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工会主导的集体谈判的形成：探究与优化

（一）“维稳”体制下的集体谈判

裕元罢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该事件的平息带有当今“维稳”体制的显著特点。

1.内因——工人的集体行动是推动集体谈判形成的基础

与强调“国家社团主义”的观点不同，汪建华认为，工人的团结行动、意识发展、经验增长，将与自上而下的控制构成持续的互动与张力。转型时期，工人生活经历的变化为其团结的形成和意识的提升提供资源，而制度空间也在反复的工会实践中被逐渐拓展，对企业工会的考察不可忽略劳工的团结与实践^[7]。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中国劳资关系的发展及劳动关系调节机制的构建中，工人才是自变量^[8]，政府、资本都是因变量。

2007年裕元没有为工人缴纳社保基金就曾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但并没有引起政府、资方的任何改进。2014年3月中旬，裕元工人就向广东省总工会“工人在线”平台投诉，广东省总工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问题反馈到东莞市总工会，但东莞市总工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跟进了解。清明节假期上百工人上街堵路时，东莞市社保局也仅仅是向企业发出“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企业在4月25日前整改，但没有提及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更没有提及补缴核心问题。罢工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拒绝市总工会介入，甚至将工会视为地方政府的对立面，认为工会的工作会影响企业运行。东莞市总工会面对工人强烈的要求，曾经谨慎地转发一条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裕元事件意见的微博，也被地方政府领导点名批评。而4月14日开始的罢工，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广东省总工会介入，中央密切关注，事件迅速在10多天内解决。

2014年下半年发生在广州番禺利得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搬迁工人要求补缴社保的案例，就远没有裕元这么顺利。从2014年8月底开始，工人经过5个多月的组织化团结过程，召开了1次部分车间工人大会、6次代表座谈会、1次全体工人代表大会预备会、2次全体工人代表大会、2次谈判代表座谈会，又经过2次共计5天全厂大罢工、举行了3次艰苦的劳资双方集体谈判，12月17日终于达成协议。而后续的补缴还因为政府要求利得公司先缴纳960多万元的社保滞纳金，企业与政府沟通一直未解决滞纳金问题，致使工人社保金补缴持续半年才完成。裕元罢工事件的处理，仍旧是政府“维稳”思维的体现。“维稳”思路下，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目标更容易达成。

2.外因——社会组织的压力和总工会的主导作用

中国早期的劳工社会组织给工人提供工伤探访、生活帮助等服务，有一些社会组织为工人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服务，并帮助工人进行个体维权。工人集体行动越来越多，一部分社会组织转型为工运型社会组织，帮助工人进行集体维权。工运型劳工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深入工人中，了解工人的诉求，凭借维权经验和丰富的知识，帮助工人集体维权，深得工人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挑战了工会的威信，甚至更加彰显了工会的不作为^[9]。所以，社会组织要谨慎处事，协助工人而不是直接参与工人集体谈判；引导工人团结但又劝导工人理性维权。

裕元工人在4月5日出现第一次堵路集体行动后，深圳劳工社会组织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张治儒就赶往裕元，指导工人维权行动，提出组建工人维权组织、团结广大工人、收集整理诉求、发出集体谈判要约、选出集体谈判代表等建议。春风服务部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权工人一边，引导工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由于他们在珠三角有丰富的工人维权经验，很快得到工人的信任。罢工初始，工人既不信任总工会工作组的人员，更不信任资方。17日，10多家华南地区劳工团体发表《裕元工友暨劳工界、社会各界人士呼吁广东省总工会依法履行职责的联署信》。

广东省总工会并不是“被动”地介入裕元事件，地处劳资冲突前沿的珠三角，广东省处理工人集体行动，也不是简单地用权力维稳，而是用“权力维稳”（工具理性）与“权利维稳”（价值理性）^[10]相结合。在有些案例中，甚至用“权利维稳”代替“权力维稳”。社会组织的介入无疑促使广东省更快速处理劳资争端，更倾向于用维护工人权利的方式促使各方达成协议。

裕元鞋厂罢工事件，广东省总工会迅速出动。裕元鞋厂罢工的第二天（4月15日），广东省总工会即派出工会干部赴东莞高埗镇了解情况，与工人座谈。4月17日，组建省市镇三级联合工作组，以省总工会为主，进驻高埗镇，进行调查和摸底，了解工人的诉求；与劳资及各相关方进行沟通。工人对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组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疑虑再到观望继而信任的过程。18日，广东省总工会通过官方微博表态，旗帜鲜明地支持裕元工人维护合法权益，并公告省市镇三级工会已经组成20多人的工作组进入工厂。工作组广泛收集工人意见，与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发出“征求意见书”向工人征集和汇总诉求。工作组与资方沟通，资方配合工作组工作；工作组还与地方政府各个部门沟通协调，商议解决对策。21日，广东省总工会再次通过官方微博表态，支持工人的合理诉求；工作组发出“复工倡议书”呼吁工人理性维权，回应资方第四份公告。经多方商议，4月23日，工作组对外公布了包括东莞市社保局、公积金中心、人社局、市总工会和资方——裕元鞋厂对工人诉求的答复信，工人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工作组再次呼吁工人复工，表示将尽全力来推动补缴社保工作。

裕元劳资集体谈判达成协议后，工作组并没有撤出，继续跟进工人的社保补缴事宜。由于补缴涉及许多具体的协调工作，地方政府部门对补缴工作有着各种抵制和拖延，工作组与各政府部门协调，并敦促裕元下属各公司都成立了社保和公积金补缴办公室，使补缴工作落地。4月25日，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新闻：关注裕元鞋厂的社保补缴进展，指导广东省依法处理补缴事项，支持工人维权。到2014年12月，已有超过12 000名在岗工人办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资方补缴涉及金额超过1亿元；有17 000多名工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补缴手续，资方补缴金额超过2亿元。

正是在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组的努力下，资方才做出巨大的让步。裕元事件初始，工人提出社保问题时，资方不以为然。他们在东莞开厂20多年，与地方政府已经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资方认为有能力和信心来化解这些问题。因此资方在3月28日对话中的态度较强硬。4月21日罢工过程中，仍旧出台了举报组织罢工者奖励的政策。而4月23日，工作组公布与资方谈判达成的协议，资方态度极大转变。(www.xing528.com)

裕元鞋厂的劳资争端解决是“维稳”体制下的资政谈判，总工会工作组及其背后的政府力量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谈判，达成集体协议。之所以还是称之为“集体谈判”，是因为其中有工人的力量，工人罢工成为发起集体谈判的力量，也成为资政谈判过程中的劳方支持力量。

然而，这种基于“维稳”产生的集体谈判的可持续性成为大问题。维稳体制本来带有“运动方式与权宜之计”，以目标驱动为特征且运行成本高昂^[11]，因而难以持续，也难以复制。就裕元事件来说，该次罢工给企业造成2 700万美元直接损失（约1亿6千8百多万人民币），包括失去的利润和额外的空运成本；补缴社保和公积金近3亿元。对于裕元来说，是多年违法不缴社保的总清算；对于社会来说，是中国长期压低劳工权益保护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总清算。转型时期，中国存在很多“法律允许做却不能做”“法律要求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于是就存在“不告不理”的模糊地带。企业大面积地违法不缴社保，第一代农民工面临“裸老”难题。

（二）地方总工会的改革探索

中国工会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就失去了作为劳动关系中代表劳动者一方的社会功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同时又承担了安抚和动员工人，以实现党和国家的特定经济、政治目标的责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下属各级工会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停止活动^[12]。然而，市场经济与劳资矛盾是孪生兄弟，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工会必定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工会组织顺着两条途径发展^[13]：第一条途径是体制的延伸，1978年恢复职代会、工会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加快了在非公有制领域的工会建设，尤其2010年“两个普遍”（普遍建立工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来，外资、港澳台资、私营企业的工会组建率大大提高。第二条是体制外生长，从20世纪90年代末长三角出现的“老乡工会”到近几年珠三角的“工人代表制”，体制外的生长一直是一股顽强的力量。此外，还有伴随着资本全球化，跨国企业的劳资关系管理模式进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代工企业建立与品牌公司相适应的劳动管理体制，推动工人自组织和利益表达、工会民主实践。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并不愿意看到真正独立工会的出现和集体谈判常规议价机制的建立，而公民社会组织对工厂政治的影响也流于表面，这种自上而下的企业工会实践模式并没有能够以工人的团结和抗争行动为基础^[14]。但是这些外来力量的介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工权益的改善和民主意识的提升。2002年在广东锐步工会主席直选后组建的工会^[15]、深圳友利电公司2006年罢工后新组建的工会、山东澳立威工人组建的独立于资方的工会，都曾确确实实为工人维权并与资方抗争。这种“草根工会”似乎让人看到中国企业工会转型和创新的希望，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意味着“社会社团主义”和“公民社会”的产生^[16]。尽管早期的“草根工会”几乎消失，深圳日资友利电公司工会^[17]、山东烟台的澳利威工会^[18]等草根维权工会最后都被资方改造，最后消失；还有不少媒体关于工会主席维护职工权益而被解雇的报道。但这些个案提供的经验为工会转型积累了经验。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在努力有所作为。但企业工会对国家和资本的双重依赖使其无所作为。相比企业工会，总工会系统可以运用其行政地位及政府系统资源而发挥作用。中华全国总工会还给予地方总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探索空间。总工会系统，层级越高，越有作为；层级越高，维护劳工权益的意识越强^[19]。另一方面，党政对工会的整合也是持续的，比如党政副职兼任地方总工会主席、工会经费由税务代收、地方总工会工作人员进公务员队伍、增加财政对总工会经费的拨付（不单纯依靠工会会费），等等。

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在探索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上也处于前沿。一是自下而上的工人集体行动促使总工会工作创新。2010年5月的南海本田罢工中，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应当地政府的要求立即处理罢工事件，威逼利诱工人复工甚至还和工人发生肢体冲突，遭到工人唾弃。工人要求严惩与工人冲突的总工会工作人员；改组为资方服务的企业工会。南海本田工人和裕元工人在罢工时都公开提出“重组工会”的诉求。二是广东社会组织组织发达，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颇有影响力。这些组织更贴近工人，更能反映他们的需求，更能站在工人角度维护工人利益。这倒逼工会进行改革创新。2012年5月，广东省总工会成立了广东省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广东省还推动基层工会直选；设立“工人在线”；建立劳动争议应急处理机制；等等。

裕元罢工事件影响深远，广东省总工会希望以裕元工会重组来塑造广东工会新形象和广东投资新形象，7月2日，广东省总工会正式确定把裕元作为全省工会重组的试点单位。

裕元高涉厂区共有9个法人单位，但是大部分工人集中在裕元和宝成两公司。宝成公司2008年分拆独立后成立了工会，并在2013年召开了员工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有工会委员15名，所辖6个分厂也都成立了工会分委员会，有1 500名会员和98名会员代表，入会率约5%。裕元鞋厂1997年成立工会，2001年和2006年进行了换届选举，之后就没有再换届，也没有向上级工会申请延期换届，有会员800多人，入会率4%。早期工会还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如球类和卡拉OK比赛等，公司也为工会配置专门的活动场所。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工会工作逐渐衰落。20世纪90年代末，在品牌公司的压力下，裕元鞋厂各公司都成立专门的社会责任部（早期称生活辅导中心），负责工人的生活管理、意见收集和福利事务，工会职能逐渐被社会责任部取代，上级工会布置的各种考核任务都由社会责任部来完成，工会工作被消解，工会每年的一次例会也只是一个摆设。发生罢工前，大部分工人都不知道工会的存在，工会的主要工作是为工人订春节火车票。罢工中，工会委员（基本上为管理层）都被资方动员劝说工人复工，更失去工人信任。而工人担心打击报复，罢工中没有人愿意出任工人代表，大家在QQ群中迟迟不愿意露面；资方和工会工作组都苦于没有工人代表而无法开展对话，工作组只能一轮轮深入工厂和宿舍收集工人意见。

工作组的工会重建工作在几个方面，一是推进工会换届民主选举，健全工会组织架构，新工会建立各分会和小组两级网络架构。裕元鞋厂建立起集团工会联合会、8个公司工会委员会、17个工厂工会分会、186个车间工会小组的四级工会组织网络架构。二是大力发展会员。裕元鞋厂共有员工4万多人，原来会员仅2 300人。工作组用半个多月时间集中动员，发展员工入会，使入会率达到68%。三是完善企业工会规章制度，开展集体协商。

裕元工会的重建并没有迅速建立起企业内的劳资协调机制。2015年2月13日，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东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下称《新规》），于3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规最大的改变就是3月1日之后缴存的公积金不能如先前一样在离职后一次性取出，可采取一次性购房、租房等方式提取出来，或者退休后再进行提取。2015年3月17日，因工厂合并和住房公积金新政策等原因，裕元新三厂2 000名工人再次罢工，工人担心并厂裁员要求发放遣散费、退回公积金。工人提出诉求：并厂要买断工龄，公积金提现。资方不重视，认为该次罢工涉及的人员少于5%，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媒体跟踪报道，中国劳工观察（CLW）报道，凤凰财经综合、劳动报、乌有之乡网站等及外媒《纽约杂志》报道，政府积极斡旋。资方妥协，取消企业合并；市政府修改政策，2015年3月以前的公积金，工人离开东莞时可取现。罢工得以平息。7月该厂重推合并，再没有工人抗争。

总工会的改革探索面临一个挑战，经济下行。是借此建立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集体谈判等），还是继续牺牲劳工权益以缓解经济困难？产业转型升级能否与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同步？这不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改革思路问题，更是国家战略选择的问题。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不少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建立的，出于增强国内购买力的需要。如美国1935年的瓦格纳法建立集体谈判制度。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飞速发展后逐步构建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这对韩国实现产业升级起着倒逼作用。因此，在经济下行、集体劳动冲突高发期，我们可以探索集体劳动冲突协调机制，为构建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开辟道路，不能在产业转型中再次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否则既不符合启动内需的目标，更有可能带来社会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