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

进入21世纪10年代,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2013年以后的经济下行,面对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中央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二是2018年、2019年面对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造成的“中美贸易战”和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三是进入2020年我国和世界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从国家安全层面看,我们现在主要面对的是:生物安全之困、经济安全之困和政治安全之困。

(一)疫情肆虐:生物安全之困

自2019年末湖北省武汉市首次通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疫情不断扩散蔓延,波及中国及海外,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性流行病。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事件,已演变成百年难遇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

截至2020年6月23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我国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确诊病例44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5070例、死亡病例4646例、报告确诊病例85070例。累计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652例。[2]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020年5月21日新冠疫情最新统计,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00万例,累计死亡328172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20年6月22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220万例,死亡人数12万多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的国家有俄罗斯、巴西、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此外法国、德国和土耳其的累计确诊病例均超过15万例。[3]

显然,生物安全之困已经摆在世界面前。构建世界生物安全已经成为世界的共同目标。

1.疫情控制进入常态化

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变异性极强的单链RNA病毒,传染性更强、潜伏期更长、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方式也更复杂,防控难度大。世界医学界认为,目前治疗尚无特效药、预防疫苗还在研制中,疫情不可能短期结束。一些政要发出警告“疫情可能成为自中世纪以来对人类最严重的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讲话,来源2020年5月8日晚间以色列第12频道新闻)著名政治家基辛格也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4]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防治,没有像上次SARS那样在三个月内终结。而是把世界拖入疫情控制常态化阶段。显然,疫情控制常态化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大制约。

2.国内疫情反复的警示

我国前阶段的抗疫治疫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当前和今后的疫情仍然严峻。2020年5月上旬吉林省舒兰市出现聚集性疫情,成为全国唯一高风险地区,打破了该省73天无本土新增病例的持续向好局面。与此同时境外输入来源国增加到50个,一些省份相继出现本土案例,武汉再次出现社区传播。进入2020年6月,国内还出现了食品引起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疫情时期,钟南山院士就提出警告,中国尚未建立起新冠免疫“仍然面临新冠第二波疫情的挑战。”[5]中央也早就提出了防范要求。吉林舒兰市案例是个重要警示,表明疫情的拖尾会相当长,重点是不要让小的聚集性病例扩大。[6]

疫情反复仍然是个巨大威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已把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放在工作首位。要求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及时采取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防控措施,坚决巩固国内防控成果,加强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3.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甩锅行为和“索赔”喧嚣。这是疫情控制的一个重要

干扰因素。最近一段时间,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把新冠病毒甩锅中国,甚至一些政客发出像中国“索赔”的叫嚣。继而甩锅行为又扩大到世界卫生组织,并用资金手段施加压力。一些国家还企图在2020年5月18日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制造事端。这些行为,不仅针对我国,也极大地干扰了世界共同抗疫战胜病毒。

总之,当前境外疫情仍在蔓延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还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美欧一些发达国家形势严峻,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国家还没有经历迅速扩散阶段,不确定因素很大。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成果来之不易,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需要继续大幅提升防控能力,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二)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安全之困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包括消费生活场景停顿、工厂停工停产、产业链出现断裂、投资大幅下降、财政收入骤紧、民生保障严重困难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我国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复工复产进展顺利,但由于欧美国家抗疫不力、经济陷入停摆且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未来几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萧条是大概率事件。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实质性影响,短则一两年,长则可能持续三五年。

1.经济增长之困

受疫情影响,我国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出现建国以后少见的负增长6.8%,使经济出现一个1.4万亿的硬缺口。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20年1—4月份主要指标仍处下降区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4.9%、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9.9%、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6.2%、进出口下降4.9%。从累计速度看,整体还处在下降的区间还没有回到往年正常水平。4月工业生产出现了转正增长3.9%,但与往年正常水平和长期趋势比仍有差距。投资、零售、出口和服务业等都处于下降的状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降幅比3月份收窄8.3个百分点。虽然月度之间有降幅收窄或者个别指标转正的恢复改善势头,但要消除前期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仍然有挑战,取决于国内复工复产推进的进度,也要受到外部疫情以及外部经济变化的影响。[7]

有专家估计,2020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0%—2%之间。不可能出现V形反转,最好的可能结果是U形反转;最担心是L形走势。[8]

2.企业产业之困

企业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支大军,都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困难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受损最严重的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企业不仅停工停产没了收入,还需要负担税费、房租、社保和工资等刚性支出。一些地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出现大面积关门倒闭现象。企业家说,他们遭遇的不是寻常之忧而是寒冬。企业停工停产、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失业,最后受损的是普通老百姓。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1—2月,全国共有24.7万家企业停止运营。从2月初到3月中旬,有15.4万家企业倒闭。民营企业职位发布数同比下降46.9%,简历投递数同比下降45%。[9]

产业之困的集中表现,就是产业链的断裂、降级与转移。疫情对处在全球生产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影响巨大,造成部分国家生产停滞继而引发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对中国企业进口零配件等中间产品造成阻碍,从而对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构成挑战,特定行业面临着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

就我国而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2014年开始的外企不断增强的结算利润离境倾向。外企在我国出口中具有重要地位。有研究根据海关总署月报数据分析从2000年至2018年8月,外企总净出口规模19283亿美元,占同期全国总净出口规模44063的43.8%。在这19年里有9年外企净出口规模超过总值一半,占比最高的2011年竟然高达84.2%。2013年前外企挣到的外汇都留在国内再投资再生产,成为我国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最大支撑。2013年以后,外企出口挣外汇能力逐年下降。2013年维持在65.3%的高位,2014年下降到43.3%、2017年下降到27.5%、到2018年8月份只剩下23.6%。一个重要原因是外企逐步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各国或回归欧美日韩。我国货物净出口规模2015年达到峰值5939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17年下降到4225亿、2018年1—8月份1936亿(相对于2017年同期的2715亿降幅达到28.7%)。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外企个数占比也出现同样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月度及年度数据库资料,外企个数占比从2000年到2005年呈现提升趋势:从17.9%提升到20.7%。2010年下降到16.7%、2017年降到13.0%、2018年8月份为12.7%。2018年8月底外企个数为47576家,较2017年底减少了2335家。与此对应,外企就业人数在2013年后也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峰值2953万人,2017年下降到2530万人,降幅14.3%与企业家数相当。进一步证明2012年以后外企的移出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00—2008年外企实现利润总额为35267亿人民币,同期外企净资产增加了34591亿,两者几乎相等。意味着几乎全部利润留在国内再投资,提升生产线等级、加强技术投入,企业净资产因此迅速提升。2009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009年外企利润转化为净资产的比例为63.9%,此后进入迅速下降通道,2015年跌到28.5%。到2018年1—8月份,外企实现了10906亿人民币利润,但净资产竟下降了2694亿。过万亿的利润没有再投入国内,相反还卖掉了2694亿资产。2009年至2018年8月,外企总共累计实现了149882亿利润,净资产增加额只有54881亿,95001亿差值当然是以各种渠道转到东南亚或者回归母国。另外,外企要结算高达9.5万亿人民币的利润离境,当然会兑换美元,必然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以2009年至今的平均汇率6.6计,这笔人民币大致可以折抵1.5万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达到3.99万亿美元峰值后掉头向下,2018年8月底外汇储备下降到3.11万亿。[10](www.xing528.com)

受疫情影响,2020年外企撤离又出现新的更强劲的趋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切断了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国际贸易出现断崖式下跌”。据报道,除美欧企业外,在我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和我国的港台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种趋势。

龙永图指出,国际贸易大幅下挫对不同国家的影响程度大小,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是否强大、市场有多大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龙永图说道,“在过去的几次重大危机中,那些有强大制造业的国家都顶住了冲击;相反,没有制造业、只靠商品出口的国家抵御能力或抗风险的能力就很差。”他直言疫情之后国际贸易投资和产业链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势必对全球化也会造成重大影响。不少人由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受挫以及国际贸易的大幅下滑而对“全球化”失去了信心,认为疫情使全球化“终结了”;在他看来,疫情虽然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可能会因此取得更多的共识。[11]

3.民生保障之困

民生保障之困的首要表现就是失业之困。据调查,城镇调查失业率2020年2月份6.2%、3月份5.9%、4月份6.0%,就业压力比较大。1—4月份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105万人,就业规模在缩小。重点群体就业压力大,一是农民工,离正常水平仍有较大距离。二是高校毕业生2020年有874万的进入就业市场。[12]

应该看到,城镇调查失业率只统计城镇人口,2.9亿农民工除部分由于年龄、体能、技能或自愿回乡退出劳动力市场,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仍希望留在城镇寻求工作机会。现有城镇失业率没能反映出他们的需求,而恰恰是没有涵盖的这2亿多农民工最易受冲击波动伤害,这是制定政策要特别关注的。

市场销售额减少。2020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20.5%。按城镇乡村划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44881亿元,下降20.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7249亿元,下降19.0%。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4194亿元,下降43.1%;商品零售47936亿元,下降17.6%。化妆品、烟酒、服装销售压力较大。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化妆品、烟酒、服装由于疫情影响销售额锐减。网络消费略有增长。2020年1—2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13712亿元,同比下降3.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233亿元,增长3.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1.5%,比上年同期提高5.0个百分点。[12]

物价上涨压力大。2020年1—2月份全国CPI两次“破5”,2020年一月二月全国平均CPI同比分别上涨5.4%和5.2%,而上一次破5已经是2011年的事情了。相对于城市5.1%和4.8%的增长,农村一二月分别上涨6.3%和6.3%。CPI指数中食品价格所占比重达到31%,物流成本对食品价格影响较大,可以看出重大突发事件对农村的影响要略高于城市。[13]

居民收入所受的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户均253万元,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是家庭实物资产的重要构成,占家庭总资产的八成。拥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776.8万元,是没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3.4倍。调查数据显示,99.7%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占比较低。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受调查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56.5%),负债结构相对单一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为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75.9%的居民家庭将负债用于购房。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房贷是主要构成部分。负债来源富裕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更高。[14]

4.财政金融之困

我国2020年一季度的财政形势是:一财政收入逐月下滑,地方财政收入除西藏外其余30个省市区都是负增长;二主体税种大幅下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证券交易印花税受股市行情影响大幅下滑;三财政支出增速高于收入但仍为负增长,社保就业支出绝对额和占比最高。二季度财政收入降幅可能有所缓解,但大概率仍是负增长。

专家估计,2020年全年财政收入保持0—2%的增速都困难,实际可压减的空间1000亿多元腾挪空间不大。支出约25.6—26万亿元。根据上述预测,全年财政收支差额将达6.4—7万亿。财政赤字率保持3%即赤字3.2万亿,赤字外缺口仍高达3.4万亿。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5%即赤字在3.7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2.8万亿,需要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资金、增加国企利润上缴、压减一般开支等方式弥补。[15]在疫情影响下,有关部门已对政府债务问题开了口子。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必须建立稳定的规范化债务管理机制,一定要管好这些债务。

面对疫情影响,从全世界看,现在货币政策的效力已不是直接刺激经济如何,而是为经济的恢复创造一个合适的货币金融条件。世界各国都在增加货币信贷总量和降低利率,甚至放水和实施零利率。对中小企业要增加投资减少贷款,应建立机构做安排解决给中小企业投资问题。要发展各种政策性金融业务,要改造现有中小金融机构让其能满足中小企业筹集债务资金、筹集权益资金的需求。在危机深重情况下,总体上财政需求决定了金融走势,财政金融实际上是一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密切配合。[16]

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在疫情影响的环境下,国内出现一些“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推崇者。“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是“借钱”还是“印钱”弥补赤字一字之差,但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政府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约束机制。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约束机制最后一道防线。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17]

(三)遭遇逆流的国际环境:政治安全之困

1.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本来世界经济仍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弱复苏阶段,此次疫情的爆发中断了这个复苏进程,加大全球经济震荡下行压力。2020年3月2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2020年世界经济预期增速从2.9%下调至2.4%。3月5日国际金融协会(IIF)更是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下调至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近1%。受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已陷入衰退。这轮衰退的深度已超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2020年5月21日表示,新冠疫情使美国陷入严重经济衰退,更贫穷的美国人承受了更多负面冲击。世界经济出现深度衰退。

2.全球化倒退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明确将中国视为美最大竞争对手,不断出台限制、打压我科技发展的各种政策,通过出口管制、投资限制、采购限制、阻断交流、专利诉讼等多种手段对我科技领域实施立体式封锁,企图从源头上削弱我科技创新动力,阻挠我科技发展进程。2020年以来,美方不断出台新规升级出口管制。1月6日,美国正式开启对人工智能等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的管制。5月12日,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LAM(泛林半导体)和AMAT(应用材料公司)等公司发函,要求中国企业不得用美国清单厂商半导体设备代工生产军用集成电路,启动“无限追溯”机制。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出台新规,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软件和设备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含有美国成分的芯片在向华为出售之前必须获得美方许可。与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管制相比,此次管制力度可谓是全方位升级。地域范围延伸至使用美国技术、软件和设备的美国境外企业,台积电等厂商将受到限制;产业链范围向上游拓展,对半导体制造涉及的软件、设备进行全面管制;针对美国境外产品的美国技术含量标准从25%直接降至0%,限制力度显著加大。

3.“意识形态的新型冷战”和“去中国化”威胁

西方将对中国的制度和价值发起舆论等攻击,一场意识形态的新型冷战到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西方政客把疫情“甩锅”的需要。二是他们想把事情变成制度问题联合起来对中国政治体制发起根本性挑战。中美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科技三方面已形成竞争,我们必须有所准备。[18]

去中国化。最近,九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签约的央行中没有中国的央行,互换网络中的货币没有人民币。要注意出现一种排斥人民币、排斥中国的倾向。这种进程后果的严重性,不亚于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去中国化的后果,必须高度警惕。[19]

总之,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使我们面临国际环境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