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环境和改革的内在机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为直观的表现在于前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在近10年内快速递减,不少地区和部门陷入“为改革而改革”“为寻租而改革”的困境。具体表现在:第一,大量碎片化的改革在不配套、不系统、不协调的情况下陷入改革的僵局之中,政出多门和几龙治水的改革局面导致严重缺乏统筹性、全面性;第二,各类深层次改革已深深触及社会各阶层的实质利益,这些改革的推进必须以部分阶层利益受损为代价,而各阶层利益再协调机制的缺乏导致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一致行动,利益相融的改革路径面临大量技术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问题;第三,政府主导的改革难以从根本上约束政府权力外溢对改革进程的干扰,特别是由于党的十八大以前“管党治党偏宽、偏松、偏软”,出现了“各种利益固化的藩篱”,导致一些利益集团利用制度真空和漏洞来进行大量寻租,产生了不改革、乱改革的新权贵阶层,出现“改革中梗阻”“改革最后一公里难打通”“改革空转”“改革文件化和会议化”“改革行政运动化”等现象。
这些改革新问题的出现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直接相关,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时代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为:当前各种制度安排和体制建设难以解决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难以落实新发展观,难以解决传统的改革推进方式积累下的资源错配问题,难以真正构建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于法权意义上制度体系的缺乏——我们在过去10多年中已经出台了大量的法规、政令,而在于权力体系决定的利益关系与高质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模式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这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没有很好地约束各类权力,导致潜规则泛滥、政府与市场的张力难以调和,造成各类市场扭曲,致使社会关系的僵化不支持经济关系的调整,同时上层建筑的固化不支持生产关系的调整。(www.xing528.com)
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与改革开放前30年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有着巨大的不同。过去的改革主要依赖政府力量进行,政府通过改革计划经济体系、引入价格机制、放权让利、改制国有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建立规制体系以及构建宏观调控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是“看得见的手”利用政府的强力体系来进行“看不见的手”的建设,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主导者。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的改革模式有巨大的局限性,也就是难以避免权力拥有者利用改革的不彻底性进行寻租,利用改革的相机决策权来进行非生产性的改革。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以往计划配置模式与市场配置模式之间的冲突,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固化的利益关系与彻底改革之间的冲突、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冲突。这就决定了未来改革必须通过局部上层建筑的重构和社会基础的转型来促进经济改革,特别是通过党的自我完善和政府自身的改革来校正改革的利益方向,从而打破过去“就市场改市场”“就经济改经济” 和碎片化改革的模式,真正步入进一步界定党、政、市场边界的深度改革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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