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的讨论可知，同业工商业者的集议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自身提供行业性的规范，保障本行业的有序经营。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同业集议本身的约束力不足以使各同业遵守集议。而且许多工商群体的单方面决定，会涉及其他群体的利益，有时无法得到其他群体的同意，不同群体之间甚至会爆发冲突。
一方面，工商业者为了弥补行业性集议约束力不足的问题，会主动要求具权威性的机构，如商会这样的法定团体，或者是更具权威性的国家机器，去介入行业规定的产生过程。最常见的形式是，某业工商业者在拟定行规之后把行规送到县署，请求地方官厅备案，并发给布告，以增强行规的效力。
如果同业执意违背协议，破坏行规，而且同业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排解，那么同业商人不得不要求官厅或者商会介入，以便解决纠纷。
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纠葛甚至是冲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某一行业、某一群体的集议，会与其他行业、其他群体的利益，甚至是绍兴地方的整体利益发生纠葛、冲突。也就是说，行业性自律可能会导致行业间的冲突，其自身又无力解决这样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官厅、士绅以及商会这样的法团就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间，以维持地方秩序。
如箔司工价的协议，箔司群体虽然可以通过集议要求加价，但是加价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得到箔铺业各铺主的同意。箔司与箔铺主的意见不统一时，便会爆发箔业罢工，有时还伴随着治安动荡。这时官厅、商会便不得不介入。
像钱业这样的行业，由于其操控着现水的涨跌、日拆的升降，因此与绍兴其他工商业有巨大的关系。如果钱业集议货币行情的例会出现意外，未能评议出结果，绍兴钱庄业就会停业，绍兴各行各业皆会受到影响。1919年绍兴钱业因杭汇问题停业三个月，各业大受影响，“迄今已将三月，尚未开市，致使各业金融停滞，咸感不便，迭经开会筹议，无如种种掣肘，终难解决”。[79]而钱业如果将贷款利率评议得过高，就会损害绍兴其他行业商人的利益，他们便会通过官厅、商会等渠道来要求降低利率。1919年12月绍兴日拆奇重，箔庄业要求绍兴商会呈请县署降低日拆，以纾商困而解倒悬：(www.xing528.com)
故自日拆加重以来，银根愈紧，商业愈困。因此而困难者有之，束手坐困者有之，直接受影响者为外行，间接受影响者为钱业。吾业为绍县出产大宗，成本綦重，进出之数，动以千百计，受重拆之痛苦，更不堪言状……代表等侧身商业，目击困难，对于减轻拆息，有万不可须臾缓者，既受全体之委托，自应急迫而陈辞。为此帖请贵会据情核准县公署传谕金融评议会，速即减轻日拆，俾苏商困而解倒悬，不胜迫切呼吁之至。[80]
此外，在一些行业的整顿问题上，以集议为中心的自律机制显示出组织力不足的问题，其能力不足以承担推动行业发展的重任。1920年，官厅为了振兴中国棉业，要求各产棉区组织棉业公会，设立植棉试验场。绍兴安昌棉花公所业董接到官厅的劝谕后，便推脱说，“查组织协会，每因人各四散，未及半数，致难组织就绪”，并称棉业中人无力承担组织协会与设立试验场两项任务，“凡我经营中人，才识浅薄，恐协会与试验两项，均不足以仔肩重任，无由贵署函请农会组织办理，较为妥善”。[81]棉业业董的说辞，固然有推脱官厅差事的动机，但旧式行业自律能力的落后亦一览无余。
总之，清末民初绍兴工商业者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形式，有的成立了公所、会馆甚至是同业公会，有的是通过商会体系中的业董来处理行业事务，有的是通过行头来处理集体事务的。部分工商业者之所以把事务托付给商会业董、行头，是因为他们无法组织起会馆、公所这样的行业组织。
集议是工商业者实现行业自律的重要手段，各行各业通过集议来商量行规、市价、开市时间等事务。商人的行业性自律有诸多不足，这使官厅、商会为了稳定秩序，不得不介入行业性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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