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苏格兰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他创立了以《国富论》为标志的古典经济学派，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以自由放任原理为基石，并且扎根于一种宽容开通的哲学思想之中，真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这本《国富论》的“导读”部分从了解亚当·斯密的个人经历以及《国富论》的诞生背景等方面入手，详细介绍了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的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的背景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内容着重探讨了如何把握《国富论》的思想精髓，这对我们下一步解读《国富论》所构造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导师
亚当·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柯卡尔迪。
他是一个遗腹子，母亲名叫玛格丽特，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的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做过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的海关监督。小亚当·斯密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母亲还很年轻，可以想见，她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有多么珍爱，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密一生都和母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就像牛顿、康德、尼采等人一样，亚当·斯密本人也是终生未娶。弗洛伊德的信徒们肯定会猜测说，这与他对母亲的依恋有关系，但对他来说，这似乎并不公平。尽管他只是中等身材、相貌平平，但他性情温和，有着敏感的气质，在巴黎的沙龙中也曾是一位颇受女性欢迎的学者。事实上，孝心也并没有阻碍他至少两次坠入情网。
亚当·斯密是一个瘦小的孩子，从幼儿时期就有爱走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亚当·斯密心不在焉的脾性，确实成了人们对他一致的评价，对他娓娓而谈的客人有时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听到刚才所说的一切。后来，在担任海关专员时，他还因走神把公文上的签名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据说，亚当·斯密四岁时，曾在去看望外祖父的途中被一群吉卜赛人拐走，幸亏家人及时寻找，加上好心人帮助，才算被救了回来。大学者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出神凝思或许是一种普遍表现；而亚当·斯密的表现，或许是沾染了吉卜赛人的什么神秘气息也说不定。
亚当·斯密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先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又赴牛津大学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随后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并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这时期，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1776年3月《国富论》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他曾以巴克勒公爵私人教师的身份陪同他到欧洲各地旅行，进入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与重农学派重要人物魁奈等人相识。旅游欧美对亚当·斯密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受过良好的中学教育后，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升入牛津大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时，他喜欢的学科是数学和自然哲学（物理学），他在这些学科的才能体现在其关于天文学史的论文中。而且，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还碰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巨大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他所教授的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为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对牛津大学倒是非常失望，他在《国富论》中甚至还评论说，那里的大部分教授，简直连一点门面上的功夫都懒得去做了。
尽管牛津的教师没有引起亚当·斯密的兴趣，但图书馆里储量颇丰的藏书，却赢得了他的青睐。在这里，他不仅广泛地阅读了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以及法语文献，而且还阅读了许多当代哲学著作，其中包括他的苏格兰同乡大卫·休谟新出版的《人性论》。经哈奇森引荐，他还成了休谟的好友。“在苏格兰，人人都是哲学家。”这句俗语至少在他们身上是应验了的。
1748年，25岁的亚当·斯密成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讲授英国文学；1750年到1751年冬天，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1751年受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但之后不久，他就接替去世的托马斯·克雷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这一职位上，他一干就是12年。
在此期间的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这部书一出版，在伦敦立即就获得了成功，并为亚当·斯密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都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在更多的是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人所熟知，但亚当·斯密生前却是以哲学家著称的，与《国富论》相比，他也似乎对自己的《道德情操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也更为重视。
亚当·斯密是一位负责任的，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不仅如此，他在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方面也并不逊色。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后期，他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并担任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无论何时，当学校不得不和外部团体如格拉斯哥市议会或伦敦财政部进行棘手的谈判时，往往都是请他出面。尽管有着心不在焉、粗心大意的名声，但是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总是头脑冷静，而且很有效率。
1764年1月，亚当·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做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并陪同他到欧洲各地旅行。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国富论》的写作。巴黎之行，亚当·斯密至少和伏尔泰见过五六次面，并对他极为推崇。因为与休谟的友谊，他也进入了英国和法国的贵族这是格拉斯哥大学的瓦特楼，是为工业革命之父、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先生修建的。瓦特所做的第一项重大革新就是增加一个独立的凝汽室，于1769年获得专利权。1781年，瓦特还发明了一套齿轮，从而使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换成为旋转运动。这套齿轮使蒸汽机的用途增多。瓦特又发明了自动调节蒸汽机运转速度的离心式调速器（1788年）、压力计（1790年）、计数器、示功器、节流阀以及许多其他仪器。晚年的瓦特，生活非常富庶。但是瓦特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制造蒸汽机的工厂，而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
阶层。除了参加沙龙与崇尚文学的贵妇人聊天、去剧院之外，他还常参加魁奈在巴黎或凡尔赛宫寓所的聚会，并与重农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杜尔阁相识。
与重农主义者的交往，丰富了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至少能使他更深刻地思考在去法国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的自己的大多数的经济思想。三年之后，亚当·斯密结束了私人教师的工作，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并在隐居般的生活中，全力倾注于《国富论》一书的写作。
1776年春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反响强烈，立即获得了成功。第一版在六个月内全部售完，又以很快的速度连出数版。老友休谟在给亚当·斯密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与欣慰：“太棒了！好极了！亲爱的亚当·斯密先生，我对您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这是您本人、您的朋友及公众都给予极大期望的一本书，我一直惦念着它的出版，现在总算放心了。”
1777年，亚当·斯密谋得了爱丁堡海关专员的职位。1778年，亚当·斯密在爱丁堡的卡农加蒂区租下了一所很好的房子，并先后把他的母亲、表妹和外甥接来同住。这是一段祥和的晚年生活。除了自己的海关事务，他把很多时间都用在了和朋友相处上。母亲、朋友和书籍，成了他的“人生三乐”。
晚年，亚当·斯密的理论不仅让他征服了学者，而且为他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望。当时的许多政府要员，都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弟子，英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首相之一皮特，就是他忠实的信徒。据说在一次会面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到达，他一进屋，大家就全体起立欢迎他。他说：“诸位，请坐！”皮特回答说：“不，先生，您先坐，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1787年，亚当·斯密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并任职至1789年。这所大学在近六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培养出许多知名人物。
在爱丁堡的这段时间，亚当·斯密每周日都和亲密的化学家朋友约瑟夫·布莱克和地质学家詹姆士·哈顿，在一个酒馆吃饭。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亚当·斯密把他们找来，坚持让他们烧掉他的所有手稿，只留下少数可以发表的稿子。最后，两个人找出并烧掉了所有的东西——16卷手稿！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1958年，他当年讲授法律时的大量学生笔记被发现，后来作为《法理学讲义》出版，当然这是后话。
烧掉手稿后，亚当·斯密如释重负。又到了周末，他的朋友照例来访，准备共进晚餐，他拒绝了。“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先生们，但我觉得我必须离开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国富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人们常说，1776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美国独立，一是《国富论》诞生。领导美国独立运动的乔治·华盛顿成了“美国之父”，发表《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成了“经济学之父”。
《国富论》的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一个综合体，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它以经济分析为主线，以倡导“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著称，不仅如此，它还广泛地谈论到政治、历史、教育、宗教、哲学等，而且都颇有见地。
当然，也有人认为，《国富论》似乎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它所论述的观点或者是前人都已经充分论证过的，或者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共同认识。
其最大的贡献无非是把这些思想集合起来了而已，里面还有很多别人没有的错误，以及逻辑上的瑕疵。但是，没有人能真正否认《国富论》的价值。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出现之前，尽管经济学的天空不乏明亮的星辰，但还均不足以照亮整个经济学的世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集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知识之大成而建立起来的。他没有简单地吸收前人的成就，而是把原来种种分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综合成了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的学说好比一条宽广的大河，许多大大小小的支流在他那里汇合在了一起。
要理解《国富论》这样一部有些奇特的经济学著作，还是让我们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说起。
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工业革命尚未展开，也就是说，《国富论》实际上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作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在1550年到1770年一直占统治地位。到18世纪前期，法国和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庭作坊，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
筑下根柢。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
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到亚
当·斯密的时代，英国在资
本主义世界中已经取得了第
一把交椅的位置，在国际政
治与经济的角逐中，遥遥领
先。早在13和14世纪，英国
就开始出现“圈地运动”，
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资本
主义萌芽在旧社会的母体
内部逐渐成长起来。到16世
纪，英国的工场手工业逐渐
走向繁荣。英国的商业不仅
在国内扩大了市场，而且随
着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和
开辟，逐渐扩展到了海外。
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场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并壮大起来。
16世纪后期，英国新
兴资产阶级已经兴办起造
制糖、造纸等产业。呢绒业
的发展尤其迅速，呢绒手工
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例
如，当时威尔特郡一家大呢
绒商就支配着上千个手工业
者，另一个呢绒商把周围20
英里地的毛纺织生产都控制
在自己手中。这与海外贸易
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6世纪
中期，它在英国的出口总额
中，占到80％，而在17世纪
初，进一步增加到90％。伴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享有
专卖权的特许贸易公司相继
出现，伦敦迅速成为国际贸
易的中心。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发展，终于让新贵族和资产
阶级作为一种新力量登上历
史舞台，并与旧的封建王朝
产生了矛盾。1640年，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宣布为共和国。1660年，封建王朝复辟。最终在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英国建立起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掌权的君主立宪政权。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标志着世界近代史开端的大事件。尽中世纪，在欧洲大陆很多地区都出现过地主圈占土地的现象，如德意志、法国、荷兰、丹麦等国。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规模也最大。封建制度时期，英国就已存在大规模圈地运动。在14、15世纪农奴制解体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摧毁了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农业，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转变成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并且改造得很彻底。同时，圈地运动中，圈占土地的贵族办起了农场、牧场，雇佣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进行生产，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他们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是一致的，在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两者结成联盟共同领导了革命。
管这次革命有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但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革命前被视为暴行的圈地运动，从18世纪开始，变成国家法令，成了“合法”的行动。圈地运动不仅为毛纺织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而且为它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棉纺织业是当时仅次于毛纺工业的重要部门。这个行业一开始就作为毛纺织业的竞争对手，在尽力为自己争取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最初的技术革命终于从这个部门开始了。
亚当·斯密对当时主要由商人和制造业主组成的资产阶级有时持一种极其严厉的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
事实上，公众亦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资产阶级的这种“卑鄙的贪欲”和“独占的精神”使他们完全不配成为“人间支配者”。
决定亚当·斯密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论分析的前提和素材多采自资产阶级生活表面那些流行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由于其社会存在必须以这些意识形态来把握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依据由这些意识形态提炼和概括而成的范畴和原理解释了生产如何在现存关系下进行，却没有交代这些关系以产生的起源。正是这一点在方法论而非仅仅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决定了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甚至西斯蒙第等人作为经济学家所固有的资产阶级局限。
亚当·斯密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造成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其次，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其他，“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失业劳动者，一星期的生活都难以支撑，而资本家靠资本可以维持一两年生活。在亚当·斯密看来，雇主的联合以及法律对于这种联合的偏袒，是对理想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践踏。可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自由却处处表现为只是资本剥削劳动的自由（所谓曼彻斯特式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国家对资本自由运动的任何限制，另一方面随时准备利用国家机器对付劳动者阶级。
亚当·斯密把保护私有财产使富者不受贫者侵犯，当做政府由以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目的。而这和他想要倚靠国家阻止资产阶级成为“人间支配者”，恰恰形成矛盾。他不仅未曾着手解决这一矛盾，甚至没有把它作为矛盾有意识地提出来，反而认为理想的自由主义可以通过立法化作现实。他写道：“英国的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至于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这段话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他不是为某个特殊阶级，而是为全社会争取自由竞争的权利，似乎自由主义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而是服务于全社会。他的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只是早期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对立不发达的产物，是他作为道德学家的无害的幻想。随之而来的产业革命证明，他所憧憬的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是纯粹的乌托邦，这是他的人道主义倾向。在他看来，“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亚当·斯密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工业革命之火的熊熊燃烧，但他必然已经感受到机械工业的气息。《国富论》的写作，就正值工业革命的前夜。
此时，英国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残余的封建主义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为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时代正迫切要求一个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的诞生。
此外，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脱胎于他自己所教授的“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指的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社会科学。当时，道德哲学是大学课程中普遍开设的一个学科，它主要由自然神学、自然伦理学、自然法学以及政策学构成，而经济学和财政学都属于政策学。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一个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一个部分。
亚当·斯密生活在“通识年代”的末期。当时，随着“道德哲学”
材料的不断增加，其内部各学科已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专家的手中。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就是这样在旧体系的崩塌中诞生的。尽管它确实还比较朴实、简单，尚未来得及把许多新生事物完全考虑进去，但它作为一个兀然而出的体系，确实当得起经济史学家的溢美之词。应该知道，始创一门新的科学，树立新目标和新理想，定下一个框架，留待别人填补，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此后，在专注自己领域的同时，专家们不可避免地在忽略其他学科，也忽略了总的指导原则。《国富论》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成了经济学这个专门学科形成的标志，亚当·斯密本人也成了它的创始人。
亚当·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界的秩序即机械论者的宇宙。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18世纪的道德家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已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亚当·斯密的著作包含了他对于道德的审视，如《道德情操论》里的“同情心”就是伦理学的，它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来自人们的冲动情操而不是理性的选择。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则开创性地将政治经济学根植于牛顿式的宇宙之中，和谐、有益，但是机械，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整个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无意结果中得益。因此，在亚当·斯密这里，同情心是道德世界的作用要素，私利是经济世界里的作用要素，正如牛顿的自然秩序一般。
亚当·斯密伦理学范畴的“同情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既然同情他人，就会认可他人的感受，使我们自己的行动恰如其分地高雅，并约束我们的自私，使自己仁慈并被他人认可，这并非是道德说教或具有功利性质，“这使人性得以完美，并且在人类中创造出情感与激情的和谐，这种和谐构成了人类的优雅和得体”。这种人类的欲望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依赖的。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也是这样一种自由秩序。
对私利的追求也符合自然原理，每个人天生被赋予照顾自己的责任，并且他比任何人更有优势实现这一点，如果他能在公正的范围内野心勃勃、追逐财富就应该得到钦佩，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并非是受生理需要，而真正激励他们的是超过他人和获得高贵地位的欲望，他们也许自私并具有掠夺性，尽管他们只为自己打算，但是他们还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整体改进。
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来源于自然秩序的思想，即牛顿式的机械论的秩序，他关于人类的道德情操和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均来源于相同的自助的原则。亚当·斯密的著作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他的理性主义使之以自然秩序和天赋自由为原则构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经验主义则使他从现实的观察中提出问题并说服他人，如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无数次运用历史的教训抨击政府为低效、腐败、轻浮、浪费以及受制于某既得利益集团。
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可发现：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将“国富”的标准，由不生产的“货币”与仅生产“纯产物”的农业，引入以国民每年劳动生产“物品”总量的增加，亦即国家所拥有全部交换价值总额的增加为标准。亚当·斯密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和排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促进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1846年及1860年，“谷物条例”与“保护关税”即相继被废除。
作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他批评制造业与贸易者抱有专利的企图，并谓其利益“从未与公共的利益协调……通常都在欺骗并压迫公众”，“任何由工商业者所建议的新法律，或者新的规章，都应对之特别小心，都不应该不经过长期的、缜密地考虑而即予采用”。同时，亚当·斯密对于这群人总想联合起来，以避免彼此间之竞争的企图也从未忘怀。他曾如此说：“同行同业的人士是很少会集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也很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聚谈，则最后产生的必是一种对大众不利的阴谋，或是一种哄抬物价的勾当。”
亚当·斯密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他同情工人，认为合理的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各种各类不同的工人，在整个政治社会中占其多数……凡足以改善多数人之生活，便永远不能视为有害于社会全体。……当社会最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是以凡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本身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内获有一部分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毕竟是最公道不过的事。”“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不过是个普通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除政府三任务外，他还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他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像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他心目中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他曾明白表示：“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赋的自由权……致使社会全体有蒙受危险之虞，则可以并且应用政府法律来加以抑制。这与政府之为自由政府或专制政府无关。”
引领一种新的思想潮流不仅需要有巨大的勇气，更需要有一种对科学的专注与奉献，而亚当·斯密正是这样一种人。16世纪到18世纪50年代是英国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也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英国是欧洲重商主义发展较为典型的国家，也是最成功的国家。重商主义作为最原始的贸易保护主义，它认为使国家富裕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此，政府应当竭尽所能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英国工业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大量的过剩产品也需要更多的消费者。同时，迅速发展和壮大的工商业也需要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一些工商业者和学者呼吁政府要对内放松管制，对外实行开放。此时，主张自由贸易的古典经济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很多学者著书立说论证自由贸易的种种益处。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评判，主张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国富论》的问世，掀起了自由主义的浪潮，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较为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
《国富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曾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正是这一思潮的开创者之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充分综合了众多思想体系而形成，这一理论体系不但影响了后来的马歇尔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等学派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并启发了一些经济学家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其中著名的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约翰·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
第一，《国富论》具有作为经济学之源的伦理思想，因而成为道德哲学家的开山之作。
《国富论》出版之前，亚当·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
1759年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认为人的本性中所有同情的情感是阐释道德的基础，同情的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了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亚当·斯密伦理—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亚当·斯密的体系充分归纳了众多思想家们的思想和学说，吸取了它们的真谛并将它们融为一体。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1946年），生于英格兰，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
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古典的微观
经济学而言的。宏观经济学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因为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也被称做就业理论或收入理论。
古典经济学仍然继承了亚当·斯密综合经济与伦理的传统，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相互补充”，人性论、价值判断等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仍然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哲学伦理观的内容，经济学实证化、纯粹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伦理观逐渐淡出了实证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
尽管亚当·斯密开创的“伦理—经济”传统，在20世纪初因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隔阂和分离而趋于消失，但是，伦理学毕竟是经济学的源头，就在经济学实证方法兴起的同时，规范分析仍是经济学的重要方法。马歇尔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及非主流经济学都涉及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事实上，当前西方经济学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解释当前社会中的若干重要的经济问题的趋向已经显现。韦伯的“新教伦理”、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等也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支持了伦理传统回归的倾向。
第二，铸就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从而促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
《国富论》是古典经济学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之后吸引了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学者的追随，这使古典经济学发展到一个顶峰。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1750年至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的有关著作出版为标志，以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出版为基石。
《国富论》研究的是财富的来源和如何增加财富，并找出促进财富增长的原因。
书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也抛弃了重农主义的“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的偏见，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当然，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并获得重大发现，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主要的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真正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则是大卫·李嘉图，他在继承亚当·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亚当·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亚当·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
大卫·李嘉图（17 7 2
年—1823年），英国资产阶
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
表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
经纪人， 后受亚当·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一书的影响，激发了
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他
在亚当·斯密奠定的基础上
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
大厦。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新
古典兴起之后已经没有多大
价值了，但他的比较优势理
论对于自由贸易的贡献却是
不朽的。
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受到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亚当·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已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一思想至今仍不无启发意义。
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达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
第三，《国富论》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具有经典的永恒魅力。
1776年3月9日，英国发生了近代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不是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不是几个国家签署了某个协定，也不是某个工程师发明了先进器具，而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即《国富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国富论》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这句话现在仍然正确。
一本书何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借用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序言中的一句话：“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它起草条约。”《国富论》就是这样一本书，但它的影响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时至今日，市场经济能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并带来全球财富滚雪球似的增长，《国富论》功不可没。
为什么说《国富论》对市场制度的建立如此重要？这首先得从《国富论》研究的主题说起。归纳有二：其一，什么样的制度框架能够使人民自己改善自己的境遇；其二，政府为此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能，并如何获取其财政收入。对于第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的回答是分工和自由竞争。在这里，亚当·斯密继续了《道德情操论》中的讨论：人确实是自私的，但是，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仅靠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他只能利用他人的利己心，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自私并不可怕，作为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看不见的手”也许是经济学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词了，这个词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了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在谈到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万人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相应地，政府也就不应自以为是地干预民众的活动，他们“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因为，“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根据这种理论，亚当·斯密呼吁废除贸易限制，实现自由贸易，废除鼓励某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摧毁政府授予某些公司的垄断权利，撤除有关户籍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法令等措施。
当然，市场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的界限的政府。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府基本上只具有三个功能：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的社会之暴力和入侵的职能；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和压迫的职能；建立和维护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制度的职能。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能时，政府的设计也应考虑到引入竞争。比如，亚当·斯密说，“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归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同样，公共工程也应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后来的主流福利经济学面对市场失灵，仅仅强调政府干预，恐怕会错了经济学始祖的本意。分工、竞争和自由，这就是亚当·斯密贡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些观念造就了自由市场制度——人类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
从观念到制度，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比如，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才废除了亚当·斯密当年曾经大力抨击过的谷物贸易法。更为引人注意的是，20世纪凯恩斯干预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市场万能”的理论遭遇危机，但是完全放弃市场制度也是不可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信奉凯恩斯干预思想而实行的经济政策，导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正是哈耶克预言的“通往奴役之路”。不过，在种种新潮尝试失败之后，人们发现，亚当·斯密那些体现在《国富论》中的伟大观念，注定了是任何明智的政府的“圣经”。
《国富论》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国富论》似乎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你知道什么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绝对是最常被提到的名字之一。
这一现象固然与《国富论》的盛名有关，但恐怕这背后还与它同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暗合息息相关。亚当·斯密给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定下的任务就是“富国裕民”，而富国裕民也正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受尽屈辱的中国社会所一直向往的目标。
《国富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原富》，是在1902年由我国著名思想家严复译出的。严复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最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是富国裕民的法宝，并视之为中国的“救亡之道，自强之谋”，欲以此“指斥当轴之迷谬……从其后而之”。他为《原富》一书所写的六万多言按语，处处流露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崇拜之情，并热切地希望这种经济自由的思想能成为实现中国维新变法、富国强兵的武器。尽管这一思想也曾在维新派人士中引起共鸣，但《原富》的影响远不及严复所译《天演论》等书那么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亚当·斯密的理论在中国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王亚南、郭大力是这一阶段传播亚当·斯密学说的主将。他们看到1902年严复译《原富》的译文过于艰深难懂，又多删节，决定重新翻译出版，并将《原富》的书名改为《国富论》。1931年，该书以白话文体正式出版，从此，《国富论》的名字成了亚当·斯密原书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称呼。
尽管王亚南、郭大力在1965年完成通行的改译本时，已经把书名全译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富论》更多的是被当做《资本论》研究的辅助材料存在的。王亚南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不仅轰开了中国古老封建的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也惊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人。一直以先进自居的中国人决心从他们的侵略者的武库中寻找使国家富强的武器，于是便开始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1920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一个中译本《原富》问世了，译者便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严复。严复译书有其特点，即常常联系书中的内容写译者按语。他翻译《国富论》也是如此。在《原富》一书中写下了三百余条、共约六万余字的按语。这些按语以及《原富》的《译事例言》，反映了严复对斯密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严复在如何使灾难深重的中国由贫弱变成富强问题上的见解和主张。
为该书改订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说道：“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这清楚地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富论》研究的具体状况。因此，人们对《国富论》的解读所注重的，再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更多的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学说，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对“市场经济”知识的渴望，使西方经济学迅速从大学校园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富论》也再次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尽管斯人已逝，时代已远，现代经济理论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国富论》的意义犹在。它始终对启迪我们的心智，寻求富国裕民之路以新的启发。
曾经被温家宝总理多次向企业、学界和大学生推荐的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在今天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经济市场的前提。
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这个错误的人性的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尽量买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因此，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国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基石。
其次，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而不是由政府。市场经济的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线在哪里的政府。
此外，亚当·斯密用其著名的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源泉。而马克思着眼于交易成本，认为企业的边界的确定是由于企业间存在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高，企业就更可能跨国经营，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而折衷理论是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基础的。但折衷理论的前提是这样的跨国经营是我们所说的横向扩张，扩张的目的是利用企业的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在同一产品和服务领域，在新的地域或市场里寻求扩张，以提高企业利润。而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来说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较，整体上来讲没有技术和品牌优势。
按照这样的理论，是难于实现国际化扩张的。而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诸如海尔、联想和TCL等有代表性的企业的海外扩张模式。虽然这三家公司的国际化发展的动机和模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说是相同的，就是通过国际化的扩张，取得先进技术，了解海外市场，建立企业品牌。换句话说，和强势的跨国公司不同，通过海外扩张，增强企业对于市场的了解和学习能力，提升企业未来的竞争力是中国公司国际化的目的之一。这样的国际化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来讲是有帮助的。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管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扭曲还是股市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上的狂飙引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问题。”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讨论，他晚年担心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礼崩乐坏，这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者不断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
弄清《国富论》的思想形成
搞懂《国富论》里面各种政治、经济论述，领会亚当·斯密的精神，以及为什么这部巨作既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又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为什么在18世纪70年代的西方被尊为经济学“圣经”，经过二百多年转变，亚当·斯密的思想仍被当成治国的经典。所以，我们建议想认真拜读《国富论》的人们，应当首先从外围搞清楚一些问题后，再仔细研读《国富论》，这样可能更有成效。
首先，搞清《国富论》的主题。
从总体上说，《国富论》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长方式和运行规律，从经济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这部著作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理论为核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国富论》从结构及涉及的主要内容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不仅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而且还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的内容。
《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是论述国家财富和个人财富这个主题的，通篇贯穿是这样一条主线：围绕着财富展开“劳动分工理论研究”“分工交换理论研究”“价值价格理论研究”“劳动分配理论研究”“劳动工资理论研究”“资本利润理论研究”“地租理论研究”“资产问题理论研究”、“财富增长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研究”“描述资本市场中那‘看不见的手’的完全自由经济”和“赋税理论的研究”。从上述这些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研究，亚当·斯密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是财富，财富是如何构成的，增加财富的途径有哪些，以及如何保障这些财富的问题。最终实现的目标是让社会经济生活依其天然秩序去有效地运行。(www.xing528.com)
其次，搞清《国富论》的思想形成。
为了弄清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我们首先讨论了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只有通过分析《国富论》中的核心内容，我们才能够继续讨论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国富论》这部惊世巨著。
亚当·斯密是于1767年6月着手写作《国富论》的。作为亚当·斯密这样一位经济巨人，搭建这样一座非常宏大和浩瀚的经济意识方面的工程，他应当是在着手写作之前就有非常成熟的构思和成熟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思想的，不然，尽管经历了七年的创作时间，也不可能形成二百多年流芳百世的经典名著。
第一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雏形阶段。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形成于1748年至1751年，此时的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受聘于爱丁堡大学演讲和授课。据有关研究者考证，他“1749年编写过一份经济学讲义，在1750年至1751年的冬天，讲授过一学期经济学”。特别是到了1751年，他更为注意到“财富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并逐渐对这类课题着手开始进行资料收集和思想准备，在爱丁堡最初是针对修辞学和纯文学方面的授课，但后来他开始研究“财富的发展”。到了他年近30岁时，第一次阐述了经济哲学的“明确而简易的天赋自由制度”，他后来将这些理论写入被简称为《国富论》的书里。
第二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阶段。
使亚当·斯密在经济理论方面基本形成的阶段应当是1751年1月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之后。这期间他在担任一年的逻辑学教授后，转入讲授道德哲学，涉及伦理学、哲学、道德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特别是在1759年《道德情操论》出版之后，研究者说：“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最后四年的学术研究，向着两个重点方向发展。其一，继续深入研究伦理道德理论。……其二，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亚当·斯密在这个演讲中，论证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的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可以把斯密在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看做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第三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完善阶段。
根据《亚当·斯密概介之一——生平介绍》，我们能够看到斯密在1764年1月离开了格拉斯哥大学，前往伦敦主要是接受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德聘请的一份出国旅行的家庭教师工作，2月初带着巴克勒公爵离开伦敦前往法国“进行了为期近三年的欧洲大陆之行”，3月15日起斯密的第一站来到了法国的南方城市图卢兹。亚当·斯密在这里停留一年半时间。在这期间，他感到比较空闲，于是就在长期酝酿、构思的基础上，根据已积累的资料，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1764年7月5日，亚当·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
他在这封信中所讲的已开始写的这本书，就是《国富论》。在1765年8月和9月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和蒙彼利埃又旅行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斯密认识了法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精英，例如雅克·杜尔哥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
10月和11月在日内瓦逗留两个月，在日内瓦期间“他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了瑞士的共和制度，并多次到离日内瓦约七公里的费尔奈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并同他就政治制度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次欧洲大陆之行中，对亚当·斯密获益最大的是对巴黎的访问。他在巴黎逗留的十个月即1765年12月至1766年10月间，曾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百科全书派成员狄德罗、达朗贝、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形形色色的沙龙、定期或不定期的宴会等社交场合以及个人交往中，亚当·斯密经常同他们交谈
经济学、哲学、文学、政治等方
面的问题，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
资料。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斯密
影响较大的是魁奈和杜尔哥，在
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
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
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重农
主义者的意见。”
1766年11月初，亚当·斯密
从巴黎回到了伦敦。在伦敦停留
的半年时间内，他曾利用当时刚
刚建立的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丰富
资料，继续进行《国富论》中所
要论述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其中包括殖民地行政管理问题的
研究等。
自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近
三年的经历，对亚当·斯密经济
思想的完善起到决定性作用，在
此期间他不仅仅是与各国专家、
学者进行各方面的探讨来充实自
己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
亲身考察这一时期的各国政治
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实际状况，
通过实际考察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和论述的正确性。
第四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
弗朗索瓦· 魁奈（ 1 6 9 4 年— 1 7 7 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医师，重农学派创始人，有时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因为他用抽象的图式提出了对经济体系的分析，从而说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商品流通。他提出“纯产品学说”，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
他认为，财富就是物质，就是使用价值，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态，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只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魁奈曾经对中国的《论语》评价说：“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希腊七贤”是指古希腊人所说的七个最有智慧的人，即普林纳（小亚细亚）的拜阿斯(也译为毕阿斯)，斯巴达的奇伦(也译为开伦)，林都斯（罗得岛）的克利奥布拉斯(也译为克莱俄布卢)，科林斯的拍立安得(也译为佩里安德)，密提利那（列斯保岛）的庇达卡斯(也译为庇塔库斯)，雅典的梭伦和米利都的泰勒斯。
思想的成熟阶段。
亚当·斯密在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近三年中曾经已经动手开始《国富论》的创作，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斯密的经济思想还是没有十分成熟，所以他需要与各国的专家和学者积极探讨和分析，参与各种相关的研讨会，并通过实践与考察不断验证自己的观点。当他完成这一切之后，他于1767年6月毅然放弃一切，回到了老家专心从事他的《国富论》写作。这充分说明，此时他的头脑已经搭建完了《国富论》的全部构思和重要观念及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继续看亚当·斯密这段时间的经历：1767年6月至1773年4月与母亲住在寇克卡迪。1773年在伦敦正式写作《国富论》。
1773年春，亚当·斯密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原来打算稍加修订和润饰便交给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1774年以后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被称为“稀世珍本”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特别是1773年以后不断加剧的北美殖民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和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引起了他对殖民地问题的极大关注。为此，他决心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而不急于发表此书，他又用了三年时间阅读资料，继续研究有关问题，对初稿进行了广泛的修改和补充。
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创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这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基本了解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思想形成的过程。尽管我们这样将他的思想按照时间和经历过程划分了四个阶段，但我们谁到知道，人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形成一定观点和理念，不可能去用一种时间划分方法，明确在那个时间内是什么思想。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巨人，而且已经离现在二百多年的时间空间，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钻进亚当·斯密心中探求到真实想法。我们在这里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采取一些简单的方式，去理解比较深奥的问题。可以说，这不枉是一种研究经济理论的手段。
深入领会《国富论》的思想精髓
凯恩斯认为，最重要的是思想。无疑，一个经济学家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财富就是他的经济思想。《国富论》中的最大理论财富，不是分工理论，不是分配理论，不是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其中的财政思想，而是其不懈推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换句话说，《国富论》的贡献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这个信念就是“经济自由”。
如果单单以某个具体的经济思想而论，《国富论》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死掉了。但是，如果以贯穿于《国富论》全书，亚当·斯密所全力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论，《国富论》的意义至少在20世纪初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是彻底支配性的。而其价值，在今天也还依然巨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是自利的。尽管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得到他人的协助，但仅靠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他只能利用他人的利己心。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也就是说，自利并不可怕。作为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
这样，“看不见的手”就成了也许是经济学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词汇。
实际上，这个词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原文中分别出现过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在谈到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万人为自己劳动时说：“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在《国富论》中，他说在评价资本家投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说，“但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驳斥了旧的重商主义学说，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碍，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他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重要创立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经济自由的理念，不仅被树立了起来。而且其运行也找到了最恰当的机制，那就是：利用人们的交易倾向，让人们通过市场机制来“自由竞争”。
在《国富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至少推论出三个与此相关的命题，即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对特权和垄断的蔑视，对“自由贸易”的推崇。
既然社会的福利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达成，那么相应的，政府也就不应自以为是地干预民众的活动，它们也“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因为，“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
当然，市场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它要的是一个知道自己的界限的“小政府”。我们已经在第五编的解析中提到，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只需要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就够了。他甚至认为，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能时，政府的设计也应考虑到引入竞争。比如，他说“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归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同样，公共工程也应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特权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大敌。尽管亚当·斯密没有能像后来的学者库诺那样给出垄断的纯理论，但亚当·斯密对垄断问题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亚当·斯密主张废除鼓励某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直接反对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和独占经营。例如，在《国富论》原著第三编中，亚当·斯密对欧洲历史上限制谷物，以及限制各种农作物的国内贸易的法令、施行垄断的种种做法，如集市市场行业协会特权等，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指出，只有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才能合理地经营和发展各种经济事业。
亚当·斯密还直接指出，独占乃是一切良好经营的大敌，良好的经营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得到确立。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出于自卫采用良好的经营办法，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才会被迫提高。“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
亚当·斯密呼吁废除贸易限制，实现自由贸易。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自然延伸，也是国内分工向国际分工的自然延伸。原来许多国家政府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扰乱了“看不见的手”的正确引导，从而破坏了市场的自动平衡机制和自然秩序，因而也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他反对对一些出口货物发放津贴的做法，认为这会破坏生产的自然平衡。
亚当·斯密指出，如果外国能够供应比本国生产的商品更便宜的商品，本国就应该使用自己生产的更有利的产品，去进行交换。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购买市场所能提供的最廉价的产品。自由贸易，就是这样鼓励各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所擅长的产品，然后再以便宜价格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贸易双方都可从中获益。
亚当·斯密为了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已经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的主张。这一关于国际分工的第一重要理论，后来经由李嘉图进一步发展成为“比较优势论”，并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取得了长久的支配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之后，这一领域才算是真正出现了突破。
《国富论》的确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进行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自然社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作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能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亚当·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由“自利”引导的“分工”行为。
分工、竞争和自由，这就是亚当·斯密贡献给人类的伟大财富。这些观念造就了自由市场制度——人类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亚当·斯密对“自由竞争”的看法，似乎显得过分乐观。
他也没能亲眼目睹经济危机、失业、污染以及放纵的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严重而深刻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后继学者们应该探讨的。《国富论》包含的智慧，无论如何都依然有着难以忽略的巨大价值。
怎样理解《国富论》“看不见的手”原理《国富论》从思想上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这一思想精髓使得《国富论》名声大噪。
《国富论》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只有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中才能出现，在五大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看不见的手”当做受自我利益驱动的，有时还是自私的竞争经济活动的“附带产品”。它是一个解释性术语，用来解释经济交换为何能够在不经意间造就经济的增长，并且为那些并未直接参与交换的人创造福利。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判断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却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尽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仅有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这个观点却成为无数人评论、解释和推论的主题。
在《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被解释成从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个别经济活动者的完全竞争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的作用像一个独立的、公正的裁判，是经济的稳定力量。
有的评论家就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解释成“最终的统治者，它控制着个人的自爱……个人利益最终的自然和谐”。但是，“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自由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的结果。虽说“看不见的手”一直被解释成市场，其作用是公正地监管经济行为，但它所谓的公正性，其实质却是经济活动者之间竞争的结果，如果这种竞争是不受管制的、公平的，它就会创造出更低的价格、更多的物品、工作和经济增长，这种结果通常并非经济活动者蓄意为之。
由于“看不见的手”本身并不是一个行动者，它如何工作，以及如何顺畅地工作要依靠很多因素。这些创造并推动“看不见的手”的因素包括以下五种：
第一个因素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因素是，自由市场有赖于自然自由的条件，对于市场活动不能有限制。关于自然自由，亚当·斯密如此写道：“每一个人，在他不违背公正的法律时，都应听任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第二个因素是，自然自由应该仅仅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这种法律会保护公民免受伤害，保证公平游戏。在亚当·斯密的分析中，使人感兴趣的是，人们之所以接受一种司法制度的框架，并非仅仅由于法律的权威确保其利益，而是乐于使公正、公平的法律应用到每个人身上，限制了一些不公正的管制行为。
第三个因素是，完全的自由必须伴有自我限制以及内心的谨慎感。虽说经济活动可以是极其自由的，但是自私的或贪婪的经济活动却可能损害竞争，危及自由的市场。亚当·斯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批判交易商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竞争，批判赞成贸易限制的商人和制造商，认为垄断通常就是这类贪婪行为的产物，而“独占给唯一阶级带来的唯一利益，在许多不同方面妨害国家的一般利益”。
第四个因素是，亚当·斯密认为，只有当竞争是在平等的各方进行，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另一方无法得到的、不应有的优势的情况下进行时，自由的市场才能运作得最有效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再赞美，竞争的美德在于为生产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带来好处。
第五个因素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离开合作和协作，市场就无法运作。亚当·斯密指出，不诚实的契约、不公平的银行操作、操纵价格的阴谋会破坏市场的协作，因此，和谐与合作的程度会影响市场能否运作以及如何良好地运作。
通过“看不见的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被尊奉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上帝的注视下，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依循自己选择的方式，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而不必担忧这样做会遭到天谴。这样，经济就被确立为一个完全听任个人受自私心驱使而活动的领域，立法者和政治家在这个领域中只是守夜人：“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
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
亚当·斯密为立法者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样一来，亚当·斯密实际上否定了他曾接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家和立法家的科学这一传统定义，而代之以新定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该“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这种“性质与原因”即在于按雇佣劳动方式组织生产，让个人受自私心驱策自由地运用其资本。在《富国论》中，斯密甚至把自由运用资本与劳动称做“ 最神圣的人权”。
可是，亚当·斯密并未沉溺于对经济自由的盲目信从，他又清醒地看到了个人利己主义的局限。譬如他说：“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不会想到。”
他曾针对私人银行发行钞票一例指出：“也许有人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意，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从某种观点看，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这里证实了马克思的评论，即以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完全可能得出与“看不见的手”原理相反的结论，这些与个人相互妨碍、相互冲突。亚当·斯密甚至这样说：“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这段话前后两句是相矛盾的。后半句重复了“看不见的手”原理，即自由竞争是促进社会利益的必要条件。但在前半句话中，一种事业于社会有益，是广其竞争的必要条件。这样，亚当·斯密就把“看不见的手”原理完全颠倒了过来，重新为自私心套上了一条伦理的锁链。
“看不见的手”只有在完全自由、法律公正、平等条件竞争、公平游戏的环境、合作或经济和谐的完全市场的五大条件均得到满足的情况这幅《蒙马特大街》是法国印象派大师毕沙罗于1897年创作的。画面通过透视的视角描绘出蒙马特大街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记录了当时法国的经济盛象。
资本的投入虽然会增加竞争，降低利润，但是这并不表明商业的衰退，而恰恰是商业繁荣的自然结果，或者是投入资本比以前更大的自然结果。亚当·斯密说：“凡是在货币使用能够得到较多利益的地方，利息也较高；凡是在货币使用不能得到较多利益的地方，利息就较低。于是可以确信：一个国家资本平均利润率的变化，必然跟市场的平均利息率一致。”但是，平均利润率并非等同于平均利息率。“最低的一般利润率，除了补偿投资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损失之外，还需要有一点剩余。这剩余的部分利润，就是所谓净利润或纯利润。”所以，当你投入任何一笔资金时，你计算的毛利润，必然要把当时的利息计算在内，也就是说，要高于当时的利息率，否则，投资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还要承担投资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
下，才能发挥作用。鉴于上述五个条件，亚当·斯密得出以下结论：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在无意中促进经济福利和经济发展。简而言之，竞争创造了低价、高需求、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从而最终创造了高工资和充分就业。但是，这些结果是竞争的市场无意识的结果，并非其理性意图的结果，这正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意义所在。
然而，自从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之后，事实上有很多对“看不见的手”认识不清楚、心存疑虑的人，常常攻击市场经济。他们说，市场经济是如此明目张胆地推崇自私自利，必将使人们贪婪冷酷，使社会变成人与人的丛林。而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人也说，自利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当然，自利并非坏事，这点可以大胆承认。它只是一个事实。
市场经济承认人是自利的，计划经济则不承认人是自利的，但不管它是否承认，人就是自利的。市场经济对自利的理解范围要广一些。对于慈善，市场经济也把它看做自利行为。
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的真正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利他经济，而不是像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利己经济。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在承认人是自利的之后，进一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循自愿交易原则，这相当于规定，人的行为必须利他。因为如果一项交易对对方不利，就不能成交。
亚当·斯密说：“任何人要和别人进行一项什么交易，他都会提议：你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每一次这种交易的意义……”既然每一方都是自利的，那就需要一项交易对双方都有利才能进行。因此，市场经济、自愿交易同时满足利己、利他两个方面。每一次有意义的交易累积的结果，就是繁荣。承认自利，同时强行规定利他，这是“看不见的手”的秘密。如果仅仅承认人的利己心，并不足以推动繁荣。只有利己并利他，才能推动繁荣。自愿交易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规则，而是奇妙的人类演化的结果。
相反，其他经济形式虽然号称利他，但其实却不能利他。其他经济形式可以统称为非自愿交易经济，不管怎么分类，其共同点是权力干预选择。但是，在人们承认权力干预选择的合法性之后，很多明明利己损他的行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了。因为抛开一方的自愿，人们根本无从判断一项行为是否真的利于非自愿的那一方，因此也就只好听凭权力者瞎说了。
诚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仍然会存在抢劫、诈骗等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无法获得合法地位，因为市场经济有清晰的规定：必须利于对方（为对方自愿接受）。但是，在权力干预选择的经济形式中，利己损他的行为却能够获得合法的地位。如此看来，哪种经济形式是利他经济，不是很明显吗？
抢劫、诈骗等行为，并不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而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存在的。很多人不理解市场经济指的是一种规则，于是他们认为政府也是市场的一部分。的确，尽管它此前的税收来自强制，但当政府遵循自愿交易的原则进行采购的时候，它是市场的一部分。但是，当政府干预选择时，它就不是市场的一部分，虽然它仍然和市场经济在同一个空间内展开。市场经济以规则来辨识行为，而不是以地域来划分。
有时候，权力者也许的确是热心为了他人，但由于他所认为的“利他”，仅仅得到他个人的认可，却没得到对方的认可，那么，当他强加给对方时，也就并不是利他的。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每一项利他的交易，都是对方所认可的利他，不是单方强加的，这才是真正的利他。
《国富论》中处处以利己、利他同时成立，这才是和谐秩序。市场经济的辩护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宣布：市场经济就是利他经济，而其他古典经济不是！其他古典经济学要么名为利他、实则利己，要么自以为是地“利他”。
承认自利，并不是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关键区别，因为不管是否承认，人都是利己的。市场经济清晰地规定了利他的行为准则，使各种打着利他旗号的骗子、野心家、糊涂虫无所依凭，才是它最牛、最招人恨的地方。
“看不见的手”原理事实上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即把资本主义的成熟因素从封建主义母胎中彻底解放出来而提出来的面向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口号，只是当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以后，这一原理才日渐成为片面服务于资产阶级一己利益的保守的教条。
《国富论》蕴涵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及人文精神深入理解《国富论》中蕴涵的人文思想，如收入分配理论、劳动工资理论、平等思想，等等，是全面掌握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重要课题。同时，这对当前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国富论》中的收入分配理论。
从原著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亚当·斯密对劳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构成了他的三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理论。在第八章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工资基金说和最低生活费用说，他说：“一个人总是需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因而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要能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的场合，他们还应该稍多一点。否则他将不可能养家，而工人这个种族就将灭绝。”
劳动经济学中的最低工资制的思想应该源于此。
与此同时，亚当·斯密又精辟地指出：“丰厚的酬劳宛如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艰难是国家停滞的自然象征，而劳动者的饥饿则是国家迅速落后的自然象征。”他的这一思想对今天国家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是经济发展一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的发展，要重视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内需，从而可持续地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为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保持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在原著第九章里，亚当·斯密从许多方面讨论了决定利润率的各种因素。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利润的增减取决于劳动工资增减的同样原因，即社会财富的增减。”所以，“利润是一个非常波动的东西。一个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并不能经常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是多少。因为利润不仅要受到他所经营的商品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他的同行以及消费者的运气好坏和商品在海陆运输中，甚至存放在仓库里时可能发生的千万种意外事件的影响”。
亚当·斯密认为，利润是从劳动者对原料增加的价值中抠出来的那一部分，它为雇主或资本家所得。但同时他又把利润视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它来源于资本家的服务和资本的职能，是他的“生活资料的正当资源”。由于每一笔投资都面临损失的危险，所以“普通的最低利润率除了应足以补偿每种投资所易遭到的意外损失外，还必须多少有些盈余”。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引起投资增加，那么相互的竞争将会降低利润。此外，
资本增加，工资提高，
也倾向于降低利润。他
主张：“在迅速富裕起来
的国家，许多商品价格
中的低利润可以补偿劳
动者的高工资。这样，
他们的商品就能与繁荣
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可
能也较低的邻国的商
品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
售。”从上述分析可看
出，亚当·斯密主张通
过提高劳动者工资，提
高商品的竞争力。这为
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一
些企业仅通过压低劳动
力工资，降低劳动力成
目前，人们在批评房屋拆迁与土地征收过程中，谈得最多的，是在地方政府默许下开发商野蛮拆迁的问题，而在政府行为背后的动因是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就是说，许多地方政府把从拆迁与征收过程中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等现金收入作为政府管理开支的主要来源。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富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民的创造力；保证人民的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始终是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治理上的根本责任。
本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唯一途径，提供了理论思路。因此当前企业应转变观念，不能仅依靠低劳动成本战略，而要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行产业升级，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国富论》中的劳动工资理论。
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在初期野蛮社会，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但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以后，这些生产物则需要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进行分割。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劳动者的普通工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在具体的分析中，他非常重视前者的影响，并以之作为深入研究工资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还论述了引起劳动工资差距的原因，他提出了在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中引起相当大的不平衡的五种情况：工资因业务有易难、污洁、尊卑而不同；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同，即随职业本身的易学性和廉价性，或学习它们的困难以及费用的不同而不同；工资因业务安定不安定而不同，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随职业的固定性或不固定性而不同；工资因劳动者所担负的责任的大小而不同；工资因取得资格可能性的大小而不同，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与各行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不同而不同。他对工资差距原因的论述对当今社会及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适度拉开工资差距的实践有重要启示。
亚当·斯密还认为劳动工资差距受社会不公平的政策和不正常的竞争的影响，对今天主张建立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亚当·斯密批评当时欧洲在劳动政策上有三种问题。一是限制一些职业的竞争人数。如有些行会排外，不准本行会圈子以外的人进入某些职业，即垄断了某些职业。二是增加了某些职业的竞争程度，使这个竞争超过了自然限度，造成该职业工资过低。斯密举例，神职人员太多，于是普遍低薪。今天，农民工打工者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从事低技术工作，且人数太多，造成农民工收入微薄。三是不能自由迁徙和自由转换职业。
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微观层面企业在选拔人才时应该实行公开竞聘，根据劳动者的能力大小和品格高低进行选拔。在宏观层面上要建立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又不能过度竞争。
第三，《国富论》中的劳动价值论。
《国富论》的第一编第五章，讲的是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他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绝不能成为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劳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
总之，亚当·斯密主张的实行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工资，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要尊重劳动者；按生产要素分配；建立统一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思想，成为劳动经济学重要的古典经济学思想源泉，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第四，《国富论》中“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目标。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富国裕民”视为政治经济学目标，他指出：“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出的目标，比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单纯追求GDP、追求“速度与效益”，追求“为发展而发展”的目标要正确和高瞻远瞩。这些国家单纯强调了“富国”而忽视了“裕民”。他的“裕民”思想为我国当前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幸运的是中国已逐渐有了“裕民”理念，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劳动者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鼓励劳动者拥有财产性收入”“关注民生”，以及党中央提出的“十二五”规划，正是亚当·斯密“裕民”思想的体现和实践。
第五，《国富论》中的平等思想。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才能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这个观点可能是源于人与人天然平等的思想。他说：“就天赋资质来说，哲学家与搬运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畜牧家犬的差异，要少得多。”亚当·斯密的平等思想，对当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第六，《国富论》中尊重劳动者的思想。
亚当·斯密是一个很重视社会伦理建设的人，对劳动者富有同情心，在《国富论》这本巨著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在叙述社会上三大主要阶级（地主、资本家、劳动者）各自的优劣时说道：地主阶级是社会繁荣的获利者，但他们不劳而获，是个无所作为、没有前途的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最受尊重，但个人利润与社会公益相比，即使最公正的资本家也要从私利出发而不顾公益。劳动者在社会繁荣时受益不多，在社会衰退时受害最重，所以只有劳动者与社会公益联系最紧，但他们又在社会上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第七，《国富论》中的剩余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似乎是马克思提出的，但却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第八，关注劳动者命运，主张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工资的提高是由于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又源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增进和资本的增加。因此，工资水平与一国国民财富的发展状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此出发，他对于“高工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把工资水平的提高视为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并提出了适当提高劳动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适度缩短工作时间的主张。
在亚当·斯密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工资的提高将使得人们减少工作时间并导致懒惰和游散。亚当·斯密一方面以上述理论分析为工具，批驳了流行观点的成见；另一方面，他从国民财富增进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过度的劳动将妨碍国民财富增进的长远利益。
从《国富论》蕴涵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及人文精神可以看出，亚当·斯密不愧为经济学鼻祖！
怎样才能读懂《国富论》
任何学科都一样，读一两本经典著作要入门还是比较难的。先广后专都有必要。打开一道门，需要东看看，西看看。全部知道一些之后，再精读一些书籍或钻研一个方向会更有心得。
《国富论》作者围绕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系统地阐述了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商品价值与价格理论、工资与利润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国家理论，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我们认为，《国富论》是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经典之作，在经济学的很多领域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但如果不读上述基本的经济学的书籍，可能在理解上会有限制。而且，《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很值得一读。不过它的专业性比较强，适合专业人士阅读，而且在《国富论》之后，经济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18世纪的一些理论读起来会难懂。如果只是想了解经济学常识的话，这本书可能不太适合，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读起来会非常吃力，主要是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经验。如果是初学者，可以先读一些经济学入门级的书籍，然后再来读，会更容易懂一些。
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很通俗的经济学经典作品，入门必读；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这个可以算是很生活化的书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国外比较好的经济学著作，语言易懂。如果你英语还可以的话，《国富论》最好是看原版，经济类的书一般都不会翻译得很好，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在翻译时多少会有些走形。
迄今为止， 中国人最熟悉、
使用最多的译本是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初版译名为《国富论》，1972年再版时改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一译本在中国传播得最广，影响也最大，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但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的译本只是为翻译《资本论》、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而译的，所用的语言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语言，也不太适合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再者，这一译本是译给专家学者看的，不适合初学者。这两位先生的译本，最新的是200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国富论》（上下册）。
还有一个参照点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写了一个“本书计划”的声明来帮助读者。但这篇文章有好几页长，整体来说可以缩简为以下的篇幅：
本书在探讨国家财富的资源时说，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要考虑到薪资的给付，资本利润的回收，积欠地主的租金等关系，这些就是物品价格的基本因素；本书讨论到如何更多元化地有效运用资本，并从金钱的起源与使用，谈到累积资本及使用资本；本书借着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状况下的富裕发展，比较了不同的政经系统，讨论了自由贸易的好处。
如果读者朋友能用这样的方法掌握《国富论》的重点，并对照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同样的观察，就很容易看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关联了。
关于《国富论》的阅读，在这里，我们这本《国富论》编者将自己最初读它时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首先，要静下心来慢慢读。《国富论》毕竟不是小说，而且有时候它写得比较啰唆，而有时候又过于笼统，应该站在作者当时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看待他写作的感受。
这是上海
三联书店于2009
年3月1日出版的
最新版本《国富
论》，由郭大力
和王亚南译。
其次，阅读《国富论》要有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举的习惯。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描述了很多经济现象，而其总结的结论多半是思想性的，所以要从现象中提炼出结论；但他描述的很多现象与今天的实际生活又有很大差别，还需要联想到今天的实际生活例子去体会他的理论。
最后，要从亚当·斯密的理论当中看到其思想，这恐怕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不是现代经济学，没有什么模型、公式等等，很多结论也未必符合今天的实际，但关键是要从他的理论中体会他的自由经济思想。
《国富论》里有一些关于西欧经济史的内容是不可不读的，诸如长男继承法的过时、大地主不利于土地改良、分佃耕作制度的优点、长租期的确立、市民社会如何诞生发展、工商业发达有利于秩序的稳定，等等。读这些章节，你不用去区分什么是政治制度、什么是经济制度。事实上不用区分，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领主常常向国王叫板，让国王刻意扶持农民个体获得权利。奴隶制度的崩溃不是奴隶们反抗争取的，而是低效率的奴隶制让奴隶主们亏本，最终主动放弃。继承法、税法的改革非常重要，产权的长期保障非常重要，这些明显或者不明显的倾向，很可能启发我们。比如了解西欧兴起时期的税制演变，再来观察当前我国的税制改革，你可能会有更清醒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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