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官厅之间的税务纠纷，由小到大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个体商人与税收人员的纠纷；第二种是某个行业与税政部门之间的纠纷；第三种是多个行业就某项税收共同与官厅发生的纠纷，简单地说即是商界与官厅的纠纷。这里要讨论的是发生在个体商人与官厅之间的税务纠纷。
商人个体之所以会与税务人员发生纠纷，其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商人倾向于偷税漏税，尽最大可能地少交税捐，另一方面税务人员在工作中，时常上下其手，勒索商人。不管如何，纠纷中的商人自然是需要用某种手段来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这种手段用通俗的话来说，便是“走关系”。根据商人走关系的方式的不同，笔者把商人不经由商会来解决税务纠纷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行疏通，另一类是托人疏通。在“托人疏通”中，按照所托之人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把托人疏通分为托一般人疏通与托权势人物疏通。
自行疏通是指纠纷中的商人自己与税政部门疏通关系。1915年绍兴水上警察在办理营业航船牌照时，四处骚扰，事外勒索。一月的一天，元升煤油行的船只在运输过程中与水上警察发生冲突，两名船夫被打，船橹被扣。事后元升煤油行自行打电话给水警警长祁文豹，沟通联络，平息了纠纷。[15]元升煤油行之所以能够与水上警署祁文豹直接联系，乃是因为该煤油行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洋行，自身便拥有直接沟通水上警署的能力。
1919年绍兴安昌镇警察检查商家有无偷漏印花，查出松记水果店的簿据未按规定方式粘贴印花，将簿据带回警所，准备处以罚金。该店伙友恰好与该处的警察巡长是莫逆之交，便暗中送出角洋五十枚，把偷漏印花税的事情摆平。[16]显然，自行疏通的前提条件是商人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能够疏通税政人员。
由于大部分个体商人的社会资本有限，没有办法疏通税政人员，所以托人疏通关系是极为常见的处理税务纠纷的手段。
第一，托一般人疏通。这里的一般人是指那些虽非地方强势人物，但与处理税务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私交的人，他们可以利用其私人交谊去解决问题。
1920年绍兴安昌警所的张巡长带队检查印花，查出韩裕昌酒家簿据偷漏印花税，韩裕昌酒家店东托成裕庄店主代为说情，罚洋五元了事。[17]1923年印花税稽查员施荣福到啸唫乡检查印花，部分商店被查出有偷漏情形，该商店情急之下请陈奎庭、孟静轩、阮维葆等向稽查员说情，最后各家罚洋数元寝事。[18]
第二，托权势人物疏通。有时商人是委托士绅这样的地方权势人物去向税政部门疏通关系的。1920年8月绍兴吴瑞源扇庄请船户寄送一包自家生产的蚕丝，在运输过程中统捐局巡丁认为这包生丝未经报捐，船户虽与之理论，但货物仍被扣留。吴瑞源庄家仅女流，到统捐局申诉，“局长毫不理睬”。不得已之下，吴瑞源庄女东只好向地方士绅哭诉，“仿佛申包胥秦廷泣血”，乞求士绅代为关说。士绅可怜她，于是代为情恳，使本案以六元之处罚了结。[19]
1912年12月31日，一鱼商运三船鱼货入绍时，被统捐局以捐数不足为由扣留，“渔商百端抵抗，势将暴动”。后鱼业公所请民团团长徐叔荪[20]与商会会长钱静斋出面调解，以“货先放行，再行补捐”的方式解决此纠纷。[21]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案例中的钱静斋实际上像徐叔荪一样，是以地方士绅的身份介入纠纷的，而不是作为商会的代表来调解税务纠纷。
绍兴商会成立后，有不少商人寻求通过绍兴商会来疏通税务纠纷，以恢复经济秩序。绍兴商会作为国家的法定团体，其在税务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的角色自然与一般解决形式中的疏通者有所不同，但是绍兴商会解决个体商人税务纠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权势人物解决模式”的路径依赖。
与一般的委托疏通模式相比，商会解决税务纠纷的方式显得很正式。商人向绍兴商会求助要出具正式的说帖，商会向官厅疏通要出具正式的公函。有很多纠纷，还是经由绍兴商会的正式组织体系传递到会的。
1914年恒大、文裕两家药行所购的货物被统捐局巡丁以私货的名义扣留。事情发生后，由药业业董报告商会，并说明药业的报捐习惯，指出该货不是私货。绍兴商会再向绍兴统捐局局长出具正式公函，请求免予处罚：
迳启者。顷据药业业董来会报告，该业冬术一项，产地在会山内，该货由产地进城，并无经过局所，俟到城报捐。此历来办法。今年因天时亢旱，水道浅处多断绝交，不得已改由陆路发□进城，仍有恒大、文裕两行来货五篓四袋，行至城外渡东桥地方，被贵局丁看见，即以私货扣留议罚。查该货本以过局做捐，乃于兹无捐局之区见而扣为私货，商人情何以甘，苦将曷诉？来会请将实情代达，用特具函奉陈，务希贵局长察核查明，饬将该货遵率报捐，免予处罚。至纫公谊。此致绍兴统捐局长朱。
总理高鹏[22]
1910年绍兴马鞍一家名为宋源兴的牙行装运一批棉花运往安昌通裕行内新记公栈，不料船在中途被厘卡司巡李明甫意外勒索，运送棉花的地户不愿出钱，掉转船头返回，从而触怒司巡。该司巡指控宋源兴牙行偷捐，请山阴县派差役到宋源兴拘人。宋源兴见此情形，便出具说帖向安昌商务分所求助，安昌分所调查核实后再请绍兴商会牒县。[23]
与这种行文正式性相表里的，是绍兴商会的关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自然人的说情，是法人的说项。1919年久和纸栈运输点铜偷漏统捐一案，当时的统捐局长王榕桂致函商会会长的公函表明，统捐局是顾及商会情面才从宽处理的。(www.xing528.com)
顷准贵会函开，以久和纸栈偷漏点铜，查获拟罚一案……准此，查该行偷漏点铜，被安昌门巡船查获送局，经敝局长查核情形，委系有意偷漏……本应严予处罚，唯承函嘱，自当酌与从宽，以示薄惩而儆将来。[24]
显然，王榕桂是把绍兴商会这个集体作为一个团体来看待，在此他不是因为商会会长私人的关说而手下留情的，而是因为商会这一法定团体的介入而从宽处理的。
虽然商会的疏通具有正式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商会是作为一个法人去帮助商人求情。但是笔者发现，总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在绍兴商会对税务纠纷的解决中，商会总理与税政官员的私人交谊在发挥作用。
假如绍兴商会与官厅之间的交涉纯粹是公对公的交流，那么它们之间应该是完全以公文往还才对。但是在一些关乎商人个体性利益的税务纠纷中，恰恰有一些来往文件是商会领袖与官员的私函。
1915年升大、公大药行寄送的几包药材因涉嫌偷漏捐税被统捐局扣留，商人通过绍兴商会去索回货物。商人给商会的说帖和商会给统捐局函件都是正规的公函，但是最后统捐局局长却是以私函的形式回复商会总董高鹏的。这封函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云卿先生大鉴：
顷奉正函具悉。一是日前……不得不一并扣留。弟明知商贩取巧，以为数无多，姑从宽办理，已于三日前一律释放矣。弟自办理厘金以来，即以恤商为宗旨，在义桥值河水干涸，即据情代为请命，竟有展限至二三十日者，宁自己受过，不使商家有一货两捐之累。……□□市恩于商家，聊以表我心耳。当望贵会随时开导各商人，激发天良，苟能踊跃以输将，俾免稽查之烦琐，庶几以重捐务而顾大局。叩请公安。
弟朱潞复上[25]
在这封信中，时任绍兴统捐局局长朱潞虽然也有把绍兴商会这一法定团体作为接洽对象的意识，说了一句“当望贵会随时开导各商人”，但是朱潞更多的是以私人身份去回复高鹏，这从该信中反复出现的“弟”字可以看出。
这样的私函，在1919年庆余当铺因偷漏印花税被处罚一案中也有出现。当时绍兴主管印花税稽查的绍兴警察所长薛轶尘用私函与绍兴商会时任会长冯纪亮交流。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薛轶尘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私人情面去处理此事的。信的内容如下：
纪亮先生大鉴：
昨奉惠书，为哨唫庆馀典罚金一事，弟因公事上有种种困难之处，不便再用正式公文饬令办理。惟察阅该典陈述情形，不无可原之处。现将来函，由弟函发齐警佐酌情办理矣。俟得有覆音，再行奉告。此请公安。
弟名正肃 八月八日[26]
显然，在绍兴商会对私人税务纠纷的处理中，商会领袖的私人因素是对矛盾的疏通起作用的。而私人的情面、交谊，恰恰是地方权势人物、精英人物关说税政官员的重要资源。因此，可以认为绍兴商会在解决私人税务纠纷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地方权势人物解决形式的路径依赖。
总之，与一般民间人士排解私人税务纠纷的方式相比，绍兴商会的疏通，一方面体现法定团体行使职能的正式性，另一方面显示出对“地方权势人物疏通方式”一定程度上的路径依赖。无疑，绍兴商会的介入，密切了政商关系，优化了政商秩序，这是有助于税务纠纷的解决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