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商会与抗税中的政商交往秩序

既然绍兴商会能够在米业运输粮食的过程中起到构建政商互动制度（秩序）的作用，那么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认为在各行业与政府的交往中，绍兴商会都是互动的中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商会的确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在部分行业（比如米业）与官厅的交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在很多行业与政府的互动中，商会并不是政商交往的中枢，商会并没有发挥结构洞的作用，商会只是政商交往秩序中的配角。

商会在行业性抗税中的作用就是如此。绍兴商会既不是抗税行动的组织者，也不是商人与官厅交涉的中枢，只是商人联系政府诸多渠道之中不起眼的一条。

（一）行业性抗税的易组织性

行业抗税属于集体行动，其组织、行动需要进行组织、动员。依照常识来判断，作为绍兴最重要的法定商人团体，当一些行业对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满，并有抗税的暗潮在涌动时，绍兴商会应该会出面把相关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并带领商人进行抗税抗捐运动。但这样的常识并没有得到史料的支持，无论是档案还是报刊均没有能够证明绍兴商会组织领导行业抗税的证据。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于行业抗税组织难度较低，使得那些组织程度较低的行业也有能力进行抗捐抗税的动员。这样便使绍兴商会没有组织领导行业抗税的必要。

行业性抗税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使得组织行业性抗税比较容易。在行业性抗税中，行业的集体利益与商人的个体利益完全一致，商人有极大的激励去支持、参与集体抗税。而且行业性抗税的成本还比较低，简单的抗税往往就是向官厅拍个联名的电报，复杂一些的就是到官厅门前去请愿。在抗税行动中，个体商人往往只需要顺着抗议声，签个字，举个手即可，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一旦抗税成功，官厅答应免去、减轻行业性税收，个体商人就可以获得切实的利益。因此，商人个体有极强的动力去参与集体性行业抗税，并不需要行业组织去强制。这意味着即使行业组织不甚发达，同业商人也可以很容易地组织起行业性的集体抗税。

以绍兴的酒业为例，酒业商人组织薄弱，“业酒之家，散居城乡，宛如散沙一般”。^[69]可是组织涣散的酒业商人却可以组织起一次又一次的抗税活动。比如，1917年绍兴酒商集体反对税收结算由划洋改现洋，集议请愿，函电纷驰：

昨日（二十九号），绍兴酒商因奉省公卖局局长萧鉴，财政厅长张厚璟会衔，示饬酒捐印花改征现洋，前曾函电纷驰，迭经呈请无效，爰再假座商会，于下午一时特开大会，到者八十余人，决定公推章楠庭、汤本初、章歧山、朱根香等四人，同赴绍兴分局，公请韩局长转呈省局收回成命，仍予划洋解缴，韩局允为转呈。^[70]

1920年绍兴发生劣警敲诈酒商的案件，酒商全体公愤，“连夜帖请商会将人送局移县提究，并开酒商紧急大会，电呈督长、省局”。^[71]1921年绍兴酒商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沈灏调任绍兴酒捐局局长的运动，酒商开会动员，一致反对沈灏调任，并通电省长、督军。以下是酒商向省长、督军发的一份反对调任的电报：

督军、省长、省烟酒事务局、省议会、杭总商会暨之江、全浙江、浙江、两浙各报社钧鉴：

顷闻二区沈灏调办绍兴，查沈灏今春在禾查缸，南汇蒋姓酱园一案，搜括骚扰，四处拷诈，每缸索贿三四元，饱掳万金，禾人切齿痛心，群谋上控，乃狡兔营窟，运动迁绍。绍商凋敝，余生膏髓已竭，何堪更任拷剥。本日酿商开会公决，誓不承认，应请立予撤委查办，以儆官邪。除电京署救济外，迫切待命，并请诸公维持正论，免除民贼。

绍兴全体酿商代表章厉卿、汤绍韩、王光烈、陈平澜等公叩^[72]

从酒业抗税的事例中，显然可以知道，行业性集体抗税对行业组织的要求较低，同一行业的商人无须强有力的组织便可组织起抗税行动。在这种对组织程度的低要求下，甚至出现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少数人运动整个行业进行抗税的情况。在民国初年绍兴羊肉业的几次抗税行动中，抗税的组织者便是基于自己的特别利益去领导、煽动抗税的。

1915年绍兴羊肉业开征屠宰税，由于税率严苛，“绍兴行销类系山羊，每只售价仅千数百文之则，骤课捐税，每只两角，各铺实难遵行”，羊肉业商人多次向县公署禀请免捐。^[73]羊肉商人迭次抗争，除了有税负过高的原因外，还与一名叫骆世贵的羊肉业商人的鼓动有关。

骆世贵之所以鼓动羊肉商人抗税，是因为他想认办羊肉业屠宰税，而当时该税被绍兴县知事委派给肉业董事任翼谋征收，^[74]骆世贵只有先破坏任冀谋的征收方案，使任冀谋无法顺利征收羊肉业屠宰税，然后自己才有机会向县公署申请办理此税。为了破坏肉捐董事任冀谋的征收，骆世贵指使自己的弟弟骆世林化名骆锦献，以羊肉业代表的名义向县公署交涉，“羊肉业代表骆锦献等一再赴县禀求”。^[75]1915年6月底，在肉捐董事任翼谋的协调下，羊肉业商人“允为变通办法”，“公家税则、铺户血本，两无妨碍”。^[76]这时骆世贵又从中破坏，“突有该业恶棍，即向办正谊校之骆世贵者，希图谋办该税，千方百计，从中阻挠”，“于旧历端午节后，令该铺等十五家一律停止营业，扬言如敢私自开卖者，定须罚洋二百元”。^[77]最后骆世贵成功成为羊肉业屠宰税的经董。

1917年骆世贵因办理屠宰税不善而被撤差。撤差之后，骆世贵又开始鼓动同业抗税，“唆使凌庚福（按，凌为骆之妻舅）、平阿宝、沈和源等抗缴税捐”。^[78]1917年5月，绍兴羊肉业因屠宰税加重而罢市，^[79]就在该案在绍兴商会的调处下已经接近解决，羊肉业商人同意开市之时，骆世贵又从中破坏，鼓动各羊肉铺继续抗税，“有自称该业代表之骆世贵党羽骆锦献、凌凤祥等，尚从中作梗，唆使各店铺照常停闭，必须减税明文颁布，然后开宰”。^[80]

显然，在羊肉业抗税的过程中，骆世贵是抗争行动的重要鼓手，起到了组织、鼓动抗争的作用。而骆世贵之所以这么积极地去鼓动抗税，是因为他想获得办理羊肉业税捐的差事，以便“借学敛钱，收捐肥己”。^[81]可以想见，由于抗税行动的鼓动者有足够的激励去把风潮搞大，而其他的工商业者又都乐意停止交税，因此行业性的抗税抗捐行动很容易在特殊利益相关人的鼓动下形成。绍兴羊肉业税捐便因为骆世贵鼓动抗税而收数大减，办理困难，“奸徒煽惑不休，循良者固已踊跃输捐，昧理者仍复诱延滞纳，而刁狡之徒或则要求减认，或则捏报停业，自上年迄今，竟有分文不缴者”。^[82]

总之，行业性抗争与工商业者的个体利益完全一致，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组织去鼓动便可启动。有时个别工商业者出于自身特殊利益的考量而发起的对行业性抗税的鼓动，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这便意味着同业商人的集体抗税无须绍兴商会的领导。事实上，绍兴商会的确没有在行业性抗税活动中发挥过组织作用，那种以商会为中枢进行的行业性抗税是不存在的。

（二）抗税中的官商沟通

以往的商会史研究，对商会交通官商作用的强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如果没有商会，商人便没有办法与官厅交流。当然，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在绍兴的行业抗税中，商会只是商人沟通官厅的诸种方式中的一种，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有多种方法与官厅联系。

1.绍兴商会的交通官商

在行业抗税、力争减税的活动中，绍兴商会的确发挥了一些沟通官商的作用。一般是同业商人通过商会向官厅表达自己的困苦之处，并请求官厅减免税捐。

比如，绍兴商会下辖的柯桥分所就曾代该镇钱业向绍兴官厅诉苦。1915年官厅催促柯桥镇钱业缴纳钱业捐，钱业通过柯桥分所向官厅诉说苦衷：“该镇钱业自辛亥年间影响所及，如泰源、安泰、震泰、□□、全体等五庄，均于光复后停止营业，泰源一庄出纳虽未停，以账目繁多，尚在清理。”^[83]在这里，钱业商人的用心是希望官厅能体谅营业之艰，从缓征缴。

除了代商人向绍兴本地官厅陈情外，绍兴商会还代行业组织向省宪陈诉。1922年绍兴酒商呼吁维持划洋缴纳酒捐，便曾通过绍兴商会与杭州省府沟通，“一面略请绍兴商会转杭州总商会，恳为函达官厅，俯察商艰，以维市面而示体恤云”。^[84]1923年绍兴箔业商人为了阻止官厅把箔捐收回官办，通过绍兴商会联系浙江省财政厅。绍兴商会电文如下：

财政厅长钧鉴：

顷据箔业董事俞守成等声称，箔捐收归官办，恐商情未洽而捐数亦难裕收，请转电财政厅收回官办成命，仍邀原□认商妥议加认办法，庶国税、商情两多裨益等语到会。查该董所称各节不为无见，相应电请钧□察核，俯予照准示遵。

绍兴商会叩。艳。^[85]

有的时候商人会在自行与官厅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寻求绍兴商会的帮助。绍兴染业经营染布生意，所染多系洋布，这些布在宁波、上海早已缴纳捐税，绍兴统捐局常常要求这些布匹再次纳税，“以致发染布匹之各店，大受阻碍，断绝交易”。面对这种情况，染业商人自然要与官厅交涉，但是他们向浙江省财政厅递交的禀呈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商等各号据情禀请财政厅长察核饬知，迄今四旬有余，未荷批答”，于是他们请绍兴商会代为呈递，“惟有公同说请贵会函请知事转禀财政厅长，饬知捐局，准予免捐”。^[86]

2.行业组织自行与官厅沟通

虽然绍兴商会在行业性抗税、避税行动中的确能够起到沟通官商的作用，但是笔者发现，在政商沟通方面，行业组织自身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且不论绍兴商会的沟通官商是应工商业者的要求而发生的，同业商人自身就常常直接与官厅交洽。在集体抗税中，商人或者以“上访”的形式与官厅交涉，或者以拍电报、递说帖的方式与官厅交涉。

第一，面见官厅。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清末民初的商人们，在行业性集体抗税中，居然常常直接面见官厅。他们的行为与今天的上访行为相似，分为“群体性上访”与“代表式上访”。

当时，若是一个行业的商人觉得税捐过重，可能会邀集全体，径直到衙门门口跪香。1915年绍兴以草纸为业的手工业者因为草纸捐而集体赴县署跪香，“爰特邀集同业百余人，赴县跪香，环请咨文统捐局酌减”。^[87]1917年绍兴官厅奉令举办羊肉捐，羊肉业商人到县署跪香，请求酌减，“现由该业各铺王某等三十余家于前日齐赴县公署跪香，请求酌量变通，减轻捐税”。^[88]

同行业工商业者除了结伴赴官厅跪香、请愿外，有时还会选出代表赴官署陈情，请求减免税收。1917年绍兴酒商选出代表赴酒捐分局，请求官厅继续以划洋征收税款，“于下午一时特开大会，到者八十余人，决定公推章楠庭、汤本初、章歧山、朱根香等四人，同赴绍兴分局，公请韩局长转呈省局收回成命，仍予划洋解缴”。^[89]1921年绍兴酒商因为时任酒捐局长沈灏种种苛扰，推举一名律师为代表，赴省请愿，“嗣因受苦难堪，势将坐毙，不得已特延律师陈士爕（字子余）君代表各同业晋省请愿”。^[90](www.xing528.com)

第二，文书交涉。当时绍兴的工商业者除了直接地、面对面地与官员交涉外，还常常以文章、电报的方式，向官厅反映情况。1914年绍兴烟业商人反对烟业增收附加税，电请浙省民政长体恤商艰，从缓进行。烟业商人电报曰：

杭州民政长、国税厅长钧鉴：

叠年惊耗频传，商业几经摧折，凋弊情形已达极点。方今惊魂稍定，喘息未已，亟望维持。乃烟捐三次迭增，负担愈重，生计日促。兹闻又增附税，则众商之魂魄失舍，仰恳体恤商艰，从缓进行，无任感戴！^[91]

1924年华舍机户反对设立住屋捐，推举业董向省宪发电报交涉，请求豁免，“该处机业，均以无力负担，不予承认，推出业董赵光淦代表全体，呈省豁免，由省转令绍兴知事详查在案”。^[92]

很多时候，工商业者为了凸显电报是出诸公意，还会在电报的末尾注明该电报是集体意志的产物。1922年绍兴酒商反对向酒业加收赈捐，拍发大量电报向省宪请愿，其中不少电报即在末尾注明“××家同叩”之类的字样，例如“绍兴酒商章鉴记耀号等四十一家同叩”“绍兴酒商章荣记等三十九坊同叩”“绍兴酒商汪锦茂等公叩”“章东明等四十三坊同叩”。^[93]

第三，跨地区同业协作抗税。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绍兴地区某一行业的工商业者独力进行的交涉，事实上由于行业性税收是针对整个行业的税收，不仅绍兴操持此业者会因增税而反对，其他地区操持同一行业的商人也会起而反对。这样，各地区经营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就可能联合起来共同与官厅交涉。清末民初的绍兴工商业者，常常与其他地区的同业商人协作抗税。

比如民初典当业反对将当票粘接印花的面额从十元下调至一元，便是联合其他地区的典当业商人共同反对的。绍兴典业一方面联合省内各县典业，给各县典当发电报，一面发电报给省城的全浙典业公会，呼吁一致抗争：

全浙典业公会鉴：

顷见浙江印花税处布告，详解贴用印花章程第一类，关于当票四元起贴印花，展期已满，应照原案一元起贴等语，不胜骇异。查此案前经联合各省典业叠赴部院声明否认在案，此次本省印花税处罔恤商艰，横加苛税，遵令一元起贴，吾业痛切剥夫，已达极点，无论官厅如何压迫，一元起贴之暴敛，誓不承认，除分电各邑典商一致坚拒外，为特电请据理力争，至为企盼。

绍兴典业事务所。勘。^[94]

1916年绍兴酒业商人请求减轻酒捐，就是一面在省内向省议会请愿，一面与其他地区的酒商协作，参加全国烟酒联合会进京请愿，“除随贵会赴京请愿外，一面赴本省议会陈请分别减免”。^[95]在反对以现洋征收酒捐的行动中，绍兴酒商与宁波酒商联合抗争。绍兴酒商先是联系宁波方面，请宁波一齐电争，“贵区事同一律，务乞协电力争”。^[96]后来，宁绍酒业代表共同赴杭请愿，“甬绍两代表同赴省请求收回成命”。^[97]

不同地区的经营同一行当的工商业者联合起来进行集体抗税的事实表明，当时的工商业同行凭借电报、铁路、轮船等新式通讯、交通方式，已经可以建立跨地区的联合，并利用这种联合来争取自身利益。而各地同业的联合，必然增强了商人沟通官厅的能量。

显然，绍兴的工商业同业组织完全有能力独自与官厅交涉。由于同行业商人有能力单独与官厅交涉，工商业者在行业性抗税中就不需要过于依赖绍兴商会的交通官商能力。

3.通过其他渠道与官厅沟通

在行业性抗税中，绍兴商人还会通过其他渠道与官厅交涉，比如通过有名望的同乡交涉官厅，或者通过一些士绅与官厅交涉。

1921年绍兴酒业，以“我绍酒类捐费之重且巨，实甲于全国”，向北京同乡求助，“特此快邮代电旅京诸乡老”。^[98]这些旅外同乡确实会替绍兴商人争取减税。1922年陈燮枢等人为减免绍兴酒业赈捐一事致电卢永祥，商请转圜：

卢督办、沈省长钧鉴：

吾绍酒捐向称繁苛，酿户或停或徙，商业寝衰。本年水灾，酒类又多损失。附加赈捐，绍属似应免征，即筹振需款，亦宜照第一区办理，以昭公允。

王家襄、田稔、陈燮枢。漾。^[99]

1917年绍兴酒业商人通过汤寿潜成功地使官厅减轻了一些负担，“绍属酒捐，现经汤政（蛰）老竭力设法，已蒙钮总办许为减轻，不久当可发表”。^[100]

显然，绍兴的旅外同乡也是绍兴商人争取减免行业税捐时求助的对象，而且这些同乡也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除了通过外地同乡去与官厅交涉，绍兴工商业者在行业性抗税中还会通过地方士绅与官厅交涉。1924年绍兴箔工为了免缴店屋捐，便求助自治委员，请自治委员与官厅接洽。“昨日（十五号）要求各乡自治委员援助，誓不达豁免目的不止。”^[101]自治委员接到箔工的要求后，便致函主管屋捐事务的绍兴警察局局长薛轶尘，商请免捐：

轶尘局长先生钧鉴：

若照贵警所云实行罚办，无异水益深而火益热，委员等不忍坐视民瘼，尤虑为细捐起衅，以致铤而走险，不得不沥表代陈窘困，伏乞我公俯体舆情，赐予免捐，一面由委员等具呈省宪，待示遵行。肃此。只颂勋安，伫候训示。

新安乡自治委员陆鸿飞，南钱清乡自治委员沈企吾，延寿乡自治委员郑寿彭，前梅乡自治委员高云宾。^[102]

可见，绍兴的各业商人除了可以通过绍兴商会去交通官厅外，还有其他渠道去与官厅交涉。

（三）绍兴商会在行业性抗税中的作用

笔者以为，绍兴商会在行业性抗税中的作用并不大。这是基于两点的考虑：第一，绍兴商会从来不是行业性抗税的组织者，抗税的组织者是行业组织；第二，绍兴商会虽然能够起到沟通官商的作用，但是行业组织与官厅联系并不依赖商会，行业组织有多种渠道与官厅交涉。

第一，绍兴商会不是行业性抗税的组织者。行业性抗税行动，由于其与商人个体利益的关系，商人个体只需付出微不足道的代价，便可能获得明显的利益，因此个体商人有足够的动力去参与抗税行动，这使得抗税运动在不具备强有力、完备的组织的情况下就可以形成。这便意味着，行业性抗税运动完全可以不需要商会的领导，只需依靠有一定组织性的行业组织即可完成，哪怕组织涣散如绍兴酒业也可以组织抗税。而且史料确实显示，绍兴商会从未在行业性抗税中以组织者的身份出现。

第二，官商的沟通并不依赖商会。虽然商会在行业性抗税中能够起到一定的沟通官商的作用，但是商会的作用不能估计得过高。工商业者的行业组织本身就可以与官厅交涉。而且，即使是商会沟通官商，实际上也是应行业组织的要求而为之。行业组织、行业中的商人是主动的，商会是被动的。实际上，商会仅仅是绍兴地区的工商业者沟通官商诸手段中的一种。绍兴的行业组织既自行与官厅沟通，又通过绍兴商会与官厅沟通，此外还通过同乡与官厅沟通。商会在行业性抗税中的官商沟通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如图6.3所示。

图6.3

既然绍兴商会既不是行业性抗税的组织者，又不是官商沟通必不可少的中介，那么便有理由认为商会在行业性抗税中的作用并非必需。在行业性抗税中，起核心作用的是行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