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政策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书从宏观角度研究软投入，将综合政策投入分为体制投入和政策投入。在现有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综合政策投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沈坤荣，1999；刘鹏飞，2011）。国外一些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Lewis（1954）认为政策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更有必要。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一国或地区的历史传统和制度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有些国内外学者研究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Kuznets（1968，1995，1998）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制度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强调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Myrdal（2003）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源。North（1990）在著作《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中运用制度经济学解释经济的发展过程，并开创性地提出新制度经济学，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国家理论在内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国内也有学者研究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韩国珍，2002；刘津汝，2011；刘宾，2018；朱晓俊，张凤云，2018）。朱晓俊、张凤云（2018）探究了滁州地区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认为制度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学者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李耘涛，2018；湛珏颖，2018；黄逸，2017）。李国璋、张唯实（2011）利用中国三大区域1996—2008年的经济数据，定量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制度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彭军涛、陈其霆（2000）按照两分法，将非科技型软投入归结为制度因素，探究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我国在1991—1995年间，制度贡献达28.65%。(www.xing528.com)

有些学者研究政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严冀、陆铭和陈钊（2005）探究中国实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论证了经济政策在不同区域的作用力不同。赵磊（2018）、张静雯（2017）分别提出财政政策、人才政策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朱家明、胡榴榴等（2018）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定量研究了人口新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GDP影响显著。冯丹（2016）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探究了政策投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提出政策投入通过影响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林毅夫（1993）实证分析了改革初期农业政策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