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参与方分析

温岭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产生在政府大规模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活动之前，既有市场催生的力量，也有政府引导的作用。

（一）政府

温岭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温岭市将协商民主运用于劳动关系领域实践的结果。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也有的翻译成“商议民主”），是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于1980年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的。协商民主一词是约瑟夫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时使用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作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自由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5]。

协商包含几方面的基本内容：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自由开放的讨论；批判性审议；理性思考；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6]。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公共讨论的结果。协商民主正是通过追求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做出合法决策^[7]。协商民主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民主理论发展的新方向，即协商理念（古希腊城邦政治理念）的复兴，由重视偏好聚合（投票）到重视偏好转换（协商）。协商民主的复兴，是基于20世纪后期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现实，不同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团体等形成多元利益结构，社会分歧扩大，社会更复杂，需要运用公众理性赋予民主新的活力。

协商民主在温岭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出现。民主恳谈是温岭原创的基层民主政治实践，2004年3月，温岭民主恳谈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8]。早在1999年6月，浙江省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台州市委确定松门镇进行试点，为了使试点真正取得实效，温岭尝试了很多方式，最后采用一种干群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教育形式，当时名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当年松门镇就举办了四期。1999年年底，温岭市委推广松门镇的做法。2000年8月，温岭市委在松门召开了现场会，并将此前已经在各地开展的“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民情直通车”等活动形式，统一更名为“民主恳谈”。

温岭民主恳谈主要运用于政府公共管理方面，最典型的形式是公共预算的决策，以2005年温岭泽国镇的公共预算决策为例^[9]。泽国镇2005年人口12万，外来务工人员13万。2004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34.0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31.8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4.03亿元；上缴税收3.21亿元。这样的经济总量超过内地一个县的规模。2005年初，镇政府在听取了包括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各方面关于年度城镇建设项目的意见后，提出了30个需要建设的涉及道路、桥梁、旧城改造、环卫设施、绿化园林、规划设计等的项目。12位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对30个项目的可行性方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每个项目的资金预算。该30个项目共需资金13 692万元，而政府预计可用城镇建设资金4 000万元。如何选择呢？镇政府决定用协商民主恳谈的方式进行决策。协商民主恳谈的第一步，用随机抽样方式从全镇12万人口中抽选了275名代表；提前10天向民意代表送发30个项目的说明材料和由专家组提供的项目介绍，代表们就30个项目的重要程度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第二步，由259名民意代表参加恳谈日的民主恳谈。上午，代表们分成16个小组讨论，小组讨论由经过培训的人员主持，保证每个人自由平等发言。讨论结束后，民意代表们带着小组讨论时最关注的问题和最集中的意见参加大会发言。下午，民意代表再分小组讨论，又带着小组讨论的新的建议和问题参与第二次大会讨论。在两次大会中，12位专家分别回答了各小组提出的问题。第三步，在民主恳谈会结束时，民意代表又填写了与第一次调查问卷相同的问卷。整个过程中，政府全体成员列席会议旁听，不参与发言。第四步，将两次调查问卷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得到了每个项目的得分情况和30个项目从最重要到不重要的排列顺序。比较两次问卷的结果，可以看出协商民主恳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意代表的思想和选择。最后，镇政府根据协商民主恳谈结果将总投资约3 640万元的12个项目拟定为2005年城建基本项目，其后总投资为2 250万元的另外10个项目作为备选项目，在泽国镇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泽国镇2005年度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报告”，由人大代表审议投票决策^[10]。经过协商民主恳谈的方式，泽国镇的公共预算最广泛地反映了民意，减少了政府决策与民众意愿可能产生的冲突而引致的社会矛盾。泽国镇公共预算协商民主恳谈案例说明，协商民主的特点在于反复协商讨论，讨论的程序是平等的、公正的、公开的、包容的，参与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同时倾听他人，最后用集体理性形成决策。

民主恳谈能否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呢？多元主义认为，劳资矛盾是可以通过协商沟通及讨价还价协调的，集体谈判就是处理劳资冲突的思路和途径。面对日益增多的劳资冲突，温岭市政府将协商民主向企业延伸。2000年8月21日温岭市委下发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在我市非公有制企业开展“民主恳谈”活动的意见》，明确指出：“企业‘民主恳谈’活动，是企业主与企业职工之间交流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11]自此，温岭一些企业引用民主恳谈制度，构建内部劳资对话机制^[12]。

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就是民主恳谈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的运用。镇总工会副主席和行业协会会长面对羊毛衫行业的无序竞争，商议对策，提出“统一工价”的思路，此时他们并不知道有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合同等法律（在此后的上级领导指导、媒体报道之后，采用集体协商等法律政策完善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13]。但他们熟悉温岭的民主恳谈，将民主恳谈运用于随后的工作中。镇政府组织企业主用民主恳谈方式了解行业工价信息，制定基准工价；组织工人对基准工价进行民主恳谈，并根据工人意见进行调整；组织劳资双方民主恳谈，对行业工价达成共识，签订集体合同。整个工资集体协商过程就是民主恳谈的过程。

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后期的落实和推广，也离不开政府的力量。2004年6月，温岭市委、市政府转发了《关于开展非公企业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实施意见》，2005年5月，印发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大力推广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实施意见》，2008年8月，印发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对全市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加以推广、规范和引导。

（二）企业（行业）

浙江是全国个体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学者钟鹏荣称浙江的民营经济为“小狗经济”，即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产业的集中生产与单个企业生产的统一。几百家或上千家独立的小企业通过分工和市场交易形成的区域产业，既保留了区域优势，又保留了家族体制的优势，使其经济充满活力^[14]。浙江的资本基本上是“本土资本”，与广东的港澳台外来资本不同，浙江的本土资本更注重与乡土社会的融合，“浙商”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大的商帮。“浙商”具有“水”性，外柔内刚、适应性强，草根浙商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经济性、实惠性强，“和合”“抱团”^[15]。“浙商”的这种人文特性，决定了其行为特征：在受正式制度约束的同时，具有形构隐性制度安排的能力^[16]。“浙商”的政商关系也具有特色，在现有的“强政治”“强政府”环境下，“浙商”认为“政治是天”而积极“经营政治”，与党政保持友好关系。于是，企业乐于“戴红帽”，搞股份合作制，主动建立工会、团支部、党委等，自觉利用现行体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党政官员要有政绩，就必须依赖并尽力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同时保持政治发展，即将党的领导扩展、延伸到私营企业中，保持社会、企业的稳定及劳资和谐。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离不开私营企业的支持、配合，于是形成政企共商、和谐共存的局面^[17]。

温岭及新河镇的羊毛衫行业协会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行业团体，自由入会、自我治理。与英美模式的行业协会不同，我国的行业协会承担公共治理的职能。英美模式的行业协会不具有公共治理的职能，主要从事政策倡导及为会员提供信息、培训等互益性服务；即使承担公共治理职能，也基于政府的委托。而大陆模式（如德国、法国）下分为工商会和行业协会，前者具有公法人性质；强制入会；承担广泛的公共治理职能，如通过建议、评估、报告等向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并支持其工作，维护诚实商人的规矩，出具原产地证明及其他经济往来证明，从事职业培训及职业资格审定。后者是私法人，自愿入会，不具有公共治理职能。行业协会角色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反映，英美奉行自由多元主义原则，行业协会是开放的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工商业者自由选择。即使在大陆模式中也只是通过分类来界定行业协会的职责边界，同样奉行自由多元主义。我国的行业协会可以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前者附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承担部分职能部门的职责，享有财政支持，同时向社会开放；后者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无财政支持。中国社会一方面不断开放社会空间，鼓励各种行业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由于中国的“强政府”环境，很多自下而上的行业协会、民间团体也急于寻求“挂靠”政府组织，以获得发展空间。此外，我国行业协会的定位和职责边界不清，不管是哪一种行业协会都承担公共治理的职责。学者的研究发现，温州这样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的民办行业协会，有比官办行业协会更强的行业公共治理愿望^[18]。这样就可能产生行业协会的身份与功能的冲突，没有公共管理的资源，自身组织基础也不牢靠，却要承担公共治理职责，寻求政府支持便成为必然的选择。而且，由于政商一体在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很普遍，“人人皆商、户户皆厂”，政府官员或家属经营企业很平常，往往还是较大的企业；行业协会也可能由经办企业的政府官员或亲属为主掌握，他们参与行业公共治理既有动力，也有便利的渠道。

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发端于羊毛衫行业企业主的工价联盟。然而，价格卡特尔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寡头垄断的局面，行业厂商数量少，几家大企业可以控制市场局面（比如占市场份额的70%）。而这个条件在新河镇羊毛衫行业根本不存在，这里100多家羊毛衫厂大多是家庭作坊，最大几家企业产值之和不足总产量的20%。即使卡特尔也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内部成员具有强烈的欺骗动机，成员间的欺骗陷入“囚徒困境”，使达成的内部协议无法履行。因此，世界各种卡特尔存活时间都不长^[19]。新河镇羊毛衫行业推行的内部工价卡特尔注定无法实行，须另辟蹊径。(www.xing528.com)

（三）工人

分析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

1.外来工——老乡——团结

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工人主要是外来农民工，大多数来自湖南、四川两省。受传统二元体制的影响，中国农民工在城市承受政治、经济、社会的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20]，因为社会阶层和身份归属的差异，农民工与都市的制度性屏障、文化冲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的社会融合远远慢于经济发展。温岭新河镇也是农村，羊毛衫工厂主也是农民，这里似乎不存在通常的农民工与打工地老板和居民的身份差异。然而，地方资源的垄断使外来农民工根本不可能进入本地社会。城市尚可以通过制度改良增强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和接纳，而温岭和新河镇的接纳之门几乎是关闭的。通常把外来人口是否认同自己为“本地人”作为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那么，新河镇的外来农民工则认为自己“永远是外地人”。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与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21]。温岭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因此也在努力对外来农民工进行社会融合，但脚步比大城市的社会融合更慢。“外地人”意识是新河镇工人团结的基础，何况，新河镇的外来工都是以血缘、地缘（老乡）为基础聚集的打工群体，具有天然的结社和集体行动潜力^[22]。

2.“临时性”“季节性”——反抗

相比流水线现代工厂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羊毛衫行业的工人高度不稳定的就业和季节性的收入，使他们承受更大的生存压力，因而工资是珠三角的两倍，高出的工资是一年中被迫失业时间段的机会成本；也是没有社保、高强度加班等违反劳动法律的制度补偿。

“外地人”的被排斥感、不稳定的就业，使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外来工不太可能建立职业规划，与本地行业、企业建立“基业长青”的关系。而羊毛衫行业的非规范竞争，给他们带来更大伤害，他们的工资被拖欠，几乎拿不到老板承诺的工资。他们并不像李静君^[23]描述的那样，面对不公，首先选择“守法抗争”，司法途径无效后才选择集体行动；鉴于对“官商一体”结构的认知，外来工对地方政府产生本能的不信任，所以他们面对不公，一开始便绕开法律途径，用集体行动争取权利和利益。外来工经常在旺季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如果企业主不同意，就带头“罢工”。2003年发生5起较大规模的“罢工”事件，有30～40人参加，最多的一次有近100人参加，最长的罢工时间持续6天。

3.技术性——议价能力

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工人以技术工人为主。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现代工厂对工人的“去技能化”，促进工人的团结却瓦解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小规模制作和家庭作坊式作业，保留了技术工人的地位。西方最早的集体谈判——1794年费城鞋匠的集体谈判就是技术工人发起的，他们统一工价，成立工会，限制非会员的雇佣^[24]。根据裴宜理等人的研究，民国时期的上海工人，尤其是半技术和非技术的工人群体，往往容易被吸引到强调经济利益的帮会和国民党的黄色工会中。在缺乏技术工人的天津，工人的集体反抗不仅数量少、影响微弱，而且鲜有阶级意识出现^[25]。温岭羊毛衫行业的技术工人往往还是打工群体的“意见领袖”，一个厂、一个班组的工人很多是技术工人这个“头”从老家带过来的，技术也是“头”传授给大家的。技术工人的议价能力，在缺工时期显得更高。温岭羊毛衫行业的“罢工组织者都是外地打工者，而且都是有技术，有文化，有组织能力，能说会道，有鼓动能力的人”。

温岭羊毛衫行业的技术工人是打工者中的精英，有文化，走南闯北有见识。笔者比较参与过的温岭泽国镇的两场民主恳谈——隆标集团民主恳谈和泽国镇公共预算民主恳谈，发现隆标集团的职工民主恳谈参与积极性更高（除了上班的代表无一缺席）、更敢于表达尖锐意见（无人放弃发言）、更具有独立和平等意识；而泽国镇的民主恳谈中，有7.7%的参与者是文盲（隆标代表中无文盲），恳谈中有人放弃发言，也有不少的发言为“干部觉得怎么搞好就怎么搞”“干部做主”^[26]。当然，泽国镇民主恳谈中还有熟人社会不好说真话的因素。

然而，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工人并没有组建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政治空间，只能在频繁的无序抗争中时而得到一点利益，时而损失更多利益。

新河镇建立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将工人纳入工会，工人“被组织”。羊毛衫行业工会的权威并不是来自工人的支持，工会更多的是以镇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镇政府在税收、土地征用等方面对羊毛衫企业形成制衡，使羊毛衫企业不得不参与到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中来。镇工会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控制（或者说引导）了工人的议价欲望和能力，用政府调控弥补了无序竞争时期的“市场失灵”，将工人的群体抗争变成对制度规则的遵守，从而建立一种稳定的、有序的、掩盖剥削关系的内部国家机制^[27]。根据新河镇政府的数据统计，2002—2003年因劳资问题与业主发生纠纷而出现的上访为11次120人，2003—2004年为2次17人，2004—2005年为1次3人，2006年至今为零。

但是，这种控制不是无限的、为所欲为的，一旦这一调控机制不能合理平衡劳资利益，便产生“政府失灵”，劳动力流动，且珠三角、长三角都在逐步改进劳动者权益；一年比一年更严重的用工荒，都迫使温岭羊毛衫行业雇主、地方政府妥善处理工人的涨工资需求；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不断改良，工人工资小步慢跑增长，维持行业的发展、劳资的平衡、社会的暂时稳定。长远来说，需要赋予工人自组织和谈判权利，劳资自治；同时产业升级转型，拓宽利润分享空间^[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