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关系治理的发展趋势和集体谈判的重要性

中国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将会怎样发展呢？整体来说，中国集体协商（谈判）走入低谷。2010—2013年是中国集体协商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集体协商覆盖率大大提高，集体协商或工资集体协商的地方立法在这一时期密集出台。这一时期也是2010年罢工潮推动的集体谈判形成时期。2015年之后，集体协商（谈判）都开始走向低谷。

实践的起落也反映在学术研究的波动上。以“集体协商”作为题目或关键词搜索万方学术论文数据库，1990年至2017年8月，共有858篇论文，其中期刊论文778篇，学位论文57篇，会议论文23篇，发文的高峰在2010—2013年；以“集体谈判”作为题目或关键词搜索，1990年至2017年8月，共有442篇，其中期刊论文327篇，学位论文92篇，会议论文23篇，发文高峰也在2010—2013年。集体协商（谈判）学术论文发表变化趋势如图7.1。

图7.1　集体协商（谈判）期刊文章数量变化图(www.xing528.com)

随着经济下行，劳资冲突急剧增加，2014年全国共发生罢工事件1 378起，比2013年翻一番^[1]；2015年前11个月共有2 354次罢工和劳工抗议活动，相比于上年同期的1 207次，几乎翻了一倍，仅11月就出现了301次此类事件，达到了单月历史新高^[2]。如此多的劳资冲突，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下行中的历史清算。我国的代工经济，利润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大，珠三角的很多代工企业关厂、“跑路”、外迁东南亚，经济急需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们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留下农民工难融入城市的历史问题，在第一代农民工面临退出职场时，农民工“裸老”等社会保障难题大面积爆发。我们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在经济危机时期（1935年）建立以集体谈判为核心的集体劳动关系调节机制，而是经济下行，集体协商下行、集体谈判下行，保经济增长、保稳定再次优先于保护工人权益，劳工权益尤其农民工权益在经济危机中再一次受损，弱势者再次成为牺牲品。

然而，经济下行阻挡不了历史的脚步。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告老还乡，接受“分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体系；新生代农民工就只愿意留城，而“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同时被城市和乡村排斥的社会中艰难地寻找归属和安全。第一代农民工用集体行动与资本抗争，新生代农民工就可能用集体行动与社会抗争^[3]。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习惯用频繁的跳槽而不是用民主的力量来应对他们遇到的不公^[4]，呈现出“用脚投票”“结构的力量”而非“结社的力量”。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集体行动意愿^[5]。利益受损的新生代工人不是被动的忍受者，而是能动的行动者。越是年轻代的工人，越是表现出更多诉诸集体性行动以消解不满与怨愤的特征^[6]。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对信息技术的熟练掌握，为其集体抗争提供了条件。互联网对年轻工人集体抗争具有巨大的赋权效果，其为工人协调内部行动、争取外部力量、传承集体经验提供了媒介^[7]。就整个非农领域来说，新生代员工已经占职场员工的60%以上，新生代员工有着更强烈的民主参与意识^[8]，不愿意被动接受控制。新生代更强的抗争意识和民主参与意愿，必将促使中国劳动关系治理变革。

事实上，中国劳动关系已从个别劳动关系转向集体劳动关系^[9]，工人已形成权力意识、集体意识和利益意识，具有稳定的组织形态和驾驭集体行动的能力^[10]。然而，我们的劳动关系调节机制仍以个别劳动关系的调节为主，自变量变了，因变量（政府劳动关系治理政策）还在抵制变革，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劳动关系调节机制，就是集体劳动关系调节机制，而集体谈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不可逆转，集体谈判（协商）的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