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实验前，首先对来源国的文化特征进行前测，以确定与情绪的关系指向特征相匹配的产品来源国。参考Markus和Kitayama（1991）的跨文化研究，分别对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描述，并请被试根据自身对美国、中国、印度三个国家的印象，评价各国家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契合程度。结果表明：与中国和印度相比，美国被认为具有显著的个人主义文化特征（M美国＝6.31，SD＝1.26；M印度＝3.28，SD＝1.39；M中国＝3.28，SD＝1.39）；而在集体主义文化方面，与美国相比，中国和印度被认为具有显著的集体主义文化特点（M美国＝2.92，SD＝1.54；M印度＝4.03，SD＝1.44；M中国＝6.00，SD＝1.35），配对差异检验（paired-sample T test）结果详见表2-1。
其次，确定影响认知参与的因素。以往研究表明产品卷入度通常会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参与（朱丽叶等，2017），对个体重要、相关性较高或存在购买风险的产品，会使消费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进行信息加工（Vaughn，1986；Maheswaran，Mackie and Chaiken，1992）。因此，本研究期望通过产品卷入度的设置来操作不同的认知参与程度，以创造情绪的他人指向特征发挥作用的高认知参与条件。本研究选取笔记本电脑和果汁作为高、低不同卷入度的产品类别，邀请20名被试对这两个品类的卷入度进行评价，测量题项参考Zaichkowsky（1994）的研究，包括“同其他产品相比，这一产品对我很重要”，“我对这个产品很感兴趣”，“购买该产品时，我会很慎重地选择”。结果显示：笔记本电脑产品的认知卷入度（M电脑＝4.85，SD＝1.86）高于果汁产品（M果汁＝3.53，SD＝1.16），差异检验达到显著水平（MT＝1.32，SD＝1.49，t＝4.42，p＜0.001）。
进一步地，研究者需要检验在果汁和笔记本电脑两类产品中，来源国的优势或劣势效应。共招募36名非正式实验被试参与该前测，请被试对来自美国、印度、中国的笔记本电脑产品和果汁产品进行1～7的等级评价（1表示“非常不好”，7表示“非常好”），结果表明：无论是在笔记本电脑产品上M美国＝5.92，SD＝1.32；M中国＝4.92，SD＝1.61；M印度＝3.08，SD＝1.57），（还是在果汁产品上（M美国＝5.42，SD＝1.20；M中国＝4.86，SD＝1.38；M印度＝3.28，SD＝1.60），消费者对美国产品的评价均高于印度产品和中国产品，配对差异检验结果详见表2-1。(www.xing528.com)
表2-1 来源国效应和文化特点的差异检验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表格中平均数和标准差代表了美国与印度、美国与中国在文化特征和来源国效应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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