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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投入、软资产、软实力、智力资本的区别与联系

时间:2023-05-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国家也已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将其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为有效推进区域软实力建设,提升软实力水平,积极引导各地区保持发展的领先优势,必须跟踪软实力研究。软实力自诞生之日起,便暗含了国家的概念,即软实力专指国家软实力。如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等视为国家的软实力。此外,在现代社会中,软实力更是与科技进步、知识经济息息相关。

软投入、软资产、软实力、智力资本的区别与联系

(一)软实力的概念

1.软实力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即“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目的的能力”,进而发展形成软实力理论。国家也已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将其列入“十二五”规划中。因此,研究区域软实力不仅满足了国家发展战略和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区域软实力建设,提升软实力水平,积极引导各地区保持发展的领先优势,必须跟踪软实力研究。

软实力自诞生之日起,便暗含了国家的概念,即软实力专指国家软实力。首倡者约瑟夫·奈在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之后,仍不断地发表文章更新他对软实力的认识。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跟随你”,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正如前文中所言,约瑟夫·奈在定义软实力时,有一种使役性,体现了一种霸权思想。同样是从外交这一角度出发来定义,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中国软实力就是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尊重。这一阐释提供了理解国家软实力的新视角,也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和为贵儒家思想。此外,刘遵义(2004)在定义软实力概念时也强调了公平,提出要从道义上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

也有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了国内。如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等视为国家的软实力。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政治实力是软实力的来源,如阎学通(2007)提出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也有学者则侧重于文化价值观等精神要素,如韩勃(2009)、北大中国软实力研究课题组(2009),都认为软实力是通过诉诸情感、理性和信仰来改变对方的价值观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更多的学者则是把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在一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如左学金(2004)、刘绛华(2006)、陈恒辉(2010)等,他们普遍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防等硬实力而言的,软实力是硬实力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因素。

2.软实力的特点

(1)柔性和非强制性

柔性和非强制性(戴业炼,2006;陈正良,2008)主要是指软实力的作用方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可以通过文化感召力、政府公信力、民众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来激发自身潜能来改进和完善自身。还可以通过文化辐射力、良好的形象展示来赢得外界的认同,并自发地追随。换言之,通过软实力的运用,改变的是个人或单位的观念,区域内外的相关个人或团体都自愿地按照主体的意愿来做事。如17世纪荷兰的崛起,并非如之前的西班牙或葡萄牙那般依靠掠夺新大陆财富来发展,而是依赖其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环境激发了当地人的创造力和热情,也吸引了无数外来者到荷兰生活和经商,这才使得弹丸之地的小国也能称霸世界长达一个半世纪。

(2)扩散性、渗透性和稳定性

扩散性、渗透性和稳定性(陈正良,2008;汪安佑,2010)是软实力发生作用的一连串过程所体现的性质。首先,软实力的运用并不会被垄断,大到美国,小到梵蒂冈都拥有并能运用其软实力。但由于软实力资源不同,运用手段不同,软实力也有所区别。各地区或国家的软实力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然而但凡有益的事物都会被广泛地分享和学习,尽管这一过程比较复杂和困难。如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在当今世界广泛传播不受国籍和地区的限制,几乎所有人都对此书评价甚高。同样地,“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均为各地学者所关注和研究,其发展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其次,渗透性是指软实力通过改变其作用对象的文化或制度等深层次因素使之从内到外发生转变,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最后,软实力的稳定性是指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层面的改变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朝令夕改,总会维持一段时间,待到新文化的出现来改变现有的文化。儒家思想在从汉朝起至清朝结束的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中一直占据主流文化,就是软实力稳定性的极好例证。

(3)历史积淀和时代创新的统一

软实力的历史传统性主要体现在文化和观念上。直至今日,官本位的思想仍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时代的创新不仅包括了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创新,也包括了文化和观念的创新。软实力唯一不竭的源泉就是创新,它也要求与时俱进。中国便是这两者结合最好的例子。悠久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世界重新焕发了光彩。如今热遍世界的孔子学院,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地位,为中国重新塑造了一个礼仪之邦、文化故乡的良好形象。中国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在赢得世人喝彩的同时,也为中华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极大贡献。此外,在现代社会中,软实力更是与科技进步、知识经济息息相关。(4)系统性和综合性

软实力是由几个部分所构成的,其构成要素包括文化和制度等。但它们并非各自独立存在,而是互相影响的(陈正良,2008)。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例,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是第一步,即把人们从旧观念、从“姓资姓社”问题的泥沼中拉出来,只有这样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反过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同时,各种西方思想也涌入我国,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此外,几个部分也并非只是简单相加。因此,必须注意软实力的各部分的协调发展和综合建设。

(5)非磨损性和无限繁殖性

软实力资源是非物质要素,能够重复使用,具有非磨损性和无限增值性(肖欢,2010)。物质要素只能参加一次或多次生产过程,然后就逐步消失。相较之下,软实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如科学技术本身并不会随着使用者的离去而消失,且使用者会依据其经验丰富和发展科学技术。

此外,人们争论的焦点还集中在软实力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有不少学者认为软实力是无形且不可测度的,如张勇(2007)、韩勃(2008)。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软实力是可测度的,并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性研究,如阎学通(2007)等人。不可否认,价值观等概念的确较为抽象,且在软实力中也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但过于强调软实力因素中精神方面的因素则不免显得有些顾此失彼。诸如文学、绘画等各其他艺术也承载着地方的文化及思想。更为明显的则是政治和外交方面,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每一次人大的召开都是一次民众智慧的释放,一次提升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的机会,只不过较难衡量。因此,软实力并非完全是无形的,并且是可被感知和体验的,而这也是测度软实力的一个现实基础。

3.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软实力和硬实力犹似一对孪生兄弟,自诞生之日起便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讨论,但都仅止于定性分析。即便如此,意见也并不统一。在整理相关研究成果之后,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大部分学者认为硬实力决定软实力及其发挥,如陈正良(2005)、蒋英州(2009)、肖欢(2010)、汪安佑(2010)和项久雨(2010)等。他们都认为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和载体,软实力对硬实力有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

另一批学者则认为软硬实力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并有可能相互转化的。约瑟夫·奈认为软硬实力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两者都是以影响他人行为达到自身的目的的能力;同时两者又存在显著区别,因为两者“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实现程度不同”,并指出软硬实力要结合使用才能达到目的。黄牧仪(2004)从哲学角度出发,从本质上讨论了软硬实力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认为软硬实力是相互影响的,但软实力并不是硬实力的直接体现,硬实力强大并不意味着软实力也强大。两者处于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应保持一定的平衡。李博(2010)构造了实力函数P(H,S),H(hi)为硬实力子函数,S(sj)为软实力子函数,而后又分析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互动机理,认为软实力在硬实力中得以提炼,软实力的进步又促进了硬实力的提高。此外,于溪滨(2006)、秦尊文(2007)、李正治(2009)、田建明(2010)等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两者必须平衡和协调发展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

4.区域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概念

相比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区域软实力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目前区域软实力的概念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意见。综观当前已有的研究,区域软实力概念的阐述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北大软实力课题组(2009)的精神要素论,他们认为区域软实力是指,一个地区通过直接诉诸感情、理性或信仰的方式,发展、动员和发挥心智能力的作用来达到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能力,并提出区域软实力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区域征服、占领外部心灵的能力;二是区域内部的心智潜力。这一定义将区域软实力归结为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区域软实力的统计评价和定量研究。另一种代表性意见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来定义区域软实力,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李克勤(2006)、马庆国(2007)、周晓宏(2007)、吴光芸(2009)和孙爱霞(2009)等。他们都引入了区域竞争的概念,以列举的方式阐述了区域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且普遍认为区域软实力是在区域竞争中,建立在区域文化、价值观、公共服务、人口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可表现为区域政府的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非物质力量。但这种以列举的方式来定义区域软实力的概念有损定义的简洁性。

区域软实力是软实力概念在空间上的延伸。相对国家而言,地方政府的权力有限,如外交、军事、政治制度及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等。不过由于所辖的范围相对小了很多,面对的问题更为具体,职能和目标也更为明确和清晰,且对外交流也显得并非那么重要。因此,区域软实力也有其自身特殊之处。

基于以上几点的考虑,本书认为区域软实力是基于区域文化、民众素质、公共服务及区域形象等非物质要素,通过影响自身发展潜能和吸引区域外资源的流入等柔性方式,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区域软实力可表现为区域文化的感召力、包容力和辐射力,区域社会的凝聚力,区域政府的公信力,居民创造力和区域信用的独特作用力,以及对区域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区域形象影响力。相比软实力的定义,区域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发生了变化,且目的也更为明确。

相应地,区域硬实力是基于经济和科技等物质要素,通过利诱胁迫等刚性方式,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与硬实力相比,区域软实力在构成要素上没有了军事力量,目标也更为明晰。

区域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区域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包括物质力量和非物质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也就是说综合实力可分为区域软实力和区域硬实力两部分。另外,区域竞争力是支撑一个区域持久生存和发展的力量,即一个区域在竞争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区域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的能力,为其自身发展所具备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包学松,2006)。也可以这样认为,区域竞争力是由区域硬实力和区域软实力协调组合而成的综合实力的外在表现。因此,研究区域软实力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地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以便在将未来的发展中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关战略和政策。

(二)智力资本的概念

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于1969年首次提出的。加尔布雷斯指出:智力资本中的智力不再是“作为纯粹智力”的含义,而是体现为一种智力性活动,智力资本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而且还是有效利用知识的过程,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1991年,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图尔特在其经典性的论文《智力资本:如何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中提出智力资本的概念,介绍美国智力资本是怎样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由此引发了智力资本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浪潮。斯图尔特将长期以来被大家忽视的智力资本及其重要性揭示出来,他反复强调智力资本虽然常常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但却是企业、组织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产。随后他又相继发表了很多有关智力资本的文章,1997年出版畅销书——《智力资本:组织的新财富》,在书中将智力资本系统地定义为能够被用来创造财富的智力材料——知识、信息、知识产权和经验等,智力资本是被组合起来的有用的知识。智力资本不仅是人的一种能够创造价值的综合能力,也是智力和知识相互融合而带来效益的资本。智力资本这一概念将智力的本质由个体层面扩展到组织层面,它形象地描述了组织的一种潜在的运用知识与技能,以创造价值、提升组织竞争力的能力。

智力资本是相对于传统的物质资本而言的,是知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动态的、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是物质资本与非物质资本的合成。智力资本的提出是人力资本理论深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外延比人力资本大得多,智力资本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为实现人力资本价值所必需的其他资本。人力资本是指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指劳动者所拥有的体力、智力、知识、技能及优秀品质的总和。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重要基础。智力资本更强调一种信息共享的网络和能力。区域智力资本是指通过一种开放性的网络在地区内共享知识和信息,从而充分利用不同机构与地区人员的潜能,将个人能力转化为组织能力,通过系统的合作使组合知识的价值最大化,并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人员和机构对有关智力资本的测量和评价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分析,但由于智力资本的无形性、主观性和动态性,决定了正确计量智力资本的难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被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斯图尔特于1997年提出智力资本的H-S-C结构,即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结构资本(Structure Capital)和顾客资本(Custom Capital)之中。瑞典Skandia公司设计的称为导航器的动态智力资本测量模型,基本上主导了随后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发展。Skandia模型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关系资本、过程资本和创新资本组成。安妮·布鲁金将智力资本定义为由市场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以人力为中心的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4个部分紧密结合的混合物,她提出用智力资本审计测量模型来识别并计算智力资本价值。实际上安妮·布鲁金关于智力资本的定义与Skandia模型的内涵基本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斯维比于1997年提出无形资产监视器模型,其内容包括外部结构(即商标、顾客和供应商关系等)、内部结构(即管理、员工态度和R & D等)和员工个人能力。国内许多学者根据Skandia的智力资本模型,构建适合于企业评估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测度框架。

(三)概念比较

软资产的构成要素有人力资源、品牌、技术及知识储备等资产,高校的科研能力也是国家软资产之一;与之相对的硬资产则指资金、设备、土地等有形资产

软实力是基于文化、制度和民众素质等非物质要素,通过影响主体自身的发展潜能和其他个体或单位的观念等柔和的手段实现其目标的力量。从其构成来看,软实力可表现为文化力、外交力、制度力、政府执政能力等。从其作用方式来看,软实力又可表现为包容力、创新力、凝聚力、动员力、亲和力和吸引力等。

硬实力是指基于经济、科技及军事等物质要素,使用命令、威胁或制裁等强制性方式来实现目标的力量。从其构成来看,硬实力可表现为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等。从其作用方式来看,硬实力又可表现为威慑力和战斗力等。

区域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有区域文化、公共服务、人口素质、区域形象。硬实力的构成要素有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

区域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有人力资本、关系资本、过程资本、创新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指人们所具备的分析能力、综合能力、集成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每个人知识、技术、经验、优秀品质和能力的总和。

软投入的构成要素有综合政策投入、综合科技投入、劳动者积极性投入。软投入是指相对有形的硬投入而言的非物质形态的投入。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有两类投入:一类具有物质形态,称为硬投入;另一类不具有物质形态,称为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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