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的中国工人采取类似的骚乱行动（罢工等），逼迫资方坐上谈判桌而形成集体谈判[1]。国内学者称之为“罢工推动的集体谈判”[2]或“事后协商”[3]或“潜机制”[4]。西方成熟的集体谈判，通常是在谈判破裂后才罢工；而中国工人先罢工，后谈判。有学者认为，这种不具有合法性的谈判成本前置的罢工，是启动集体谈判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在现有体制下，这恰好是中国集体谈判的特点，所以将其称为争端解决型集体谈判。
争端解决型集体谈判通常起源于工人罢工，是为解决引起罢工的劳资争端问题而开启的集体谈判。有学者称之为“骚乱引发的集体谈判”，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伊瑞克·罗博斯伯恩（Eric Hobsbawm）提出，用来描述18、19世纪英国工人捣毁机器的大规模行动，工人凭借这一行动来逼迫雇主在工资及其他方面做出让步。21世纪的中国工人采取类似的骚乱行动（罢工等），逼迫资方坐上谈判桌而形成集体谈判[1]。国内学者称之为“罢工推动的集体谈判”[2]或“事后协商”[3]或“潜机制”[4]。中国的集体谈判大多数是罢工推动的。西方成熟的集体谈判，通常是在谈判破裂后才罢工；而中国工人先罢工，后谈判。有学者认为，这种不具有合法性的谈判成本前置的罢工，是启动集体谈判的重要手段。但有些罢工后的集体谈判走向了制度构建，而有些仅限于解决了当时的劳资争端，而后者更多。工人发动集体行动最后在各方斡旋下谈判协商，不是严格的集体谈判，而是集体劳动争议处理[5]。笔者认为，在现有体制下，这恰好是中国集体谈判的特点，所以将其称为争端解决型集体谈判。本章专门分析这种类型。
争端解决型集体谈判基本上是工人罢工发起的，但形成集体谈判，有的是总工会主导的；有的是企业工会主导的；有的是工人代表主导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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