三，《国富论》原著包含着亚当·斯密微观经济中企业分工原理。

它包括因分工而需要对劳动者进行的技术培训；分工可以使某种产品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机械设备的发明、制造和使用所带来的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分工可以导致企业内部划分出不同专门职业的部门。为了证明他的微观经济中企业分工原理，亚当·斯密说：“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绝无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

第四，亚当·斯密从微观经济的企业分析进入了中观经济的和宏观经济的行业与国家分析，他认为，一是劳动分工可以导致社会各类行业的成立和行业划分。二是国家行业分工程度决定这个国家产业发达程度；国家行业分工程度决定这个国家劳动生产力发达程度。三是落后社会分工是不发达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是发达的；劳动分工是促进社会发达的原动力。亚当·斯密说：“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

第五，分工导致制造产业先进于农业产业，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进步社会农民与制造者的分工是比较充分的，但农业分工程度不如制造业分工程度；二是一个富裕国家的制造产业可以优先于农业产业发展；三是在富裕国家农业产业由于分工程度低造成农业生产投入大，产出小的问题；四是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由于农业产业分工程度基本一致，所以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所生产的农产品价格是基本一样的；五是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由于制造产业分工程度差异很大，再加上气候环境也不同，所以工业产品价格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更具竞争力。

针对上述观点，亚当·斯密的

根据是：“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由许多劳动者担任。试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平或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各部门所使用的不同技艺是那么多啊！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各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在历史上，海盗的起源可谓源

远流长。最早的海盗记录出现在公元前1350年，这被记载在一块黏土碑文上。在这期间，腓尼基人和其后的迦太基人都是优秀的航海家，其造船术和航海术遥遥领先于地中海的其他民族——当然，他们也是当时地中海横行无忌的海盗，打劫商船、掠夺城镇。在1691年至1723年这段时间，被称之为30年的海盗“黄金时代”，成千上万的海盗活动在商业航线上，这个时代的结束以巴沙洛缪·罗伯茨的死为标志。图为古代海盗。

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富国的土地，一般都耕耘得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也比较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土地面积与肥沃的比例来说也较多；但是，这样较大的生产量，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过所花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至少不像制造业方面一般情况那样大得多。所以，如果品质同样优良，富国小麦在市场上的售价，未必都比贫国低廉。就富裕和进步的程度说，法国远胜于波兰，但波兰小麦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小麦同样低廉。与英格兰比较，论富裕，论进步，法国可能要逊一筹，但法国产的小麦，其品质之优良完全和英格兰小麦相同，而且在大多数年头，两者的价格也大致相同。可是，英格兰的麦田耕种得比法国好，而法国的麦田，据说耕种得比波兰好得多。贫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优良及售价低廉方面，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贫国在制造业上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在富国土壤气候位置适宜于这类制造业的场合，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罗马人就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对付科西嘉和撒勒岛上的海盗，虽然海盗活动的势头受到压制，但是威胁仍然存在。散布在伊利里亚海岸的众多小岛，竟然是那些抢劫过往船只的“野蛮民族”的老巢。他们擅长造船，经常骚扰意大利海岸。女王特塔的王国成了一个正镇的“掠夺者的国家”，不断给罗马帝国制造麻烦。直至公元前219年罗马出兵，才结束了她的统治。但是受到部分贪图利益的商人的影响，海盗活动并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打击，反而有了反弹的势头。在海盗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下，罗马帝国终于忍无可忍，由庞培将军率战船5000艘、士兵12万出征地中海，摧毁了海盗的老窝，让地中海暂时恢复了一段时期的平静。

法国绸之所以比英国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织绸业，至少在今日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更适合于法国气候，而不十分适合于英国气候。但英国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而且品质同样优良的英国货品，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得多。据说，波兰除了少数立国所需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映射到了国家不同产业发达程度的分析，这里的观点可以使我们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工业要比农业发展快的原因，贫穷国家为什么贫穷而富裕国家为什么富裕的道理，还有农产品价格穷国具有竞争力而工业产品富国具有竞争力的原因。

第六，劳动分工导致商品剩余和商品交换。亚当·斯密认为，一方面，劳动分工是产生剩余商品的根源；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产生商品交换，而且社会各阶级实现富裕的原因是，所有人都能提供自己的剩余产品来进入交换的结果。他说：“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着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这个观点是“劳动剩余学说”和“商品交换学说”的第一次诞生，其他任何对于这两个方面的相近的也好，背离的也好所产生的观点，都是从这里引发的。

第七，社会分工既然重要，劳动合作同样重要，社会既需要分工，也需要合作。亚当·斯密说：“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到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微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实际上这里体现的亚当·斯密的哲学思想，事物的对立和统一，分工与合作既是相互对立的，也是相互统一的。另外，劳动合作的思想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对各个企业之间相关性、各个产业之间相关性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之上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对企业讲叫做生产价值链，对产业讲就是行业价值链。

商品的价值和它的货币表现

有了分工，有了人的交换倾向，那么，商品交换的价值该如何确定呢？《国富论》原著第一编的第五、六、七章讨论商品的价值和它的货币表现（价格），这一部分实际上包含了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以及一个初具雏形的市场结构理论。

应该指出的是，“价值理论”在《国富论》所占的比重有限，亚当·斯密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推敲，也远较第一部分逊色。此外，这一部分的内容有些含混之处，很多持不同观点的后起的经济学家都声称，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支撑。

现在，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你都会看到效用理论，你都需要学习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由帕累托发展起来的序数效用概念，是西方经济学中当之无愧的现代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效用理论是和边际效用概念伴生的，如果没有它们，现代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给需求曲线就都无法找到合理的依据。

不过，这些理论成就都与对一个“价值悖论”的解决有关系。《国富论》原著在正式进入价值讨论之前的第四章末尾，就提到这个悖论。简单来说，这个悖论就是：“钻石”和“水”，到底哪一个更有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需要注意这里“价值”一词的两个不同含义。它有时指的是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指的是取得它需要付出的“购买力”。前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叫做“使用价值”，后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却可能没有什么“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呢，有时候却只有很小的“使用价值”。比如，“水”有很强的“使用价值”，但很多时候却分文不值；而“钻石”几乎没有“使用价值”，却常常费用高昂。

亚当·斯密提出自己要寻找的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呢？他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亚当·斯密认为，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比如人的一步、人手的一握或两臂的合抱，都不能作为测定其他物品数量的正确的尺度。物品通常在交换时，所需要支付的金银（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还是金本位时代，市场上流通的还不是现在这样的纸币），它们本身的价值就是在不断变动的，因此，也绝不能充当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13世纪以前，英国通用的铸币主要是便士，后来实行了银本位制，进一步发展了银币。在银本位制下，以1磅白银为基础的英镑一直流通到1816年英国进入金本位制时期。发行1镑金币始于1489年（亨利二世时期），在金本位制下，货币直接与黄金价格挂钩，银行票据都可以兑换黄金。金币和银币在英国流通了好几百年。

自1762年开始，银币面额有1、2、3、4、6便士，1、2先令（也称福林，FLORIN）、4先令、2先令6便士（也称二分之一克朗，HALF CROWN）和5先令（也称1克朗）。铜币有1法新（FARTHING）、二分之一、1、3便士。自1947年以后，不再发行银质铸币而改为镍质。各种铸币正面均铸有当时朝代的国王头像，如1837年至1901年铸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1901年至1910年铸有爱德华七世头像，1910年至1936年铸有乔治五世头像，1936年至1952年铸有乔治六世头像，自1952年开始铸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头像。1970年进行了币制改革，在改革前进位制是4法新等于1便士；12便士等于1先令；2先令等于1福林；5先令等于1克朗；20先令等于1镑。1970年改革后，进位制是1镑等于100便士。图为2便士，背面图案是威尔士王子勋章，三根鸵鸟羽毛插在冠状头饰上。在查理一世时期，此图案出现在银币1便士、半便上的背面。

劳动却另当别论。”他认为，等量的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有着同等的价值。所以，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也就是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实际上就是获取它的辛苦和麻烦。假如你捕获两头鹿需要的劳动，等于我捕猎一头海狸需要的劳动，那么，一只海狸的价值，就等于两头鹿的价值。亚当·斯密没有提出“社会劳动”的概念，但是他也指出，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商品的价值通常却不是由劳动来估定的。而且，不同劳动的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大为不同。

捕杀狍子的劳动和给田地锄草的劳动之间，也是不大容易确定交换比例的。不过，亚当·斯密乐观地认为，人们在市场上“议价”，大体都可以做到“两不相欠”。这样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不过，亚当·斯密接着马上又意识到这样一个概念，这就是“等量劳动”。尽管对于劳动者本人，常有等量价值，但在雇佣劳动的人看来，它的价值就和其他的一切商品一样，也是时高时低、变动不拘的。这样一来，劳动这个“准确尺度”，也变得不再准确了。因此，他认为，“劳动价值论”只适应人类社会初期的野蛮阶段。只有在那时候，劳动的全部生产品都属于劳动者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在亚当·斯密眼里，“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亚当·斯密宣称，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劳动价值论”也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亚当·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只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样，亚当·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

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亚当·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

亚当·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亚当·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亚当·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以及古典学派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产品、商品、劳动价格的生产成本理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原理》中傲慢地断言：“令人开心的是，价值规律没有什么留待当今和以后的学者们来整理的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了。”但与此同时，他们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囚徒。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英国停滞了。

边际效用革命拯救了这门垂死的科学。在19世纪70年代，三位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并领导了“新古典主义”的边际革命。这一思想的出现，才真正称得上使传统的“价值悖论”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商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及其相对边际效用决定。这一思想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一环，迄今还是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

不过，在此之前，与亚当·斯密同时，法国学者孔狄亚克却对此发表了一番超脱他所处时代的言论。孔狄亚克是一个走在时代更前面的人。

孔狄亚克（ 1 7 1 5

年－1780年），18世纪

法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之一，对洛克经验论在法

国的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尽管他的哲学思想

具有不彻底的特点，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的思想构成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哲学

著作有《人类知识起源

论》《体系论》和《感觉

论》等。他深受洛克经验

论的影响，他的哲学贡

献主要在于对17世纪唯

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和

对洛克经验论的发展和完

善，这些工作对法国唯物

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

极的作用。

孔狄亚克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他60岁的时候，发表了一本纯经济学著作《论商业和政府》。这本经济学著作，却在价值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而且是超前的贡献。

孔狄亚克在该书中提出，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因此，一开始就使他之前的重农主义者相形见绌。在孔狄亚克的眼中，价值本身被看做是以有用性为基础的，而且这种有用性已经被剔除了它的通俗的含义，不再是一种与纯粹的使用价值相联系的物质因素，而是一种和商品与人的需求相符合的东西。“价值不是物质的属性，而是我们对它的有用性的感觉，而这种有用性是与我们的需求相对的。它是随着我们的需求的增减而增减的。”

不仅如此，孔狄亚克还清醒地觉察到，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对这种“有用性”，也就是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他凭借自己卓越的判断力，抓住了两者间的联系，提出数量对价值的影响，仅仅随着它对有用性的作用是加强还是减弱需求而变化。“既然物品的价值以需要为基础，当然一种较为迫切的需要就赋予物品较大的价值，一种不很迫切的需求就赋予物品较低的价值。价格随着供应稀少而上升，随着充裕而下降。在十分充裕的情况下，价值甚至会完全消失，因为过多的商品如果没有人需要，就会毫无价值。”在这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被融为一体了。

从对“价值”的这种理解出发，孔狄亚克又进一步推断出了对“交换”的更加深入的理解。倘若价值就是对需求的满足，那么，交换实际上联结着的是买卖双方的需求，在满足双方需求的同时，交换还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因为在交换时，买卖双方都是拿出自己认为较小的价值去换取较大的价值。这种做法是互利的，双方都有收获，都是以少换多。否则的话，交换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已经很容易接受。不过在他生活的年代，盛名犹在的重农主义者的说法是：“交换是等价的。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或者至少一方的获益只能抵消另一方的损失。”这显然是绝对荒谬的。

此外，孔狄亚克的《论商业和政府》，在价值问题上，无论是在逻辑的清晰性还是在科学性上，显然都是大大超过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如果被亚当·斯密用来继续分析“分工”的得益，将会让“分工”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再插上一只翅膀。可惜的是，《论商业和政府》也是在1776年出版的。时兮，运兮？此时，《国富论》已发表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

在对“价值理论”的探讨中，亚当·斯密也注意到了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得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所谓“自然价格”，就是刚好能够补偿“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价格。每一种商品的供给数量，处于正好能在自然价格下“满足有效需求”的情况下，就必须支付这个价格。各种意外事件，都会让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上下波动，但是“自然价格”是一个恒定的中心。

在讨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时，实际上，这一章已经蕴涵了现代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的雏形。

亚当·斯密没有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就实质而言，乃是一种长期价格。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在这里详细分析“竞争机制”如何让商品的价格趋于“成本最低”。亚当·斯密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市场上存在的“垄断问题”，而且对之可谓深恶痛绝。虽然信仰市场，但亚当·斯密绝不是商人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者，相反，他们是亚当·斯密心目中对“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坏者。他断言，垄断价格总是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自由竞争价格最终总是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定理。当然，亚当·斯密并没有对这个定理给出有效的，更别说是严格的证明。甚至亚当·斯密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要令人满意地证明这一定理，是非常困难的。

亚当·斯密在这一章提出的均衡理论虽然还很浅薄，但却是他所提出来的最优秀的经济理论。而且这一部分理论实际上预示了萨伊定律，并通过萨伊的著作，预示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在现代市场结构理论出现之前，在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没有系统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之前，人们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对亚当·斯密均衡理论的改进，经济理论才获得进展。

怎样正确理解“亚当·斯密之谜”

所谓“亚当·斯密之谜”，其实是后人概括的。亚当·斯密在生前没有完全破解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但后人据他的论述，却打开了对这些现象的思维空间。正确理解这些现象，对现代人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亚当·斯密之谜”有两个，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 亚当·斯密注意到，有些东西，譬如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对人生存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却很低；而另外诸如钻石虽属奢侈品，使用价值并不高，但价格却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谜”，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已经破解，答案就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边际效用”。理清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关系，人们便豁然开朗，明白了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这个谜底的揭示，引发了19世纪70年代的所谓的边际革命，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言。

第二个“亚当·斯密之谜”至今没有得到世所公认的答案，那就是他在其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现象。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从道德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就是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变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就成了被经济学界称为“亚当·斯密之谜”的悖论。

亚当·斯密认为：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他这样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他的原始感情一样，并不仅仅为品行高尚的人所独有。”

这里顺便说一句，据有关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温家宝总理曾在不同场合至少有五次提到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利己与利他、物质欲望与道德自守、公平诚信与效率利益，等等，这些表现为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现象，不仅在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而且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当代世界，依旧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忧虑、烦恼。在中国，越来越尖锐的利益与道德的冲突矛盾也早已成为全社会必须正视与正在探寻其出路的社会难题。可见，亚当·斯密留下这第二个谜，在某种程度上准确地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密之谜”并不是这位先贤的失误，而正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

事实上，亚当·斯密言及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人类的这种双重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属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犹如阴电阳电不可分隔、正极负极不能分离。否认前者便不存在后者，同样，无视后者社会便永无宁日。消灭货币与商品交换，用黄金打造厕所，否认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道德教化论者的理想；忘记维护社会公德的底线，只迷信金钱那只看不见的手，那只手就成了肮脏之手，人就成了残肢之躯，任何物质进步都变得毫无意义与价值。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任何试图割断经济与道德这种人类社会固有血缘关系的做法，都将招致社会的灾难与大众的苦难。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期经济学的发展中，“亚当·斯密之谜”被大大忽视了。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逐步演变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的配置：劳动是同质的；资本实质上只有物质资本一种形态；土地在生产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有一个自然的比例，如果劳动超过了这个比例继续投入，劳动报酬就会递减；资本投入超过一定量后，资本的报酬也一样会递减；当土地等资源不变，人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时，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挥作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十分暗淡。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新增长理论”出现前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因此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

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应用和发扬“亚当·斯密之谜”，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如美国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队伍素质的提高和存量的增加。尽管物质资本存在收益递减问题，但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所以经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经济发展的前景也不再暗淡而萧条了。

再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阐发了“亚当·斯密之谜”：“当增长处于无意识和自发过程时，市场必定是它的关键。”“随着市场的扩大，并部分作为其结果的则是货币行为的扩大。”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的论点是，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经济增长应以商业化作为先导，而工业革命则应以商业革命作为先导。这样，就把1945年后兴起来的发展经济学建立在亚当·斯密定理的理论基础之上。

但是，对“亚当·斯密之谜”最重要的阐发，还是由阿林·杨格作出的。杨格是一位伟大但却有些默默无闻的经济学家。他写的文章也很少，如果在今天，甚至很难在一所像样的大学立足。幸运的是，杨格很受人尊敬。1928年，他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时，发表了一篇名为《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的就职演说。这篇文章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件事情——抓鱼大有关系。

杨格在文章中，首先强调了“报酬递增”的重要性。他把“报酬递增”经济看做分工的好处，然后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摆出来，低调地说自己像个音乐小青年，从音乐大师那里借了一招半式。不过，在杨格这里，分工已经不再限于亚当·斯密说的企业内部的分工，而且包括产业之间的分工。因为有了产业的介入，“产业链条”的概念就被引入进来，于是，杨格顺势借用了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的概念。而说明“迂回生产”

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抓鱼”。

吃鱼是很多人的一种本能需求。人类最开始是用手抓，后来发明了鱼叉、渔网，再以后发展出了渔船和大网。也就是说，为了吃鱼，人类狠命地折腾出来不少新东西，捕鱼的效率大为增进。杨格很懂得捕鱼的奥妙。

他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产业链条”会不断分裂，生产最终产品需要数目甚广的“中间产品”（渔船、渔网）作为投入物，“中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会剧增。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市场范围的扩大！也就是说，通过“迂回生产”或者说分工，一方面通过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促使报酬递增出现，另一方面是市场范围的扩大。杨格站在亚当·斯密的肩膀上看得很远，因为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被他“内生化”了。

1951年，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正式提出了“亚当·斯密—杨格定理”的命题。

20世纪70年代之后，分工和报酬递增理论，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理论的诞生，如“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等。保罗·克鲁格曼就是借了这股东风，成功奠定了他的学界声誉，夺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合理分工及由此带来的团队进步

《国富论》中的“分工”和“利己主义”这两个词，拿到今日而言，非但没有腐朽，反而是时尚的，值得探讨，尤其是针对“如何分好工，促进团队的进步”这个话题，更具指导意义。关于分工并由此引发的“团队”进步，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和学习。事实上，合理的分工，是稳定团队，提高团队成员专业素质，建立良好团队文化的重要前提。

分工，即把一份工作分为几部分由不同的人来承担，看上去浪费了人力，实际上却节省了时间。上帝造就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男人力壮，女人弱小，公鸡打鸣，母鸡生蛋，狗看门，牛拉车，然而直到亚当·斯密的阐述，才将这个随处可见的真理，公诸于众。但是，由于不同商品的需求不同，有些商品的需求量比较低，分工便不那么需要，而有些商品需求量比较大，则分工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到底分工有什么好处呢？一个人从事一个细小分支的劳动，减少了难度，增加了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分工的扩大化，促成了交换，也就是后来的商品市场；由于有了分工，必然需要协作，从而有了组织架构，才有了管理学等学科；由于商品的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那么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只要平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小于他们日常生活需要所消耗的价值，我们就认为这种分工是比较合理的。这里我们不考虑浪费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的是平均价值的问题。因为分工必然使得一部分劳动者从他们的工作中分离出来，从事管理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明确的数字来衡量管理者创造的价值，所以要用平均价值这个概念。

分工不明，必然会降低人的做事效率，甚至会导致人产生消极的情绪。至少他的兴趣点被抑制。久之，公司在员工培养上所花费的成本，团队面临的又一次成员更替，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降低，其损失都是令人痛心的。因此，分工其实是一种基本的管理方法。

如何进行合理的分工，把适当的人员放在合适的职位上，是每位管理者必须认真考虑和处理的问题。但事实上，不知道是因为团队的更替太快、周期太短，还是管理者的不善沟通以及事务繁忙，由此类问题导致的团队无法达到最好的凝聚，其战斗力也无法发挥到极致的现象并不在少数！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长期困扰企业和个人的问题呢？人力资源管理专家针对当前中国企业存在的问题，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首先从精神层面的管理上，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都有曹操那样“唯才是举”的管理艺术，但“谈心”却是必须做的工作。无论在招聘时，还是分配工作之前、工作之间、月末，都应该随时和员工交流，掌握员工的擅长和能力所在，以及把握员工的思想和情绪。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备案，以利于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为此，应该告知并建立和员工的交流通道，及时得到工作中的意见反馈，再加以备案和调整。

其次是物质层面上的管理。亚当·斯密说到人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行为，都是在追求某种平衡，大部分是受到“利己心”的支配。按照这一观点，管理者需要使用“赏”来刺激这种心理，去实现更好的管理，创造更多的“利益”，用“罚”来震慑和凝聚团队。

如果以上建议尽可能地实现，分清楚各人的能力和喜好，或是善于专注一项工作的；或是有创新能力的；或是对市场敏锐的；或是喜欢宣传炒作的，你所给他们的工作都应该有所不同。这样行之，对减轻管理者的管理压力，提高团队战斗力，发挥每个人的战斗力到极致，甚至在建立“团队文化”上，都是很有利的。

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到的“看不见的手”理解为现在的团队文化。建立好团队文化，那么在团队的管理中，管理者也会感到这只神秘之手的强大作用。

中国今天所遭遇的“亚当·斯密之谜”，是中国的不幸又是中国的幸运，因为这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破之题。如果我们能够在和谐社会的总体框架中解决“义”与“利”的纷争与纠缠，能够在追求全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下，使全社会的每个成员懂得：良好的道德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全存在与健康发展的基础，这将是我们对千百年来主张“义利并重”的华夏先哲们的忠实秉承，也将是有出息的中国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福音。当然，也是对那些在目迷五色的大千世界中，仍然固持着道义与美德的逝者最好的告慰。

货币体现着商品价格的劳动意义

商品的价格主要有两种，即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商品的真实价格以劳动价值来表示，它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由于商品更多的是用来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所以以货币表示的名义价格则更为常见。也就是说，劳动表示的是真实价格，货币表示的是名义价格。

就劳动表示真实价格这个意义而言，一个人是贫穷或是富有，是根据他能享受得起的人类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品质和层次所决定的，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早已告诉我们这些。然而，一旦分工确立以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所能供应的产品就仅仅是他所享受的生活用品中很微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必须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得。这样，某人是富有还是贫穷，必然根据他所能支配的或购买得起的他人的劳动数量所决定。

我们在谈到某种商

品的价格时提到的往往是

它的货币价格，如果稍加

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

种价格经常会发生变化，

当然这并非由于商品本身

的价值有了改变，而是由

于货币价值的变化导致的

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对

此，亚当·斯密以当时的

货币——金银为例对地租

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

如果想要使地租总是具有

相同的价值，就不应当用

特定的钱数来规定，如果

用钱数规定的话，地租的

价值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一是同一面额的铸币所包

含的金银数量会引起价值

的变化；二是同等数量的

金银在不同的时间有着不

同的价值。他通过考证发

现，自1586年以来，英格兰用货币规定的地租已降至原来的四分之一；而法国和苏格兰的地租几乎化为乌有。

美洲金银矿的发现确实降低了欧洲金银的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君主和主权国家为了获得暂时的利益，通常倾向于减少铸币中纯金属的数量，并且这种趋势将一直持续下去。时至今日，贵金属货币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被纸币取而代之。尽管纸币的出现有百般的好处，但就其无节战争使欧洲国家元气大伤，由于战争从未在北美本土进行，却给美国带来大量财富和声望。在几乎整个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价格不断降低，工业利润大幅增长，美国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这波经济成长还被信贷上升和股票市场的兴盛推波助澜，终于令股市在1929年大崩盘，随之而来的是大萧条。为了复苏经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虽然经济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缓和，然而新政却没有完全生效，美国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彻底复苏。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以对抗轴心国集团。接下来的多场战役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一场战争，然而前线和大后方创造的大量工作机会，以及军工产业带动的生产复苏，使美国经济完全走出了大恐慌的阴霾。美国妇女也因此大规模踏入工作职场。图为1902年移民者乘船抵达美国，大量的移民促成了美国的经济繁荣。

制的发行从而为政府所利用这一点而言，比之以前则更是变本加厉了。所以，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才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用劳动的数量可以十分准确地衡量不同商品在不同时期的真实价值。

就货币表示名义价格这个意义而言，区分商品的真实价格对于制定一个长期的租约或者合同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还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但在日常的交易中它却毫无用处，在普通的交易中有货币就足够了。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所有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彼此保持着准确的比例。举例来说，在伦敦市场上，你出售任何商品得到多少货币，它就能使你在当时当地购买或支配多少劳动，从而使货币成为能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相隔很远的不同国家商品的名义价格和真实价格之间不存在规定的比例，比如，中国的广州与英国的伦敦相比，一盎司白银在广州能够购买更多的劳动或商品，但对伦敦的商人而言，除了从中套利外，其他的并不重要。由于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最终决定一切买卖的合算与否，从而调节一般生活中几乎全部涉及价格的业务，所以，以货币表示的名义价格往往比商品的真实价格受到更多的关注。

但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往往由多种金属来承担，也就是说作为货币的铸币通常会有好几种，比如，古罗马一直使用铜作为本位币，而在古罗马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诸国则使用银作为本位币。为了方便使用，许多国家都会通过公共法律来确定这几种金属之间的价值比例。但这种价值比例的制定，如果不够合理的话，往往会出现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亚当·斯密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对英国金银之间的价值变化作出了一系列的分析，指出通过调整白银的价值比例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通过收铸币税的方法则可以抑制输出。

对于商品的货币价格来说，并不用在意铸币的名称，而只需关注商品售出以后所获得的纯金银的数量。

亚当·斯密认为，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在尚未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社会里，劳动数量是唯一的价格尺度。但在这两者出现之后的所有社会里，商品的价格最终都要分解为三个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或者成为三个部分的一部分。

在尚未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

的社会中，艰苦的或者需要更多技巧的劳动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补贴，此时的全部劳动所得都属于劳动者。但是，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一经某些人的积累之后，他们自然会运用该资本来推动勤劳的人们去工作，以期通过劳动使得这些原料获得增值而获取利润。此时工作的价值或者说商品的价值就被分为工资和利润两种。

同样的道理， 当土地变为私有

财产时，地主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不劳而获，即使对土地这样的天然产物，他们也会要求获得地租。森林中的木材、田地里的青草、土地上的自然果实，这些在土地公有时只需劳动者花工夫去采摘的东西，在土地私有之后都有了额外的固定价格。劳动者必须把劳动所得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劳动所得就构成了地租，并且成为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大部分的商品，其价格多由这三

者共同构成，例如谷物价格中，一部分用来支付地主的地租；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剩下的部分就是英国伦敦著名古钟或称大本

钟，即威斯敏斯特宫报时钟，安装在西敏寺桥北议会大厦东侧高95米的钟楼上，钟楼四面的圆形钟盘，直径为6.7米，是伦敦的传统地标。钟重13.5吨，钟盘直径7米，时针和分针长度分别为2.75米和4.27米，钟摆重305公斤。大本钟是由埃德蒙德·格林斯罗普勋爵设计，并由爱德华·登特及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建造的。大本钟在1859年被安装在钟楼上。大本钟是世界上第二大同时朝向四个方向的时钟。每个钟面的底座上刻着拉丁文的题词：“上帝啊，请保佑我们的女王维多利亚一世的安全。”

农场主的利润。如面粉、面包等产品，必须将原料的价格、雇主的利润、雇员的工资加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商品价格。

不过，也有少数商品的价格构成中，只具备其中的两种，甚至只有一种。比如，海鱼就只包含两种价格，即渔民的工资和资本利润；而苏格兰的一些贫民可以通过收集色彩斑斓的石头为生，它只包含了一种价格即工资。有时商品价格的构成还会出现一些容易混淆的情况。如有些农场主也许既是地主又是工人，有些制造业的独立资本家可能也是工人，此时的商品价格同样由三部分组成，只不过它们被模糊为同一称谓而已。

商品的自然价格等于其中包含的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商品的自然价格是固定的，而其市场价格则因受供应量的影响而左右波动。

当商品价格恰好足够用以支付在生产、制造这种商品并将其送入市场所使用土地的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时，该价格就是自然价格；而其在市场上销售时的价格被称为市场价格。市场价格通常以商品的自然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受有效需求的调节。

不仅如此，每年为制造各种商品而投入的劳动总量，也会按照这种方式自行调节以适应各自的有效需求。一定数量的劳动的产量有时会有波动，但相同的劳动总量在不同的行业、年份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有的截然不同，有的则几乎相同。例如，在农业中，同等数量的劳动在不同的年份会生产出非常不同的产品；但在纺织业中，同等数量的劳动每年的产量则几乎相同。只有这些产业的平均产量才能在各个方面适应有效需求。由于实际产量总是偏离平均产量，所以当有效需求不变时，市场价格总是会偏离自然价格。

任何商品市场价格的偶然和暂时波动，都会影响价格中工资和利润这两个组成部分，而地租受到的影响较小。这种波动对工资和利润的价值及比率的影响，根据市场上商品或劳动的供应状况而定，如果市场上商品的供应过多则会影响商人的利润，而如果是劳动供应过多，则会影响到工人的工资。

关于市场价格的波动，有人会说它将不停地移向自然价格，但有时由于某种意外事件、自然原因或具体管辖的规章制度，许多商品可以长期维持其市场价格大大超出自然价格的水平。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对高额利润缺乏一般认识，某些特定商品有效需求的大幅增加促使其市场价格大幅增长，但很多竞争者并没有意识到，所以没有及时加入进来。二是由于制造业中的秘密，通常是技术上的优势，和现在的专利技术类似。三是由于某种特殊土壤的稀缺，有的自然产物要求有特殊的土壤和位置才能生产。

四是由于个人或者贸易公司的一些垄断权利，这一点与制造业的商业秘密有相同之处，垄断者可以通过使市场的货物存量不足来控制价格。五是同业公会的排他特权等，与垄断相似，都是一种扩大了的垄断。

市场价格尽管经常波动，但很少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因为不管价格的哪个组成部分的所得低于其自然率，利益受损的人们都会立即撤回用于这方面的土地、劳动或资本的一部分。诚然，学徒法规或其他同业公会法规，使得某一行业兴旺发达时，可以把工资提高到大大超出自然的水平，但当该行业不景气时，有时又迫使他们将工资降至自然水平以下。不过这种法规的影响多半属于前者。

1 9 世纪8 0 年代， 蒸汽

动力拖网渔船开始在欧洲水

域与帆动力渔船竞争。此举

在英国曾引发了争论，一些

批评者认为新的拖网渔船减

少了鱼类资源并破坏了栖息

地。于是在1883年曾进行了

一次由政府组织的调查，但相关委员会却没有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论，这是缘于其引用的资料缺乏有关捕鱼数量的统计学数据。这个委员会建议应该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港口收集这些渔业数据。图为1900年，英格兰东海岸的码头上堆满了鱼。然而，今天渔民们要付出近二十倍的努力才能够捕获到相同数量的鱼。这清楚地表明，英国渔民不得不变得“非常善于发现那些稀缺的鱼类资源”。

工资标准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制约在亚当·斯密对工资理论的表述中，与李嘉图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上来就确定工资的平均标准，而是把工资水平的确定首先看成劳资双方协议的结果，即把它看成对立的两个阶级间力量对比的产物，似乎工资水平的确立更多地取决于阶级斗争，而不像在李嘉图那里主要取决于具有自然规律性质的经济规律。由此出发，斯密进一步谈到“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的固有界限；

它必须足够维护劳动者生活，

而且能“赡养家室和传宗接

代”。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价

格的决定，和任何其他商品的

价格决定一样，总是作为该类(www.xing528.com)

商品的总体被决定的。当出现

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后，商

品价格就逐渐分解为工资、利

润和地租，因此在既定的市场

价格之下，工资的高低必然受

制于资本、利润和地租。事实

上，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

然报酬或自然工资，但当劳动

力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时，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多达十四万的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为协约国军队服务。很多中国劳工回到中国时和他们离开时一样穷困。协约国对于中国劳工的待遇很不公平，不但在当地不给予平等待遇（一日劳作工资仅为五法郎），同时带有相当强的种族歧视。然而，这些贫苦的劳工，毕竟以其勤勉和坚韧的精神，给异国的人们带去了最初的中国人的印象。他们的工作包括装卸船舶，修整铁路公路，建造工事，等等。这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文章插图——《中国劳工在我们的西线》。

也将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

工资并非总是不停地变化，通常，我们所说的劳动工资，主要取决于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双方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工人渴望得到的工资是越多越好，而雇主则希望支付给工人的越少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希望联合起来，以期提高工资；后者希望联合起来，以期降低工资。

然而不难预料，后者由于人数较少，联合起来更为容易，此外法律和政府机关也不能禁止他们的联合，但却能禁止工人的联合。所以，尽管我们总是听到关于工人罢工的消息，但事实上工人的劳动工资还是低于实际比率。

但始终有一个特定的工资比率，即使是最低廉的工资，似乎也不可能长期降到该比率之下，很显然，这个工资比率至少应该能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的正常开支，即工资的最低标准。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也可能处于有利地位，这时他们能够将工资提高到大大超过最低标准的水平。其原因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当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增长时，当一年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的就业人数增加时，工人就没必要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而联合起来”。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短缺使得雇主们彼此竞争，从而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去得到工人。

通常，劳动力的短缺都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较大的变动，这种短缺主要是由于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增长，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有所增长。这种基金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剩余收入；二是剩余资本。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所推崇，比如，马克思也认为，正是这种原始积累导致了扩大的生产和财富的增加。

剩余收入和剩余资本的增加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同样如此，只有当国家的收入和资本存量增长时，对劳动力的需求才会增加，工资才能增长。

劳动工资的上升，不受国民财富的实际多少所影响，而是因为财富的不断增长所造成的。所以最高的劳动工资不是在最富有的地区出现，而是出现在发展最快的国家里。17世纪的英国肯定是比北美地区的国家更富有，但北美的工资却比英国任一地区的都高。尽管当时北美地区还不如英国那么富有，但它的发展却更为迅猛。有一点最能说明这一问题，那就是当时北美地区的居民人数正快速地增长，尽管如此，还总是有人抱怨人手不够。剩余资本的增长好像总比能够找到的劳工人数的增长更快。

有的国家的财富总量虽然很大，但如果这个国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那这个国家的劳动工资就不能很高。当一个国家用于支付工资的收入和资本在长时间内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而劳动力人数却很富裕时，那么雇主们不可能争着为雇佣工人而竞相提高工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人数会自动成倍增加，超过就业的机会。就业机会的减少，使得工人竞相降价，以求有工作可做。在这样的国家，劳工的工资很快就会降低到最低标准，即刚好满足工人供养家庭的需要。

17世纪的中国，便是这样一个形象的例子。长期以来中国都是最富有这是康熙五十六年（17 17年）的地契（部分）。该地契中说：一是清朝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实行私有制，私人之间可以自由买卖，政府监管，有凉州府大印为证；二是粮草制度，应该向官府纳的官粮官草（皇粮）随着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谁拥有土地所有权，并纳粮和钱；三是水，从该地契看都是水浇地，水从哪里来，应是哪条渠道，应交多少时辰，都桉乡规民约一一注明；四是具体位置，四靠哪里都注清说明，无纠缠；五是土地上的附属物房屋，树木都作价转；六是具体商定每块地的价格；七是使用的货币，以银子作交换媒介；八是总价值壹佰零叁两玖钱六分；九是等价货币是交付日期；十是买卖人双方签字画押，同意成交；十一是族中人画押及证明人；十二是说合中人（说事评估证的人）画押领银子；十三是同中亲邻（在场的亲戚邻居）；十四是立契日期:康熙五十六年贰月初一（1720年，距今约289年）；十五是使用皇帝年号农历纪年；十六是立契代书人；十七是逐项完备后到官府备案盖印。这份地契具有历史研究价值。

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民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一整天，到晚上能够赚到买少量大米的钱，那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工人的状况则更为糟糕……”

在衰落的国家里，情况则更加恶劣。劳动工资已经降低到只能为劳动者提供十分匮乏的生活资料，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仍然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忍饥挨饿，要么乞讨度日，要么就去干一些穷凶极恶的勾当。

工资与物价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物价飞涨的年度，总是有人会要求提高工资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在物价低廉的年度，人们的工资似乎也相对高一些。一旦二者的比例失衡，生育、医疗、教育等诸多问题也接踵而至。

丰厚的劳动报酬，不仅是国民财富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标志。相反，贫穷的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匮乏是经济停滞状态的自然征兆，他们的饥饿状态则是经济迅速衰退的标志。工资和物价的关系似乎最能体现这些特征。

比较富裕的国家，如18世纪的英国，工资高于最低标准，此时工资和物价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冬季工资和夏季工资有所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因为冬季燃料开支较大，维持家庭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很难有资本积累。

第二，工资不随食物价格波动。不论物价如何波动，工人总能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当然物价低廉的时候，他们会过得很宽裕。

第三，在不同的年度，食物价格比劳动工资变化大；在不同的地区，劳动工资的变动，比食物价格变动大。工人的转移速度总是跟不上商品的转移速度，即使是在物价高的地区，如果他们能够维持生活，便不会不停地迁移；物价的变动通过移动，则可以很快达到相近的水平。贫穷的人能够在工资低的地区生活的话，那他在工资高的地区一定可以生活得更好。

第四，工资与物价的变化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不一致，而且其变化常常是相反的。比如，16世纪的苏格兰谷物比英格兰的贵，而工资则较低。

当进入17世纪之后，随着这一地区工资的提高，谷物之外的其他便利品和生活必需品变得更加便宜。

下层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社会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工人占据了所有政治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当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处于贫穷和困苦中时，没有哪一个社会称得上兴旺和美好。此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的人也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份时，才算得上公平；反之，社会将变得动荡不安。

贫穷不能阻止人们结婚生育，但不利于抚养儿童。这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最形象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了。在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很多母亲甚至一生生育一二十个子女，其结果可想而知，孩子夭折是常有的事。丰厚的劳动报酬会鼓励人口增长，人们能够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成长环境，从而能够养活更多的子女。当然增加的人口必然要和这个国家的劳动需求的程度保持相同的比例。同样是在中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婴儿的存活率明显提高，但人口数目增长得太快，似乎有些超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了。

高工资鼓励勤勉。劳动工资是对工作勤奋的鼓励，勤奋也像所有其他的人类品质一样，受到鼓励越多就越趋于明显。丰富的生活资料会增强劳动者的体力，促进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这些都会促使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如前面说过的一样，较低的物价通常都伴随着较高的工资。在物质丰富的年份里，雇工们倾向于离开雇主，看看自己的勤勉能带来多少收入；雇主则可以积累更多的资本，去雇佣更多的工人。所以，雇工会相对短缺，从而工资会提高。反之，当物质匮乏时，对工人的需求也会减少许多，所以工资会降低。

很多产业，物价低的年份产出也更多。如制造业，据当时的一个法国作家记载，粗毛纺织业和丝织业这些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价值，在物价低廉的年份要比物价昂贵的年份大，在物价最高的时候，其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最小。

总之，工资与物价总是有着某种联系，物价低的时候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工资会提高，相反，物价高的时候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减少，工资会降低。

多种因素制约社会财富的分配

资本利润率的增加或减少与工资类似，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加或减少，不同之处在于资本的增加除了能提高工资外，还会降低利润率。利润率比较难以确定，但可以依靠利息率来推断。

资本的增加，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资，一方面又会降低利润。也就是说，在资本充裕的地方，国民比较富有，同时资本利润率也比较低。因为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资本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剧，从而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率是如何确定的呢？这需要参考货币的利息来衡量。凡是通过货币的使用而赚到很多钱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所支付的利息也多，反之，对于利息的支付也较少。因此，根据任何一国的一般市场利率的变动，我们可以肯定，资本的一般利润一定会随之变动，利息下降利润也下降，利息上升利润也上升。

历史事实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格兰，利息率一直是在下降的，国民财富和收入一直在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好像在逐渐加快，而不是在放慢。但在同一时期的大多数商业和制造业中，资本的利润则在不断降低。

在资本匮乏的地区或利息率高的地区，国民都不太富裕。大城市比农村需要更大的资本才能经营一种行业。在某一行业所运用的巨大资本，以及拥有资本的竞争者人数众多，将致使城市利润率降至农村利润率以下。

在一个兴旺发达的城市，拥有巨额资本的人常常难以雇到所需的工人，因而彼此竞争，这样就提高了劳动的工资，降低了资本的利润。但在偏远的农村，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本来雇佣所需的工人，因此工人之间彼此竞争，从而降低了工资，提高了资本利润。

不仅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利息率和资本利润率的不同，国民的富裕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说，利息率或资本利润率低的国家比较富有。比如在17世纪的苏格兰，尽管其法定利率与英格兰一样，但市场利率却比英格兰高得多，所以在苏格兰大部分行业用少量资本即可经营，从而其一般利润率也要高一些，其结果是，苏格兰的劳动工资要低于英格兰，其国民也比英格兰穷一些。在法国，虽然其法定利率比英格兰低，但市场利率却比英格兰高，贸易利润也比英格兰高，劳动工资也比英格兰低。在荷兰，市场利率要比英格兰低，它的劳动工资比英国高，国民也比较富有。

当然，新领域和新领土的开辟也可能会出现市场利率、资本利润率和国民财富同时增加的情况。18世纪是英国对外扩张，同时也是新行业逐渐开展的重要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扩张能帮助他们获得高额利润。早1509年，18岁的亨利八世登上王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自亨利八世以来，财富与收入都在不断增加，而且在进展过程中，其速度似乎是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不仅在进步，而且进步得越来越快。这期间的劳动工资不断增加，而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比乡村需要更多的资本。各种行业上所使用的资本的庞大和富裕的竞争者人数的众多，乃是都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的原因。但是，都市的劳动工资，一般都比农村高。在繁荣的都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不能按他们所需要的人数雇到劳动者，所以他们互相竞争，这样就抬高劳动工资而降低资本利润。在没有充分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的偏僻地方，一般人民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于是劳动工资降低，而资本利润增高。”

期的殖民地比如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地区，尽管其劳动工资、货币利息，甚至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但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对于新殖民地，超额的资本利润总是迫使雇主不停地增加雇工的人数，以致超出在这里他所能找到的人手，因此，这些雇工总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不过随着殖民地的扩大，资本的利润则会逐渐下降。在商业的新领域，情况同样如此，而且直至今天也没有改变。一项新技术的开发，肯定会提高资本的利润率，新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则相对更多，从而导致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也许正是今天我们不断要求创新的重要原因。

在一个国家的财富达到与其土壤和气候的性质及与其他邻国相关的位置所许可的最高限度时，它就不会再向前发展。此外，它与该国的法律和制度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其资源或领土所能维持和资本所能雇佣的人数已经达到饱和时，就业竞争十分激烈，从而使工资降低到最低比率。同时，对于其经营的所有行业而言，其资本也已经饱和，所以资本之间的竞争也会降低到最低程度。

很少有国家能达到这样富裕的地步，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放缓、就业率下降的情形，以及它们试图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18世纪的西欧各国由于自然

科学日渐发达，且受到当时各种民主学说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有了启蒙运动的诞生，进而造成工业的发达，民主思潮的高涨，于是先后又有产业革命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些客观形势的转变，对于当时服装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18世纪后半叶，在法国出现

了一股近乎疯狂的“中国热”浪

潮。当时，法国在壁毯、服饰乃至家具、室内装饰、墙纸、刺绣、染织图案和瓷器等设计上大量模仿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风格，并把这种风格称之为“中国风格”。在服

装服饰上的表现，17世纪的巴罗

克风服装是以男性为中心，以路

易十四的宫廷为舞台展开的奇特

装束。与此相对，18世纪的洛可

可风服装则是以女性为中心，以沙龙舞台展开的优雅样式。图为路易十四幼年画像，打扮与女孩无异，正是体现了当时的阴柔之风。

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上的中国也许更能说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17世纪的中国堪称是当时最富裕的国家，但由于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导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由于法律上的缺陷，当时中国的利率有12％之多，而资本的一般利润一定要足以支付这么高的利息。这样一来，当时的工业很难有发展，社会也很难进步，并最终导致了后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当然，这是由于制度的缺憾导致的利润率市场标准的失衡，并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开展似乎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当确实出现这样一种达到充分富裕的国家时，其各个行业必将拥有可以使用的最大数量的资本，而由于资本的竞争，其利润率必然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标准，从而市场上的利息率也将达到最低水平。不过即使是最低的利润率水平，也必须总是高于足以补偿每一种用途可能遭受偶然损失的部分；同样的，这种最低利率也必须高于足以补偿贷款中相当谨慎但却仍然可能遭受偶然损失的部分。

既然有最低利润标准，当然也会有最高的一般利润标准。在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最高的一般利润率，可能吞噬全部应当支付的土地的地租，只剩下劳动工资，并且是按照在任何地方所能支付的劳动的最低比率支付的工资，而这仅能维持劳动者的生存。

在现实中，几乎没有那种已经发展到极限的富裕国家，即使有也只是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的相对富裕，或者说它们正迅速地走向富裕。在这些国家，它们有着相对充足的资本，并能够以较低的利润率来补偿劳动者的高工资，与那些不太富裕的或者贫穷的国家相比，它们能够以同样的价格销售商品，但却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收入。

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导致工资和利润的不同很多人认为高工资会导致物价上涨，现实生活中很多经济学家将通货膨胀归因于高工资引发的成本上涨。实际上，与高工资相比，高利润率更容易引起物价的上涨。因为利润率的提高意味着所有行业的雇主都要求提高利润水平，对于商品价格的上涨而言，这相当于复利的作用，其效果可想而知。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导致工资和利润的不同。

货币工资及货币利润，都随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而大不相同。这种不相同，部分起因于职业性质的不同和资本用途性质的不同。

因职业性质不同带来的工资和利润差别，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因职业令人愉快与否而不同，比如，工作的容易或困难、清洁或肮脏、体面或不体面等。

在多数地方，缝纫工人的工资比纺织工人赚得要少，因为纺织工人的工作更复杂一些；而铁匠的工资会比纺织工人要多，因为纺织工人要比铁匠干净一些；但铁匠的工资很少能比得上矿工，因为矿工面临的危险更大一些。另外，不愉快和不体面不仅影响劳动工资，还影响着资本的利润。

一个小餐馆的经营者从来都不是自己店铺的真正主人，他常常要遭受各种顾客的野蛮对待，他的工作既不愉快也不体面，但很少有哪一个普通行业能像这样以小本金赢得大利润。

第二种情况是，劳动工资因职业学习的难易程度和学习费用的多少而不同。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们去大学深造或者去学习某种专业技术时，一定会衡量，通过这种学习，将来能否赚到更高的工资和利润，也就是说这么做的机会成本有多大。所以很容易就能理解，那些拥有良好教育或专业技能的人总是能够拿到较高的工资，而普通的农村劳动者的工资则比较低。因为，前者的劳动需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后者的农村劳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参加，不需要学习。一些自由职业者，比如专业的理财师、律师、画家等，由于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所以其收入更高。对于资本利润来说，这一点却是不成立的。

第三种情况是，不同职业中的劳动工资，随工作的稳定或不稳定而有所不同。

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大多数人更愿意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而不是选择一份虽然有着较高工资但却朝不保夕的工作。对于有些工厂的工人而言，只要他能够工作，几乎每一天都肯定有工作可做，所以他的收入很稳定，即使不太高。与之不同的是，一个砖瓦匠，在冰冻或恶劣的气候下，很难进行工作，而在其他时间里，他能否得到工作要取决于顾客是否需要。因此，他在受雇时所赚的钱不仅要弥补他无事可做时的生活需要，还要略微补偿他的焦虑和沮丧。正因为如此，这些泥瓦匠的日平均工资总是要高过那些有固定工作的人，但对全年而言，日平均工资则几乎相同。

第四种情况是，劳动工资因工人必须为这个工作担负的责任大小而异。

在世界各地，金匠和珠宝匠的工资都高于其他工人的工资，即使在其他行业的技巧与金匠和珠宝匠相当或更为高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因为金匠和珠宝匠所处理的材料更为贵重的缘故。此外，当我们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把自己的财富，有时甚至是生命和名誉托付给律师时，这种报酬必须配得上他们所应有的一种社会地位。但该行业的资本利润并不会受到责任的影响。

第五种情况是，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因其有无成功的可能性而有所不同。

这种情况我们从彩票中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中奖的人所得到的应当是没有中奖的人所失的全部，所以中奖率的高低也决定了中奖人的所得。在某些机械制造行业，获得成功几乎是肯定的，所以其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比较低；而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获得成功的机会则不是很多，所以其收入多半较高。一位著名画家的一张画动辄上百万，但学习绘画的人，十之八九都难以成为画家，大多是默默无闻；一位著名歌唱家的出场费固然很高，但事实上很多热爱唱歌的人都难以成为歌唱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外，很多青年人还容易高估获得的机会和低估可能的风险，比如在新的战争即将开始时选择入伍，其风险可想而知，但为了自己的梦想和荣誉，他们还是会踊跃报名。

利润也会随着收益的确定与否而不同。很明显的例子是，在动荡不安的国家从事贸易，其风险则可想

而知，但其收益也非常可观。

前述五种情况， 虽使劳动

工资与资本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

均等，却不会使劳动或资本不同

用途所有实际上和想象上的利害

不均等。这些情况的性质，使得

一些用途上小的资本得利得到补

偿，并使另一些用途上大的资本

得利有所抵消。

要使不同用途的利与害均

等，那么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

亦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

途在当地众所周知且确立很久，

其利与害才会均等。

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地方，

新行业的工资大都高于旧行业。

图为英国伯明翰的苏豪制造厂 (1761年至1990年) ，它被公认为全球首座现代工厂。当时，工厂又称制造厂，是一所用以生产货物的大型工业楼宇。大部分工厂皆设有以大型机器或设备构成的生产线。欧洲史上虽然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类似工厂的组织，但是真正出现工厂这个英文单字的时间与地区是在公元1104年于意大利威尼斯的造船厂，工厂出现的时间比工业革命早上了数百年。在造船厂中船只以装配线的形式在生产线上由组件装嵌而成。一只船需用约一天建造，而工厂全盛时期曾有超过 1.6万名员工。

当一个计划者试图创立一个新的制造业时，他必须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从其他的行业中吸引过来，这种工资必须高于他们原来行业的工资，也必须高于他所开办的企业中工作性质相同的工作的工资，而且需要经过很长时间他才可能将其降低到一般工资的水平。反之，另一些制造品，其需要主要由于效用与必需而产生，这些制造品不像上述制造品那么容易变动，同一的形式和构造可经历数世纪还为人所需要。所以，前一类制造业与后一类制造业比较，工资可能较高。但当这类行业或营业一经确立而为人所周知的时候，竞争就使其利润降到和其他行业相同的水平。

第二，只在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下时，这些用途的所有利与害才会有这样的均等。

因为每一种工作对劳动的需求随时不同，当某种工作的需求较大的时候，该工作的收益要高于普通水平；而对于某种工作的需求较小的时候，该工作的收益便降低到普通水平之下。工资水平会随着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利润随着商品的价格变化而变化。当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升至普通或平均价格以上时，至少用来将商品送入市场的一部分资本会使利润升至利润的正常水平以上，而当价格下落时利润则降至正常水平以下。

第三，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与害，只有在这些用途成为使用者的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时，才会有这样的均等。

靠一种职业谋生的人，在闲暇的时候，常常愿意去从事另一份工作，即使工资报酬少于这份工作性质所应有的工资，他们也愿意接受。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农民便是如此，他们在耕种之余，还会兼职做一些泥瓦匠等建筑工人的工作，一些农民闲暇之余做一些编织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工人在空闲的时候可以做散工等。

工资和利润不同，除了因为劳动和资本用途本身性质不同外，还起因于政策的不均等。实际上，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政策壁垒所造成的不平等都很普遍。比如，为了保护本国的纺织业而对其他国家的纺织品征收高额关税，给予某一公司特别经营权，从而形成一种垄断，产生超额利润等许多例子。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限制某些行业的

竞争人数，使想加入者不能加入，从而造成劳动和资本用途所有利与害有了很大的不均等。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同业公会的专有特权。

一个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专有

特权，必然会限制其所在城市中该行业的竞争，只有那些享有本行业自由的人才可以从事这一行业。不同的地区，同业公会的规定也不同，但所有这类规定既粗暴又苛刻。比如，英格兰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第五年颁布的被称做《学徒法》的法律中规定，如果一个人将来想从事当时在英格兰开设的某种工艺或技艺，就至少要先当七年的学徒。而在法国，学徒的年限，在许多的行业至少需要五年，在苏格兰地区大概需要三年。这种学徒年限的规定并不能保证不出伪劣产品，当然更难以培养年轻人的勤劳习惯。

事实上，设立同业公会的目的多半是用来维持价格，从而维持工资和利润的。城市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商人和工匠手中，并且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每一个阶层的明显利益就是要防止市场上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存货过多，实质上就是要使市场的存货不足。诚然，当各个行业都采取这种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时，没有一个阶层因为这样的规章制度而遭受损失，当他们与农村进行交易时，往往占据绝对的优势，他们可以使用较少的产品换取大量的农村劳动产品。如今，在很多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由于农民很难进入这些工业行业工作，而且农民很分散，很难联合起来定价，所以在与城市居民的交易中，总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种同业公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

世界霸主，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抢占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扩展殖民地，向殖民地掠夺原料和输出工业制成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英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原材料产地，像非洲、印度，把这些地区的原材料运到英国，英国用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加工生产，销售到自己的市场去。在英国国内，自工业革命后，大量的棉纺厂在城市中得以兴建。图为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棉纺厂。

会组织还会游说本国政府对于来自外国的同等产品征收高进口关税，这同样影响着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所以说，设立这种同业公会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的为了更好地进行行业管理，则完全是一种托词。对工人最真实而有效的监督，不是来自于他的同业公会，而是来自于他的顾客。

第二种方式是，18世纪的欧洲政策，增加了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使其超过了自然的限度，因而使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的所有利害有了另一种即和上述不相同的不均等。人们认为，一定数量的年轻人接受某种行业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国家制定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设立很多的奖学金来鼓励人们的进入，当然许多无意进入这些行业的人也跟风进入。

近年来，我国的大学扩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便起到了类似的效果，很多的年轻人本来更适合进行职业学习，踏入工作岗位，但也进入了大学校园，却造成了人才的供大于求，很多人难以找到工作。除此之外，很多行业人才的遭遇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律师、医生、教师等职业，政府采用政策的手段鼓励这些行业的从业人数大量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这一行业的工资和利润下降。

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种不平等对于公众不但无害，而且有利。毕竟有更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是好事情，而教师或律师人数的增加，对于公众而言，也意味着支出减少了，从而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第三种方式是，一些政策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其不能由一个行业移转到其他行业，由一个地方移转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前面所说的同业公会特权和学徒法令就起到了这样一种效果，这种制度阻碍了劳动和资本在各行业和各地方之间的自由活动。经常可以发现，当在一种制造业里给予工人高工资时，另一种制造业的工人，仍然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接受最低的生活费；某一地区的劳动工资价格很高时，相邻地区的居民则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劳动工资。凡是阻碍劳动自由流动的东西，同时也阻碍着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过它们对于资本的阻碍似乎要小一些。

这些情况在现在很多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工资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但并不完全是因为从业者的才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工人之所以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主要是由于其所在的行业拥有更多的特权，可以获取超额的利润，比如说资源开采行业（石油及煤炭等）完全是因为受惠于国家的政策而享有某种开采特权而已。此外，户籍制度也限制了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从而造成劳动价格的极不平等。一个健康而又勤劳的劳动力，仅仅由于他是农村户口，也许就会被剥夺各种劳动机会。

当然，工资和利润的不平等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进步或衰落的影响，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都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壁垒，在全球自由化的今天也不例外。很多高呼自由平等的国家同样会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征收高额关税，而且类似事例屡见不鲜。然而，出于对某一行业的好意，最终伤害的却是公共的福利，正如前面所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法律和制度必将成为重大的约束，所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福利的不断变革，这种政策壁垒也终将消失。

图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19世纪初，英格兰有过百万童工（当中约三十五万人年龄只有7至10岁），占整体劳动人口15%。这个时期被视为英国成为经济及帝国主义强国的起点。早期的工厂主人都以乡间为基地，利用湍急的河流发电。但他们也发现当地劳工短缺，即使有农业工人可用，也不适合用于工业生产。于是工厂主人们改为组织一种由儿童组成的新劳动人口，贴合工厂的需要。工厂主人寻找廉价、具备可塑性、学习速度又快的劳动人口，并发现市区济贫院的儿童符合他们的需要。据有关研究发现，18世纪大部分时间，有35%的10岁男童被纳入劳动人口，但这个比率到了1791至1850年间（大规模工业化展开时）已上升至55%，1821至1850年间更上升至60%。在同一时期，上班的8岁男童数目也大幅上升：1791至1850年间约有三分之一。这类儿童被纳入劳动人口中，比率较1791年以前的不足20%为高。这意味着儿童开始工作的平均年龄有下降趋势，在1791年以前为11.5岁，但在1791至1850年间已降低至10岁。17世纪90年代，这类无薪童工的人数一度有数十万人。

地租之所以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针对地租问题，亚当·斯密洋洋洒洒数万言，探讨为何会有地租的存在。对于土地的地租产品而言，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地租的价值比例也不相同，亚当·斯密以英、法两国历史上白银价值的变动为例加以讨论。

在14世纪航海革命之后的四个世纪里，法国和英国的土地上产出的地租产品之间的价值比例就一直在发生着变动。以白银为例，相比一般的食物来说，它有时会变得昂贵，有时则显得更加便宜，而还有些时候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根据史料记载，在1350年及之前的一段时期，可以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英格兰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4盎司白银，而到了1570年，小麦的白银价格逐渐下降到2盎司白银。同一时期的法国，也看到了同样的下降。

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白银价值在不断下降，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似乎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偶尔对于谷物和某些其他天然产物的观察，一部分是由于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白银的价值随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尤其是在观察谷物价格时，他们很容易受到以下三种情况的误导：第一，在古代，几乎所有地租都以实物支付，即以一定数量的谷物、牲畜、家禽等支付。然而，有时地主规定，他可以随意要求佃户每年以一定数量的货币代付，所以需要在实物和货币之间进行换算，而这种换算价格总是低于市场价格。第二，由于懒惰的抄写人有时草率地抄写一些古代规定法定价格的法律，以及有时实际上是立法机构草率制定的法律，使这些学者受到误导。第三，对极低价格过于重视。学者们似乎受到远古时期有时以极低价格出售的误导，以为既然那时的最低价格比后来低得多，那么那时的一般价格必然同样比后来低得多。

在亚当·斯密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这可能是由于对白银的需求的增加或供应的减少造成的。当我们使用白银来对这些谷物及牲畜进行计价时，其价格降低，并不能说明白银价格变得昂贵，只能表明这些东西的低廉。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劳动才是真实的价值尺度，牲畜和家禽等在不同时代可以以不同的劳动数量生产出来，但谷物的劳动平均产量则几乎保持不变，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更多地取决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

因此，金银的真实价值，即他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劳动数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的谷物数量而绝非鲜肉或任何其他土地天然产物的数量。所以，从上面小麦平均价格的变化来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大多数学者关于白银价值下降的结论，相反，白银价值相对来说是上升了，而这主要归因于国家财富的不断增长，劳动的产品越来越多，对白银的需求越《亨利亲王传》的作者在附录中，详记着亲王日常支付的家畜肉的价格。亨利亲王所支付的价格，等于每磅三又五分之四便士，那是包括上等或下等肉块的平均价格。所以，推算起来，当时零售的上等肉，每磅不可能少于四便士半或五便士。据《国富论》说：“在1764年议会做调查时，作证人都说，当时上等牛肉的上好肉块的零售价格每磅为四便士到四又四分之一便士，而下等肉块的价格，每磅由七个铜元到二便士半或二又四分之三便士。他们说，一般地说，此种价格比三月间的普通市价，每磅约高半便士。但是，连这样高的价格，也比亨利亲王时代的普通零售价低廉得多。17世纪头12年间，温莎市场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每亨特（合九温彻斯特蒲式耳）为1镑十八先令三又六分之一便士。然而，在1764年前12年（包括1764年）内，同一市场上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每亨特为二镑一先令九便士半。因此，小麦价格在17世纪头12年内，比它在1764年前的12年（包括1764年在内）内低廉得多，而家畜肉价格却高得多。”图为亨利亲王金币。

来越多的缘故。

关于这一结论，更为明显的例证是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在富国要更加昂贵，尤其是在发现了富饶的矿山时，它们的价格并没有降低。而在贫穷的国家，它的价格则非常低廉，其原因在于，金银的增长在富裕的国家，相对于财富增长或者说劳动产出的增加来说，总显得要慢，而在贫穷的国家，金银与生活资料相比则显得要多。

从1570年至1640年，这大约七十年的时间内，白银与谷物价值的比例，走势完全相反，这可以说是第二阶段。尽管学者们对第一阶段的白银价值的变化意见有很大分歧，但对于第二阶段的意见却是一致的。他们均认为，这一时期白银的真实价值在下降，即它所能交换到的劳动数量少于从前；而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从之前的1夸脱2盎司白银上升到8盎司白银。

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美洲富饶银矿的发现，尽管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于白银的需求还是在增加，但其增加幅度要低于白银供应的增加幅度。

1630年至1640年，这可以说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影响似乎已经结束，这种金属的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的比例，自那时起就从未降低过，在18世纪时还有所上升，而这一迹象或许在17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在1637年至1700年的一段时间内，小麦市场的价格略微有所上涨，但这并不意味着白银价值的下降，因为这一时期的两个事件对此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是内战，它抑制了耕种，中断了商业，必然使物价大大超过收成情况所能造成的程度；二是1688年的对谷物出口颁发奖金的规定，这与现在的出口退税相似，有很多人认为这一规定会鼓励耕种，提高粮食产量，从而降低谷物价格，但事实上由于鼓励丰收年份的剩余产品的出口，导致歉收年份的短缺，反过来提高了市场的价格；三是由于严重磨损而造成的银币的贬值。以上三个事件对于提升谷物的价格都有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谷物价格的轻微上涨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白银的价值在17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上升。

据记载，谷物价格在18世纪中期上升得更快，同时劳动力表示的货币价格也在上涨，但这同样不能说明白银价值的下降。上述出口奖金的问题除了扩大耕种面积之外，在丰收年份和歉收年份均提高了物价，而那些年份收成的不好更加剧了谷价的上涨。至于劳动工资的增长，主要应该归因于对于劳动需求的增

加，而不应该是白银

价值的下降。

事实上，自从发

现美洲银矿以来，白

银的供应就一直在增

加，但由于市场的不

断扩大，财富的不断

增长，对白银的需求

也一直在增加，正是

这种原因使得白银的

价值比17世纪略微提

高。换句话说，对于

美洲银矿产品的需求

市场已逐渐变得越来

越大。具体体现在：

第一，欧洲各个国家

的财富在增长，市场

在扩大；第二，美洲

本身的发展也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市场；第

三，随着与东印度和

中国贸易的不断扩

这是拉斐尔的巨制《雅典学院图》。画面上，众多哲学家和星相学家展开了大辩论，有的指手画脚，有的捧书而读，有的在做笔记，学术自由的气氛在画家笔下活灵活现。靠近左下角的德谟克里特斯左臂放在石凳上支着头，正在静坐沉思。

德谟克里特斯是古希腊哲学家，原子唯物论的创立者，出生于色斯雷的海滨城市阿布德拉。因为当时的阿布德拉是个大商埠，海外贸易发达，各地的商人往来频繁，所以德谟克里特斯从小就见多识广。《国富论》说：“就古代耕作说，除葡萄园外，农场中能提供最有价值产物的部分，似乎是便于浇水的菜园。但是被古代人曾誉为农业技术之父的德谟克里特斯，在2000年前，写了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他认为，把菜园绕以围墙，是不聪明的办法，因为菜园的利润，不能补偿其石墙的费用，而砖块一经风雨毁坏，就需要修补。常常用果树圈围菜园，这样就使不能从生产物来补偿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的菜园，也得到圈围的好处。”

大，这一地区对于白银的需求也在增加；第四，白银的供应必须弥补消耗以及维持器皿和铸币的增加，消耗极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白银的供给可能满足不了庞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其价值的提高。

在美洲银矿发现之后，黄金和白银价值的比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白银价值与黄金价值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多学者怀疑白银价值仍将继续下降，理由是，当贵金属的数量随着财富的增加而自然增加时，其价值也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而许多土地天然产物的价格逐渐上升，更使他们相信这种观念。但事实表明，这种由于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导致的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并不会使其价值趋于下降。金银自然流向富国的原因与奢侈品流入富国相同，不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更低廉，而是因为它们在那里更昂贵，或者说那里能够提供更高的价格。

影响地租租金数额的诸多因素

关于影响地租租金数额的诸多因素，亚当·斯密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地租都体现在租约合同之中，而在该合同形成的过程中，地主总设法使租地人所得的土地生产物份额，仅足补偿他所付出的农业资本以及当地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一数额，显然是租地人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小份额，地主也绝不会多留给他。换言之，生产物中分给租地人那一部分的价格，要是多于这一数额的价格，地主一定会设法将其据为己有，作为地租。因此，地租显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所能缴纳的最高数额。

也许有人认为，土地的地租，不外乎是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合理利润或利息。无疑在某些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未经改良的土地，地主也要求缴纳地租，而所谓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一般只是这原有地租的附加额。而且改良土地，未必都由地主出资，有时是由租地人出资。例如，克尔普是一种海草，这种海草一经燃烧，即可成为制造玻璃和肥皂以及其他用途所需要的碱盐。它生于海潮所能达到的岩石上，绝不是通过人力可以增多的。但是，对于以生产这种海草的海岸为界的所有土地，地主也要求缴纳地租。这样看来，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当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缴纳的数额成比例。

只有这样的土地生产物，才能经常送往市场上出售，出售的价格即其普通价格，足够补还生产物上市所需要垫付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

如果该价格超过了

租地人的投入和普

通利润，其剩余部

分自然归为土地地

租。若不超过这限

度，货物虽可运往

市场售卖，但不能

提供地租。所以还

应当注意，地租成

为商品价格构成部

分的方式是和工资

与利润不同的。工

资和利润的高低，

是商品价格高低的

原因，而地租的高

低，却是商品价格

高低的结果。

地租随着土

地肥沃程度和位置

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一支印第安部落由东部迁徙到高寒的安第斯山脉附近安营扎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是他们最早发现并食用了野生的马铃薯。到了距今大概5000年的时间，印第安人开始逐步地驯化野生的马铃薯变成了很多个品种的栽培马铃薯。从食用到栽培，印第安人走了数千年的岁月，经过漫长而艰辛的驯化，他们最终将马铃薯的种植扩展到了整个安第斯山区，并传到世界各地。现在的马铃薯已有很多品种。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以马铃薯为例，阐述影响地租的因素。他写道：“凡适于栽种马铃薯的土地，亦适于栽种其他一切有用植物。假如马铃薯耕地，在全部耕地中所占比例，和今日谷田所占比例相同，那么马铃薯耕地的地租，就将像今日谷田地租那样，规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

的不同而变动，良好的道路或者便利的水运减少了地租的差异。肥沃的土地所能提供的食物往往更多，所以它们能够提供的地租也要多一些。不过由于人类食物结构种类多样，所以土地也有着多种用途，主要分为生产谷物的谷地和生产肉类的草地这两大类，当然也会生产许多其他的农作物，但大部分农作物的种植都受到这两大类的调节和制约，而谷地和草地这两者的数量之间也会随着人类的需求的变动而相互协调。

同样大小的谷地与草地相比，总是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所以，当大家都不认为肉比面包更值钱时，谷地的剩余产物将具有更多的价值，构成了为农民提供利润，为地主提供地租的更多资源，这种情况在农业的原始阶段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一时期，肉的价值不仅不比面包更值钱，似乎还要便宜一些。因为，此时的土地大多是未经过改良的土地，都可以用来放牧和适应牲畜生长，鲜肉比面包更多，因而面包是竞争激烈的食物，从而可以带来更高的价格。但随着先进的耕作技术的推广，未经改良的田野变得不足以供应鲜肉的需求，很大一部分土地必须用来饲养牲畜，所以牲畜的价格必须不仅要足以支付饲养所耗费的劳动，而且要足以支付将这些土地用来耕种时所能获取的利润和地租，所以鲜肉的价格也变得日渐昂贵起来。

总的来说，谷地和草地的地租还是随着人们对于两种产物的需求而变化。在一个主要产品为谷物的疆域辽阔的国家，一块很好的用栅栏围起的草地的地租肯定会比周围任何谷地的地租都更高。因为，谷物的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需求，而牲畜的生产则略显不足，但随着这种圈地的逐渐增加，草地地租可能会下降。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此外，随着饲养方法的改进，鲜肉的价格也在逐渐降低，因为同量的土地能够饲养的牲畜更多了。

在所有大国里，大部分耕地会用来生产人类的食物和牲畜的食物，但总有一部分会用来生产其他特殊用途的产品。如果这些特殊产品能够比谷物和青草提供更高的地租和利润，那么就会有土地转为生产这种特殊产品，反之，生产这种特殊产品的土地就会转而生产谷物或青草。

不过，为了使土地适于这些特殊产品的生产，必须投入更多的改良支出。比如，啤酒花园、果树园和蔬菜园，其地租和利润一般比谷地或草地高，对于这些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和资本也要高得多。而且这些作物普遍需要更精心、更专业的管理，农场主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样看来，这部分多出的利润是对多余支出的一种回报，当这种回报仅能补偿额外开支时，实际上还受到一般作物的地租和利润的调节。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产品只适合在某一种特定的土地上生产，这也许会带来某种垄断利润，因为这些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并不能完全满足有效需求，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支付得起，而这种因垄断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大部分自然归入地主的地租。比如，一些生产特殊风味葡萄酒的土地、西印度的某些产糖地区，等等。

不管怎样，人类对食物的需求总是最稳定的，所以生产食物的耕地地租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耕地的地租多少都要受其制约。如果一般食物能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那么它的地租会更高。例如，当生产大米的水稻田里能够生产出更多的食物时，如果用其来进行马铃薯的生产，同样的耕地马铃薯的产量要比水稻和小麦高得多，所以，其地租也会变得更高。

在各种土地生产物中，似乎只有人类食物是必然提供地租的，但还有一些其他生产物，随着不同情况，有时提供地租，有时不提供地租，比如，衣物、住宅和矿产资源等。

比如就衣物和住宅而言，在原始状态下，衣物和住宅的原料所能供给的人数，远远超过食物所能养活的人数，尤其是早期大部分人都以兽皮和羊毛作为衣物的最初原料时，更是如此，因为人们在为自己提供食物的同时，也就为自己提供了用不完的衣服原料，如果没有外贸交易，这些多余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皮毛很可能会被抛弃掉。但随着土地的改良，耕地能够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多，而且现代商业和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时，这些产品则变得相对稀少，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于是有人始终愿意为这些原料支付超过足以补偿其所需费用的价格时，它们才能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

不过，这都是在贸易得到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北美狩猎民族在被欧洲人发现之前，根本不会将皮毛作为它的主要产品拿出去交换；而在英格兰地区和苏格兰高地如果不是因为对外贸易，大量的羊毛都将会被遗弃，更不用说提供地租了。

此外，即使是在现代商业状态下，某些住宅采用的原材料也很难为地主提供地租。采石场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建筑用石材，在人口众多需求旺盛的地方，固然可以为地主提供一时的地租，但当产量超出当地的需求，而他又很难将其出口到国外时，也就谈不上地租了。

再比如就煤矿和金属矿而言，随着生产的改进，土地能够生产的食物也越来越多，人们对于其他产物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穷人也许只需要简陋的小屋即可，但富人对于锦衣、豪宅、宝石等物品的欲望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膨胀。所以随着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的不断富裕，他们对于土地的其他产物的需求也会不断加大，其他产品的价值也会随之不断增加，进而这些产品所能提供的地租也就会越来越多。但这种情况也与这些矿产资源富饶程度以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

煤矿能否提供地租，部分依靠其富饶程度，另一部分依靠其地理位置。如果煤矿过于贫瘠，就会失去经济价值，从而难以提供地租；如果具备经济价值，但由于地理位置很差，开采成本过高，也难以提供地租。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时，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但是煤炭也有其替代品即木材，当煤炭价格过高时，很多人都将选择木材，所以煤炭的销售价格一般仅略高于其最低价格，也就是略高于开采时所需要的投入资本的利润，超出的这一小部分才是地租，所以地租在煤炭价格中所占份额比在其他大多数天然产品中的要少。不过这都是就早期而言，当时煤炭的用途仅限于取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工业和冶炼用煤数量大大增加，煤炭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所以其价格也远超出最低价格，此时的地租就已经变得很高了。

早期对于金属的需求主要是一些贵金属（除了铁以外），而且多半是由于其美观，很少是出于其实用性，所以它们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其稀缺性。同时，世界各地之间的金属彼此竞争激烈，所以这些矿产资源所能提供的地租，与它们的相对富饶程度而不是绝对富饶程度成比例。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矿比其他地区的矿藏更富饶，它就能提供更多的地租。不过，与煤矿类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金属的开采更多的则是满足人们的实用性，而这些矿产资源又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其价格也变得越来越高，与之对应的地租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但是，无论是衣物、住宅还是矿产资源，它们的价值与土地的地面产品食物都是密切相关的，人们在保证食物生产逐渐增加的同时，不仅能够提高得到改良的土地的价值，还可以为许多其他土地的产品创造更多的需求，并因此提高这类产品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进步，即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以下三类天然产物的真实价格都会提高，而不同的产物价格提高的幅度有所不同。

第一类是人类劳动不能增加的那类产物。它们包括自然界仅生产一定数量的那些东西，极易腐烂，不可能保存很长时间。这些东西大多是珍稀鸟类和鱼类，以及许多不同种类的猎物等。当财富增长时，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也会随之增长，而人类劳动的努力不可能使其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增长前的数量。所以，这种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而购买它的竞争则逐渐加剧，它们的价格就可能上升到任何高昂的程度，并且好像不受任何的限制。

第二类是人类劳动能使其随需求增加而成比例增加的那些产物，如牲畜和家禽等。随着耕种的改进和增加，食物的供给也将会大幅增加，而牲畜和家禽等产物的数量将持续减少，同时对其需求将持续增加。所以，它们的真实价值会逐渐上升，直到最终上升到一个高度，使得其能像土地所生产的其他产物一样有利可图。如果再上升，不久会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用于增加其数量。

第三类是指劳动效力受到限制或不确定的那一类。尽管这类天然产物的真实价格在改良进程中趋于上升，但根据各种偶然事件使人类劳动增加产量的努力的成功程度，实际价格有时甚至下降，有时则保持不变，有时则上升。例如羊毛和生皮的生产，它们是其他产品的附属品，在早期，羊毛和生皮有比鲜肉更大的市场，尤其是在人口稀少的国家，羊毛和羊皮相对于兽肉的价值更大，但在改良进程中，羊毛和生皮的价格应该上涨但却不如兽肉价格上涨得那么多。

逐渐减少几乎所有制造品的真实价格，是改良的自然结果。几乎所有制造品的真实价格都会降低，没有例外。由于更好的机器、更熟练的操作、更适当的分工以及工作分配，所有这些改良的自然结果，使执行任何一项具体工作所需的劳动量大大减少；并且尽管社会的繁荣状况会大幅提高劳动的真实价格，但劳动量的大量减少一般足以抵消价格中可能发生的最大上涨。的确，有少数制造品，其原料真实价格的必然上涨会抵消改良所带来的好处，但在大部分原材料真实价格根本没上涨或没大幅上涨的所有场合，制造品的价格会大幅下降。

社会状况的每次改良，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并因此带来地租的增长。改良和耕种的扩大会直接提高地租。地主在产品中所占份额必然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如牲畜等价格的提高就是如此。劳动生产力的所有进步都会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并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因为地主用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那部分天然产物去交换制造品，所以不管是什么降低了制造品的真实价值，都会提高天然产物的真实价值，于是等量的天然产物可以购买更多的制造品，也就是说真实地租得到了提高。推而广之，社会财富的任何增加，都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因为这种财富的增加自然会按一定的比例流向土地。

相反的情况则是，忽视耕种和改良，任何一部分土地天然产物的真实价格就会下降，制造品的真实价格由于制造技术和产业的衰退而提高，社会财富减少，这些都会降低土地的真实地租，减少地主的真实财富，降低地主对他人劳动或劳动产品的购买力。

亚当·斯密分配理论的利与弊

在亚当·斯密看来，“自然价格”会随着工资、利润与地租这三个组成部分的自然率的变动而变动。在原著第一编接下来的第八到第十一章，亚当·斯密进一步的分析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这三个自然率发生变动的原因。这一部分自成一体，逻辑非常清晰，分别讨论国民收入来源的三个组成的决定情况——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是如何决定的。实际上，这四章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亚当·斯密的分配理论。

原著第八章和第十章都具体讨论到了工资问题，也就是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应得的份额。亚当·斯密勾勒出了两种不同的工资理论：第一种是“最低生活费用说”，第二种是劳动的“自然价格”。

亚当·斯密认为，吝啬的雇主，总是在尽力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这是亚历山大·安提格那作于

1848年的油画《遍布城镇的贫困》，画面上，在巴黎市区的一间阁楼里，一位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正无助地面对着窗外恐怖的闪电。19世纪30年代后，法国农村的极度贫困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民拥入巴黎寻找工作，对他们来说，真正威胁他们的不是闪电，而是生存问题。在这幅绘制于1848年的油画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这群随时可能起身一搏的贫苦家庭的哀愁——新的革命显然即将到来。

这个工资就决定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借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的多寡，取决于劳动者阶层的繁殖速度。这一思想，后来被马尔萨斯继承，并在《国富论》出版一百多年后，被德国工人党的拉萨尔发挥并表述为“铁的工资率”，即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工资不能低于这个必要的水平，否则人口会外流、劳动者会节制生育，直到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手短缺，并让工资回到本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久高于这一水平，否则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会带来工人供应的增加，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工人也并不总是会任“资本所有者”摆布。况且，自然的法则，自会把工资拉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也就是劳动的“自然价格”。就像作者在原著第八章开头指出的：“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既然土地是私有，地主就要在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一部分作为地租；资本家需要扣除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利润。这样，经过两次自然“扣除”之后，剩下的就是劳动者自然应得的部分了。

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就在这两种理论之间迟疑徘徊，并未作出最后的抉择。实际上，亚当·斯密还有个一个非常精彩的论断，他认为，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悲惨状况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亚当·斯密生前没有遭遇到“有效需求不足”给经济带来的困境，但这也无非是他的“市场范围会限制分工”定理的一个变形罢了。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也无非就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已。虽然亚当·斯密只是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感情上的乐观判断，但他和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对工资问题的看法，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原著第九章论述的是利润问题，主要是从各个角度探讨决定利润率的因素。在亚当·斯密看来，利润构成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它就是资本的自然报酬，但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利润理论。而且，如果想要理解亚当·斯密对利润问题的看法，还需要把分散在头两篇中的有关论述拼凑到一起才行。不过，这些论述和其他相关的论述一样，大都很含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亚当·斯密明确支持把利润看做是资本家的基本收入的看法。

因此，利润的实质就是，资本家在生产活动中提供实物（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从而应得的收益，贷款利息则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凡是资本，都要取得利润。而且在他看来，资本在各个部门自由流动，自然会导致利润的平均化倾向。

亚当·斯密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积累的增大，利润率就会趋于下降。但他对此并不抱有悲观情绪，相反，他认为这是国民财富增加和社会福利增进的标志。

显然，这也是一个正确的看法。

但是，亚当·斯密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资本家”个人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亚当·斯密使用了“经营者”这样的字眼，但是，企业家或实业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职能，发挥出任何特殊的作用。除了“监督与指挥”之外，他们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得以侵吞他人的部分劳动成果的人。这种看法，在亚当·斯密和他之后的整个19世纪的经济学中，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学中，是一种颇为盛行的理论倾向。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这种观点，并帮助它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尽管，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显而易见地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但他显然又在另一方面背离了这种思路。我们并不能说亚当·斯密持有剥削利润的理论，因为除了商品的市场价格均衡论外，亚当·斯密也确实注意到了资本经营的“风险因素”。这就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原著讨论地租问题的第十一章篇幅很长，也不够凝练，其中包含了一个长篇的关于银价波动问题的专题或者说是离题的论述。

亚当·斯密从成本价值理论出发，自然而然地，而且是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地租现象只能归因于土地的垄断。这一思想出现之后，便一再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且至今仍未销声匿迹。不过他紧接着说：“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这种说法却不怎么符合刚刚提到的垄断理论，而是指向了李嘉图的方向。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显得更有逻辑顺序。我们知道，李嘉图的名字几乎已经和地租理论永远地联结在一起了。他第一个证明了地租意味着自然的吝啬而非慷慨，地租是人口增长和贫困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耕种较贫瘠土地的结果。在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中，当次等肥力的土地投入耕种的时候，头等土地立刻就开始有了地租，而地租取决于这两份土地在质量上的差别。从这里我们不难推论，其实在地租问题上，与其抱怨自然的吝啬，不如报怨部分人类阶层的贪婪。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可以很自然地引出这样的结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是相对抗的。耕种土地的困难越大，地主的利益越大。

在本章最后的结论部分，亚当·斯密虽然对地主阶层的懒惰和无知抱有很大的轻蔑，但他却非常认可这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认为即使“地主在关于商业及政治问题的公众集议上，为本阶级的利益打算，但绝不会贻误国家……”这与他对资本家阶层在集会问题上的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德国人，犹太族。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创建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资本家为了更大化的生产力与利润，势必投资更多的金钱与资源在科技的研发上，而劳工的利益也将因为科技的进步而贬低。日后，劳工势必日用品化，进而异化了无产阶级劳工本身的人类特质，成为资本家的人肉机器。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他意识到此现象是一种阶段性的演变，资本主义将物极必反，无产阶级必将因为自身的解放，逐渐取代资产阶级，就有如当初在封建时代末期，资产阶级推翻王室贵族阶级一般。而劳动阶级也将成为主角，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极度厌恶的态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亚当·斯密还在这一部分传达出这样一种思想：粮食生产的地位是独特的，因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

这一思想，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重视并得以重现。

亚当·斯密还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图示。尽管这一图示简单、粗糙，在严谨方面甚至逊色于之前的重农主义，但是，他的这一分析，却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已经铺就。这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亚当·斯密把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靠地租生活的地主阶级，靠工资生活的工人阶级和靠利润生活的资产阶级。在三个阶级中，地主往往安于享乐，流于无知；工人则缺乏时间也缺乏能力去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资产者阶级富有理解力，但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却只出于私心，而不为社会的1922年1月12日，香港中国海员工人要求加薪遭英国资本家拒绝，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举行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罢工人数最多时十余万，经过56天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总体利益打算。

亚当·斯密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土地改良过程中，地主会直接得到好处。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地产品的真实价值是上升的，另一方面，地主得到了土地产品更大的份额。此外，地主还可以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下跌中，间接地得到好处。显然，劳动者也可以从制造品的价格下跌中得到好处。只是“商人和制造业者”会遭受损失。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利率在富裕的国家趋于下降，在贫穷的国家趋于上升。因此，该阶级的利益既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相冲突，也和社会的一般利益相冲突。这显然是在朝向阶级利益分析的道路上，迈出了的重要一步。

我们知道，《国富论》中淳朴的分配规律，在李嘉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认为探讨支配着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但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第一次否定了分配规律的不可变更性。

在穆勒看来，分配的规律不同于生产的规律，它部分地是属于人类制度范畴的问题。这意味着分配中的自然秩序，自然工资率、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地租率的分配含义，已经被侵蚀、消融了。尽管生产的规律还被看做存在永远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但在分配问题上，工资、利润和地租却都可以由人类自己加以调整。也许仅仅是一个缝隙，但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大门，也由此悄悄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