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谈判需要建立争议调解机制。但可持续型集体谈判案例中,这一机制都很欠缺。
D公司2014年集体谈判,劳资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周边一家汽配企业发生了罢工,而汽配行业资方相互通气,对工资集体谈判拿出了大同小异的方案,客户又给予降低成本的要求。这种情况下,资方开出10年来最低的工资涨幅(3.3%),而工人提出较高的涨薪诉求(15%,生活及住房补贴增加280元;公积金升至3%,夜班津贴增加10元/班次)。受资方联合方案影响,周边企业集体谈判都进展艰难。D公司工会难以推进集体谈判,工会通过工会小组长向工人传达资方方案,希望员工理解,同时将工会的方案调整至涨薪10%,住房及生活补贴降至180元。资方仍旧不同意,劳方也不满意。企业工会寻求镇总工会的帮助,但镇总工会主席新上任,业务不熟练,而且镇总工会没有制约企业的措施。工会主席K无奈冒险去广汽集团寻求曾经平息2010年罢工开启集体谈判的总经理曾庆洪的帮助。最后劳资双方艰难达成一致。访谈K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太孤独了”,“独资企业的工会没人撑腰,全靠自己想各种办法,孤军奋战”。湘钢梅塞尔工会主席颜晓冬有着同样的感受,“以前市总工会黄立成主席很支持我们工会,但他调离后,总工会就没人支持我了,我就孤军奋战”,“人社局是不可能来支持的,人社局负责劳动关系的处室就两个人,而全市几千家企业,不可能来管我们”。
D公司2014年度工资集体谈判从4月15日到6月30日共持续76天的时间,期间工会共召开了8次正式协商、3次员工代表大会、10次小组长会议、15次员工代表沟通大会、8次主席与协商代表商讨会议,劳资平等沟通会议高达98次。从集体谈判的过程可见这一次谈判之艰难。然而,艰难达成的集体谈判结果,在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以“0票同意,75票反对,10票弃权”未获通过。企业工会对工人进行艰苦的沟通说服工作,12天后,企业工会邀请镇总工会和区人社部门人员参加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仍旧以“4票同意,72票反对,9票弃权”被否决。又经过一个星期对员工的沟通说服,第三次才以68%的票数通过。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缺少集体劳动争议协调机制,给企业工会增加了难题。沃尔玛常德店关闭中,资方对劳方的集体谈判要约置之不理,常德总工会发要约也拒绝参加。店工会向常德市劳动仲裁庭提起诉讼,要求资方就关店事宜与店工会进行集体协商(谈判),这是我国首例因集体合同履行而产生的劳动仲裁案件。广州白木汽车零部件公司的集体谈判,劳资双方方案差异大,谈不下去,资方越过工会,拿资方的方案一个个找工人,要求工人签字同意方案,在获得多数工人签名后,资方单方面宣传集体谈判达成协议。这种违法的做法居然得不到纠正。(www.xing528.com)
在可持续型集体谈判案例中,后续的集体谈判中地方政府退出,由劳资双方自主谈判,这当然是进步。然而我们缺少调解机制,在劳资中间地带,缺少民间组织,劳资集体谈判发生争议时,过分依靠政府,政府扮演全能角色,而又不能演好这个全能角色。由上述案例可见,地方总工会参与调解不积极,也对资方没有权威;地方人社部门调解难作为,也通常不会参与;企业组织倒有可能在行业巨头企业带领下参与资方的调解,增加资方的筹码。因此,整个调解机制作用有限,劳方在集体谈判僵局中可以获得的外部支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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