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省份政策投入的综合比较

（一）各重点省份综合政策投入的比较与分析

以2018年的数据为依据，选取综合政策投入得分、综合科技投入得分、劳动者积极性投入得分和软投入综合得分均在平均值以上的省份为重点省份，具体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7个省份；为直观显示各重点省份综合政策投入的差异，以及近5年综合政策投入的变化趋势，根据表5-7数据绘制雷达图，如图5-5所示。

图5-5 2014—2018年重点省份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变化雷达图

由图5-5可知，大部分省份的综合政策投入得分逐年增长；上海、北京、广东综合政策投入领先于其他各省份，其次是江苏、浙江，天津近5年综合政策投入有较大波动，山东在这7个重点省份中相对落后。

上海总体综合政策投入水平高，发展速度快。2014年上海市综合政策投入水平位于全国第4，次于天津、广东和江苏；2015年上海市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增长极为迅速，位于全国第1，这一时期上海财政配置、对外开放等指标有明显的优化；同年，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促进上海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2018年上海综合政策投入得分位于全国领先水平，远超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等省份，分析原始数据发现上海有关财政配置的指标明显优于全国其余省份。综上，上海的高综合政策投入水平得益于其优越的财政配置和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

广东总体综合政策投入水平高，发展较为稳定，呈稳步上升的态势。2014年广东综合政策投入位于全国领先水平，仅次于天津，得益于其健全的产权制度和灵活的市场机制；2016年广东省政府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本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出了壮大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培育跨境电子商务竞争新优势等实施意见，这些都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2014—2018年广东进一步扩大自身在对外开放和市场机制方面的优势，尤其是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市场份额等指标进一步提高，这些都带来了广东综合政策投入水平的提高。综上，广东在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共同促成了其高水平的综合政策投入，值得其余省份借鉴。

北京总体综合政策投入水平高，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在2014—2017年间呈持续增长态势，2018年略微有所下降。2014年，北京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在7个省份中相对较低，原因是北京非国有工业经济占比较低；而北京在2015年与2018年有两次明显的增长，2015年北京财政配置得到了优化，综合政策投入水平提高，2017年北京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有明显提高，说明其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2018年北京综合政策投入得分有所下降，是北京2018年人均实际利用外资相对2017年有所下降导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对外开放水平低，其综合政策投入水平在这一时期仍处于全国前列；北京贯彻落实《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在对外贸投资环境、法治环境、创业环境等方面进行优化。综上，北京强化优势，补齐短板，全面促进综合政策投入水平不断提升。

相较于上海、广东、北京这3个省份，江苏、浙江、山东这3个省份的综合政策投入水平相对较低，且存在自身发展特点。

江苏综合政策投入得分总体呈增长态势，发展速度先低后高。2014年江苏综合政策投入得分位于全国第三，产权制度、财政配置、市场机制均为江苏省综合政策投入的优势，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7个省份中相对较低；2017—2018年江苏优化自身财政配置，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增长较多；江苏近5年来在财政配置、法制环境方面得到了明显的优化，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进步较小。

浙江综合政策投入得分逐年增长。2014年浙江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在7个省份中相对较低，其财政配置、法制环境与北京、上海、广东存在一定差距；市场机制是浙江一大优势，浙江的非国有化进程领先于上海，超过天津、北京，市场更具多样性与活力。2014—2018年间，浙江不断完善自身产权制度，优化财政配置和法制环境，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提高浙江私营经济竞争力和电子商务规模，综合政策投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浙江可进一步扩大灵活的市场机制所带来的优势，多方面协同发展，带动综合政策投入水平的提高。

山东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在7个省份中相对较低，但从发展速度来看较为稳定。2014—2018年间，山东产权制度得到了明显的完善，相较于其余省份，山东产权制度处于优势地位；在财政配置和法制环境方面，山东仍有待提高，近年来山东不断建立优化法制环境工作协调机制以促进法制环境的改善；在市场机制方面，山东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市场份额比例增长较快，私营工业企业数占比较优，市场机制正朝更灵活的方向发展；山东的外贸依存度及人均可利用外资在7个省份中较低，对外开放水平仍有待提高。综上，山东可扩大产权制度方面的优势，保持财政配置、法制环境、市场机制等方面的发展速度，提升对外开放水平。(www.xing528.com)

天津的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发展趋势与其余6个省份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先增长后下降趋势。2014年天津综合政策投入得分位于全国第1，其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带动了综合政策投入得分排名提升。2015年天津综合政策投入得分有较为明显的增长，但2016—2018年天津综合政策投入得分呈下降趋势，财政配置、对外开放水平是得分下降的主要因素；天津应完善财政配置，建立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推动综合政策投入水平的提高。

（二）浙江综合政策投入的优劣势分析

2014年浙江综合政策投入得分较低，且与江苏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浙江经过5年稳定的发展，2018年浙江综合政策投入得分超过天津、山东，且与江苏相近，说明浙江省政府对于综合政策投入给予较大程度的重视；将2018年浙江的综合政策投入与其他重要省份进行对比，可找出浙江的优劣势。

浙江与北京相比，浙江的非国有化进程远超过北京。在财政配置和法制环境方面，浙江与北京有一定差距，北京略优于浙江。在市场机制方面，北京的电子商务发展规模明显优于浙江，但浙江的私营工业企业数占比远高于北京，市场更具活力。在对外开放方面，浙江的外贸依存度高于北京，但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与北京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浙江与天津相比，浙江的非国有化进程超过天津，但财政配置不如天津合理，法治环境不如天津。在市场机制方面，浙江的私营工业企业数占比远超天津，市场更具多样性与活力。在对外开放方面，浙江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低于天津，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略超天津。

浙江与上海相比，在产权制度方面，浙江的非国有化进程领先于上海。在财政配置合理性与法制环境建设方面，浙江稍落后于上海。在市场机制方面，上海的电子商务发展规模远高于浙江，但浙江的私营企业占比较高，市场灵活性更高。在对外开放方面，浙江的对外开放水平远低于上海。

浙江与江苏相比，浙江的非国有化进程与财政配置合理性都不如江苏。在法治环境建设与市场机制方面，浙江的法制环境更好，市场更具多样性。在对外开放方面，江苏的外贸依存度高于浙江，但浙江的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略高于江苏。

浙江与广东相比，两省的非国有化进程大致相似，广东的财政配置比浙江稍合理些。在市场机制方面，浙江的电子商务发展规模不如广东，但市场灵活性比广东好。在对外开放方面，浙江的外贸依存度远不如广东，但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高于广东。

浙江与山东相比，浙江的产权配置不如山东。浙江财政配置合理性与山东相似。在法制环境方面，浙江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于山东。在市场机制方面，浙江的电子商务发展规模略显不足，但市场灵活性优于山东。在对外开放方面，浙江明显优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