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现实判断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则是创新驱动的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和高质量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具有三个区别于以往的重要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强调“淡化速度,注重品质”,将凭借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一、中高增速运行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为第11位。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9%,凭借着飞速的发展速度,我国GDP翻了204倍、人均GDP翻了142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翻了98倍和93倍,如表1所示。如此持续性、稳健性的高速增长世界罕见,它也使得我国在近几年里陆续超越传统七大工业国中的其他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

表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三大产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

2010年,中国GDP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收缩,2012年、2013年GDP年增速开始低于8%,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比上年增长5.7%,GDP同比增长6.1%,创下十五年以来最低水平,如图1所示。

图12009—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经济减速的原因,在中观层面上,是能源工业、原材料加工业、房地产等产业峰值临近或进入产能过剩状态,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减弱的结果;在宏观层面上,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然难以为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潜在增长率是一国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它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在劳动投入上,根据测算从2010年至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在资本投入上,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被抚养人口比例增加,抚养支出不断上升,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也难以大幅提高。因而,中国经济必然会换挡回落,转入高速增长阶段后的均衡状态。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更多依赖的是“投资”和“出口”,然而“出口”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投资”也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出现波动。而步入新阶段,我国经济更多依赖的是“消费”,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如表2所示。2018年,我国消费拉动GDP增长5.0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成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压舱石”。

表2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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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

中高增速运行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和质量,中国将会包容经济增长率的趋缓,摒弃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再以GDP论英雄。目前,中国宏观政策也告别了以往那种常态的调控与干预,不仅没有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而且加大了抑制信贷增长、减少过剩产能、内化工业污染成本、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政策力度,虽然短期经济增长下滑,但是随着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可持续发展将获得更加牢固的基础。

二、经济结构优化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滞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均衡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1978—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4.6%升至53.9%,提高29.3个百分点,服务业撑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经济结构呈现出“避重就轻”的格局,如表3所示。

表3三次产业构成—第一产业增加值(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

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根据数据(1) 研判,在产业结构上,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9.0%,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3.9%;在生产效率上,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2.6%,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5009元/人,比上年提高6.2%;在需求结构上,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9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1.0%;在区域结构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将逐步缩小,2019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3%,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

经济社会进入新阶段,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与提升,而经济结构的优化依靠的是技术进步、管理革新、劳动力素质提高等“慢变量”,因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做持久战的准备。我国目前正致力于通过更为充分的技术应用和更为深入的产业融合,达到供求关系在高水平上的平衡,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三、动力机制转型

在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但是,其发展模式依然是一种拼资源、拼人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模式,过快地透支着中国的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本。目前,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关口,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中高端市场上如果研发能力不够和人力资本不足,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 ,永远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我国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就必须葆有经济增长动力,寻求新的动力来源与利润来源。在理论上,区域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个发展阶段,要素驱动阶段依赖的资源是传统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区位条件,资源缺乏深度开发,以价格低廉取胜。投资驱动阶段凭借的是资本实力,资源得以深度开发,要素组合能力提高。创新驱动则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将更加注重知识积累、制度规范、品牌建设、智力资源、有效信息等高级要素的投入。这意味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势必需要完成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为此,我国将以多元驱动作为满足需求、由大变强的现实途径,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科技层面,抓住新科技革命催生新产业的战略机遇,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生产方式的充分利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整体升级;在对外层面,利用比较优势,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结构和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争取在世界产业链中向高端攀升。在空间层面上,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广阔前景,挖掘经济发展潜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群发展与空间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