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分析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某些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1]。产业政策具体目标的选择与一国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这些目标可能包括保护弱小民族产业的成长，实现“赶超”战略，弥补市场缺陷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虽然产业政策不适合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2]，但并不意味着产业政策不能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想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必须通过有效的传导机制传导至产业和实体经济。因此，产业政策的定位和实施会影响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通过实施“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来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以此来促进经济复苏。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强调，产业政策要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

目前，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问题，主要在于产业政策没有放松对产业准入特别是第三产业的管制措施，这是导致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政府投资大幅攀升，但民间投资并没有被有效拉动，投资增速较快的产业集中在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导。2016年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幅高达18.7%，比2015年提高7.8个百分点。但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较大下滑，拖累了总投资增长和经济稳定。2015年年底，民间投资增速还处于10%以上，但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仅为3.2%，与2012年年初接近30%的增速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图8-3）。总投资中民间投资占比也从2015年年底的64.2%下滑至2016年年底的61.2%，比2015年65.4%的高点下降了4.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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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民间投资增速走势

出现政府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增速大幅背离的重要原因，是在第二产业去产能的背景下，产业政策没有放松在第三产业的管制。除了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够以及一直以来存在的金融抑制所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有两点：一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政策制约了民间资本在第二产业的投资空间；二是市场准入限制导致民间资本可投资的领域受限。产业政策限制尤其体现在拥有较高回报率的金融、医疗、教育、养老等第三产业，民间资本很难涉足这些产业。在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至3.2%的背景下，第三产业的民间投资增速更是仅有2.9%。当前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比高于60%，但是在服务业中占比尚不足50%且呈现出不断下跌的态势。实际上，在交通、电信、电力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民间投资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限制。

由于产业政策的限制压缩了民间投资的空间，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不能有效流入实体经济转变为投资，进而不能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部分流动性涌入房地产市场，进而推动房价大幅攀升，加剧了房价泡沫化风险。又由于缺乏财政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被迫回调至偏紧状态，无法与财政政策共同发力来“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