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张维迎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提到这样一个寓言：
假定一个社会由4个人组成，两男两女，男性女性中有一个80岁、一个20岁。如果政府规定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结婚，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结婚，那谁都生不出孩子，即使每个人都长生不老，这个社会的人口也不会增长，这就像计划经济。但如果允许人们自由组合，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会离婚，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也会离婚。然后，20岁的小伙子和20岁的姑娘结婚，他们都有生育能力，就可以生出孩子了，整个社会的人口就会增加，这就是配置效率导致的增长。假如生育技术的进步使得男女的生育能力提高，甚至80岁的老人也能生育，这样的人口增长就是生产效率导致的增长。[1]
我们知道，张老师讲的是我国经济改革层面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比如配置效率包括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企业家资源重新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国内外市场等。其实细加思考，其中关于配置效率的问题也很符合包括供水在内的我国公用事业企业的情况。
我国公用事业的主要业务大多由政府的企业（或机构）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样的运营模式，必然导致公用事业企业缺乏竞争压力，没有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动力，从而导致组织管理的低效率、服务质量差、管理水平低等问题[2]。在这样的“自然垄断”状态下，如果政府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这一类企业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产品或服务的均衡供给量会小于社会最优水平，同时均衡价格则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从国内外相关企业改革的方向来看，无论是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是产权机制的改革，其核心方向都是怎样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www.xing528.com)
资源及其配置问题是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著名经济学家潘罗斯认为，企业是一个管理组织，同时也是人力、物力资源的集合，企业就是“管理框架下的资源集合体”，企业内部的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潘罗斯通过构建“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企业成长的内在动力，从资源角度观察，企业内部的资源与企业成长有着显著的因果关系。比如，通过一定的管理框架，企业各阶层的管理人员都可以在管理组织和现存政策提供的范围内执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从而内生出企业的管理能力。某个时期，企业管理能力通常存在一个最大的阈值，从而决定了企业的规模边界。当企业规模未超出管理能力的最大阈值时，未被使用的管理能力为企业成长提供了资源基础。在市场机会允许时，未使用管理能力的运用推动了企业的成长，管理能力与企业成长表现为一种正向因果关系[3]。
在合肥供水集团，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体会尤其深刻：从2010年年末到2016年年末，我们在人员总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供水服务范围由360平方公里增加到470平方公里，75毫米以上供水管网由2820公里增长到6777公里，新增管网是过去半个世纪铺设管网总长度的一倍还多。这样的增长速度，自然首先与政府加大市政建设投入及合肥市近年来持续快速的发展不无关系。但作为服务供给方，我们深知，能够高质高效地完成这些任务，与我们自2010年开始以“三项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发展密不可分。正是多年来的持续改革过程，打破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使得被长期“抑制”在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迸发出巨大活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