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激起了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场激烈的反日运动在中华大地澎湃而起。受外界民族主义运动之激励，绍兴的反日火焰喷薄而出。当时绍兴商学各界都举起民族主义大旗，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欺凌。
商人常被认为是对政治冷淡的群体，一般认为他们热心追求的是商业利益，对政治运动没有多少热情。但是在近代山河破碎的政治局势下，受澎湃的民族主义运动之激励，近代商人开始超越老旧的“在商言商”的樊篱，投身民族主义运动。当时的绍兴商人，“概自青岛问题发生以来，稍有良心之商人，无不从事某国货之抵制”。[15]
绍兴安昌镇李诚新酱园经理包世华鉴于“国事日亟，非谋抵制不足以图存”，主动印刷提倡使用国货的传单，“劝告亲爱父老兄弟，嗣后俱色用国货，振兴商业，挽回利权，前途发达，未可限量焉”。[16]
书业商人开会议决，一方面由书业公会致函上海各供货商，“不得夹带进办仇货，并函致各出版家，书籍等纸张等原料，请求改用国产出品”，另一方面令各书店刊刻爱国标语，提倡国货，“令各书店自己刻一‘良心救国’‘抵制仇货’‘推广国货’等木字，盖在包纸、发票、信壳等处，以醒人民之耳目等”。[17]
当时绍兴商人还组织了专门提倡国货的团体。丝业伙友就组织了“丝业劝用国货会”，提倡使用国货，“迩间，丝业中伙友攒首，先发起组织丝业劝用国货会，不购某国货为宗旨。平日互相劝勉，以冀不忘国耻，借作各业之先导云”。[18]绍兴商界成立了“提倡国货会常会”，以绍兴著名绅商丁星阶为会长。[19]
连政治冷淡的商人群体都主动参与民族主义运动，行事激进的学生群体自然是更加激烈地从事反日活动。巴黎和会消息传到绍兴，学生界极为激愤，“绍兴学界自青岛问题失败以来，甚为愤激”。[20]“浙江第五师校学生，日闻交涉失败，极为愤慨，一致发起抵制日货会，已组织就绪。”[21]为了能更有效地推动反日运动，绍兴各校学生成立了各校联合组织——国耻图雪会。[22]
激烈的反日倾向引导学生群体逐渐走上焚烧日货之路。工业弱国抵制工业强国的工业制成品，由于违背经济学机会成本最小化的原理，所以只有用强大的意志力才可能做到。当时绍兴的一些爱国团体，非常强调内心的主观意志，“公理虽湮，良心不死，民气犹未堕也”，“越王遗迹，□为美训，救国之心，谁不如我”。[23]
在反日运动初期，学生群体焚烧日货就是为了激发爱国意志。1919年5月，绍兴五中、五师、越材等校学生，通过销毁自己的日货来激发反日思想：“收集校内绝对可废之日货（如玩具、日用品、消耗品等），及由各人之预意收集向对可废的日货（如洋伞、法朗器等），毁弃□市，以激起社会力排日货之思想。”[24]禹会乡区立第一国民高小学校的学生也通过销毁日货来激发救国意志，“卧薪尝胆，沼吴雪耻”，“阖校学生将所存日货尽行焚毁，以为先导”。[25]
由于焚烧日货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威吓买卖日货的商人，所以在反日运动的初期，对于日货的主张是将日货充公，而不是焚毁。“监督各肆，除存货销尽外，有续行秘密销售日货者一察出，登报揭破，或处以货物充公之严罚。”[26]
但是随着反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绍兴的学生群体开始焚烧日货，焚烧日货的目的是警告那些买卖日货的商人，“自抵制日货问题发生后，一般绍兴奸商，依旧私进日货。现由国耻图雪会调查部，查出绍地商人所私进之日货如东洋纸，如东洋缎，如玻璃等多件，大众决议，于今日午后四时，在大校场焚毁，以警其后云”。[27]1919年八、九月间，绍兴学生群体多次焚毁日货。
学生群体搜查、焚毁日货的行为，自然与商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商人反对学生焚烧日货的行为，认为学生群体无权检查日货，“不知该学生从何命令，又不知依据何条法文，竟可任意强取商店货物也”。[28]
学生群体与商人群体的冲突，给绍兴商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学生群体要求商会配合，将日货焚毁；商人群体要求商会保护私有财产：商会夹在中间，处境尴尬。“各处响应拒绝日货，而商会之地步，处于应付俱穷矣”，“受学界之责言，被商店之责问，调停苦口，仍无解决之方”，以至于当时绍兴商会的会长冯纪亮提出辞职：“惟有决心辞职，别举贤能，使纪亮得以谢罪。”[29]
（二）学商矛盾之间的商会作为
虽然学生和商人之间的矛盾，使夹在中间的绍兴商会左右为难，不过最后的结果却颇令人意外，绍兴商会居然成功解决矛盾、平息风潮，“风潮迭兴，调解无方，赖同人之辅助，得以支持”。[30]那么绍兴商会是如何平息风潮，解决矛盾的呢？
绍兴商会做的第一件有利于纠纷解决的事情是举起民族主义大旗，表明自己的反日立场。这样做之所以有助于解决学商矛盾，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绍兴商会有机会与学生群体对话。毕竟，激进反日的学生组织是不可能与对日态度暧昧的组织、个人理性交流的。
绍兴商会会长以谢绝寿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立场。1919年绍兴商会会长冯纪亮恰逢五十岁寿辰，别人要为他举办寿宴，他以国事为由拒绝，“以当此闽事告急，宜以国家为单位，个人事宜之属于无关得失者，亟应废弃以表谢绝之意”。[31]不管冯纪亮谢绝寿庆是否出于本心，他的举动必然表达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www.xing528.com)
绍兴商会与农会、教育会等团体筹组绍兴救国团，“本县教育界主张联合各界组织一绍兴救国团等情，已志昨报。兹悉商会农会及自治办公处等各机关，日昨（二十六日）在商会讨论进行办法，定今日午后四时开各界联席会议筹备一切云”。[32]商会参与的绍兴救国团对于日货有明确的抵制主张，是一个民族主义团体。
（甲）调查日货，随时报告于社会。
（乙）提倡国货，随时介绍，并负确实之保证，以杜混冒。
（丙）监督各肆，除存货销尽外，有续行秘密销售日货者一察出，登报揭破，或处以货物充公之严罚。
（丁）随时注意日商之托名，或改换商标等。
（戊）□组织各区陈列所。[33]
绍兴商会的民族主义立场，与学生群体有明显的差异，绍兴商会的民族主义总路线是“提倡国货，不烧日货”。绍兴商会认为，“若欲维持，非提倡国货，以为抵制不可”[34]，所以绍兴商会极力提倡国货，“前经本会开会通告，一面以实力维持国货为抵制”。[35]1919年8月，绍兴商会开临时大会，商会会长冯纪亮“敦劝各商家总以提倡国货为进行”。[36]
绍兴商会做的第二件有利于矛盾解决的事情，是对商人进行约束，约束商人贩卖日货的行为。对于买卖日货的大户——洋广货业，绍兴商会致函该业业董，请其通知洋广货业各商号，千万不要再进日货，以免引起纠纷。“凡有贵业前进日货，请勿再行陈设。昨已在会当面确切相嘱，用再函告，务望邀齐各同业即日照行，并勿以日货冒充国货，致生枝节。”[37]
绍兴商会还致函上海、宁波、杭州商会，请其转告商人勿寄日货，“应请贵总会预为传告各帮商，照单配寄，万勿以冒牌之货抵充，倘发生此种货物，到绍后一经查出付焚，绍商店不能负责，并勿以此种货物悬寄来绍，徒增损失”。[38]
绍兴商会做的第三件有利于学商矛盾解决的事情，是与学生群体进行沟通，请求学生组织手下留情。当绍兴学生组织扣住商人办来的日货，并准备焚烧时，绍兴商会常常会从中婉劝，希望不要焚烧。“在各业非不佩诸学生爱国之心，惟营业性质，店中不能断货，又苦国货供不应求，则购运亦非得已。现议决逐渐替代，即逐渐减少。”[39]1919年8月，绍兴商会为了阻止学生的国耻图雪会焚烧日货，以血本攸关为辞进行劝说，“开谕该会，只能劝导，不能烧毁，并嗣后不得将货物扣留、扛抬入于该会，须知各货皆关血本，该会确无烧毁之权”。[40]
当商人的货物被学生扣留时，商会会与学生群体沟通，努力解决冲突。起初绍兴商会是一件一件地协调商人与学生之间的冲突的。比如1919年6月，学生团体搜得杭州华章寄送绍兴纸业商人的日货，经过绍兴商会与学生团体国耻图雪会的协调，将日货发回杭州华章。“曾于六月七日亦由该会学生团在航船检查得纸件送会，经敝会邀同该纸号再三与图雪会长磋商，该会始允将纸件寄还原发来之号。”[41]从绍兴商会会长辞职时的说法“受学界之责言，被商店之责问，调停苦口，仍无解决之方”[42]来看，像华章这样的事件，绍兴商会应该是处理了很多的，不过效果往往不好。
后来，绍兴商会开始把多件与学生团体的冲突一次性地与学生团体协调处理。1919年8月12日，绍兴商会与国耻图雪会逐件协调会中所存日货的解决办法，“所有存会纸货、缎匹、玻璃、棉纱等件，由会长与国耻图雪会逐件磋商，以冀和平解决，而使各商店有所观□，经图雪会认可发还退回”。[43]
再进一步，绍兴商会于1919年的12月，与学生团体召开讨论大会，希望制定一个规则，全面地解决因抵制日货而发生的纠纷。“八号午后，商学两界假座商会开商学讨论大会，双方解决。嗣后誓不再进日货，倘在各埠航船，经学界查出，情甘将查出之货，全数交商会当众验明烧毁及加倍处罚，各号经理人均签字于后。至于旧存日货，由学生联合会查明盖印发卖，如有未能盖印之处，当再双方讨论办理云。”[44]
协议的签订自然有助于事态的平息。此时学生团体也开始意识到焚烧日货方法失当，部分学生认为“惟应行焚毁之物，或分给贫人，或拨入育婴堂、养老院等处，则既可补益于公众，又可免暴殄天物之讥”。[45]所以，后来绍兴虽然仍有焚烧日货的事情发生，但整体上趋于平静。我们虽然不能把绍兴后来没有发生激烈的焚烧日货事件完全归功于绍兴商会的斡旋，但绍兴商会在平息焚烧日货风潮中的作为是不可忽视的。
绍兴商会对学商矛盾的调解，实际上是对商业秩序的维护。突然爆发的反日运动，使学生群体敢于扣押、焚烧商人的货物，而这无疑是一种对经济秩序的破坏。绍兴商会在反日风潮中的作为，是努力在不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提下，减少反日学生对商业秩序的冲击，从而维护经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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