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商会的名称进入民国后，先由“山会商务分会”变成“绍兴商务分会”，后又变为“绍兴县商会”。其中的第一次变化，纯粹是名称的变化，第二次变化，则是绍兴商会按照官厅意志进行改组的结果。
在现存的绍兴商会档案中，绍兴商会直到1912年3月仍然在使用“山会商务分会”这一名称。3月27日，杭州商务总会照会绍兴商会，要求将名称从“山会商务分会”更改为“绍兴商务分会”，“查公布官制施行法案，山阴、会稽并称绍兴县，请烦转饬各该分会遵照办理，以符法案”。[57]在1912年4月之后的文件中，“山会商务分会”这一名称便再未出现。
官厅要求“绍兴商务分会”改组的命令，即“准农商部电开，《商会法》及《施行细则》经先后奉令公布，请饬各县分会一律依法遵限改组”云云，虽然于1914年12月即由绍兴县公署传达给绍兴商会，[58]但是绍兴商会是直到1917年的春天才完成改组。这次改组，使绍兴商会的名称由“绍兴商务分会”变成“绍兴县商会”。这一点，1918年7月绍兴县商会呈报的商会会长高鹏的履历，可以为证：高鹏“民国三年春，因钱前总理病故，代理绍兴县商务分会总理。是年七月，被选为总理，复于六年春，遵章改组，续被选为绍兴县商会会长”。[59]经过此次非正式的改组，实施总理制的“商务分会”变为实施正副会长制的“县商会”。
1918年10月，绍兴商会由高鹏、杨祚厚等36人再次发起改组，[60]组织选举会董、正副会长。1918年11月2日，绍兴商会正式向绍兴县公署汇报改组情况。“前农商部咨行修正《商会法》及《施行细则》奉饬转行到会，遵经高鹏等发起，拟具章程，依法改组。”按绍兴商会的说法，这次改组本应早些进行，但是因为“柯桥与东关两处，争立商会，协议未能解决，致敝会亦延未呈报”。[61]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绍兴商会本体组织与原各商务分所改组时间并不一致。在城区商会改组之前，东关镇商务分所便已经进行了改组。东关商务分所于1916年6月改组为“镇商会”，此后多次与绍兴商会交涉划区而治。“窃敝会自五年六月依法改组一案曾荷转详，奉部核准，遵章部令，与城会协议区域。城会初则误会部文，答非所问，终则固执己见，不与妥商。”[62]柯桥改组较迟，直到1919年8月，即绍兴商会正式改组十个月后，才遵章改组。[63]
民国初年的改组，使绍兴商会在组织形式上面略微发生了一些变化。下列名单是1918年10月绍兴商会的选举结果。
会长一人：
冯锺淇，年四十九岁，绍兴县人，经理开源钱庄，前东合乡议事会会长；
副会长一人：
陈钧，年五十二岁，绍兴县人，酱业董事，开设豫泰酒栈，前清水乡议事会会长。
会董二十人：
冯敬纶，年四十五岁，绍兴县人，经理承源钱庄，前城议事会议员；
沈元麟，年四十三岁，绍兴县人，开设沈永和酒栈；
陶嘉舜，年四十七岁，绍兴县人，经理陈泰来布庄；
郦 均，年五十九岁，绍兴县人，经理天福丰布庄；
丁列辰，年五十二岁，绍兴县人，开设丁裕昌扇庄；
莫应辰，年五十一岁，绍兴县人，经理同吉钱庄；
章 □，年四十八岁，绍兴县人，经理荣德典当；
袁 荃，年四十七岁，绍兴县人，经理同泰钱庄；
杨祚厚，年四十四岁，绍兴县人，开设元泰纸号；
钟敬祺，年四十六岁，绍兴县人，经理泰和升布庄；
金维翰，年四十八岁，绍兴县人，经理永兴顺煤油行；
余□元，年四十七岁，绍兴县人，经理□泰典当，前系□瑞乡议事会议员；(www.xing528.com)
钱 霖，年四十六岁，绍兴县人，经理衍庆典当；
冯受谦，年三十五岁，绍兴县人，经理怡丰钱庄，商学毕业；
高增龄，年五十五岁，绍兴县人，经理源生茶漆号，孙端分事务所董事；
郭森美，年五十一岁，绍兴县人，经理福号昌南货号，斗门分事务所董事；
封祝尧，年四十八岁，绍兴县人，开设封禾记米行，马山分事务所董事；
韩懋文，年六十二岁，绍兴县人，开设承余绸庄，下方桥分事务所董事；
郑 垓，年五十二岁，绍兴县人，开设济和药号，伧塘分事务所董事；
陶冠经，年四十岁，绍兴县人，开设吉昌茶栈，汤浦分事务所董事。
特别会董四人：
高鹏，年六十一岁，绍兴县人，保昌钱庄股东、经理，前商会会长；
蔡元圣，年五十岁，绍兴县人，鲍景泰钱庄经理，前商会副会长；
陈宰埏，年四十三岁，绍兴县人，乾泰钱庄股东、经理，本届省议会议员；
陶传禔，年三十一岁，绍兴县人，陶泰生布庄东。
上述清册，列出了正副会长、会董、特别会董。除他们外，绍兴商会还包括各业会员和入会的各业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绍兴商会的组织体系。如图2.1所示。
图2.1 绍兴商会组织体系
这一组织体系，由四部分构成，即正、副会长、诸类会董、会员、入会商人。其产生次序是，商会向各业商人发放选举票，各行业选出各自的会员，会员再选举会董，再由会董选举正副会长。“上午九时召集全体新会员选举会董，下午一时由会董互选正、副会长。”[64]最后由诸位会董选举产生特别会董。[65]
在这一结构中，最特殊的是会董这一阶层，会董分为普通会董与特别会董，普通会董分为“城区会董”和“乡会董”。城区会董由城区各业会员选举产生。“乡会董”由各分事务所董事长充任，“乡镇分事务所董事长，即本会会董”。[66]1918年选举时，县商会共有六个分事务所，共有六名乡会董。此时柯桥分事务所因为尚未正式改组，所以乡会董中无柯桥商业领袖。1920年10月绍兴商会再次选举时，沈赞臣作为1919年成立的柯桥分所的董事长，便担任了绍兴商会的乡会董职务。[67]通过将这些分事务所的董事长吸纳为会董，绍兴商会试图与各分事务所建立更为紧密的组织联系。
“特别会董”由会董选举产生，1918年选举产生的四位特别会董：高鹏、蔡元圣、陈宰埏、陶传禔，他们“主持会务，已历有年，众望式孚，群情咸仰”。高鹏是前任会长，蔡元圣是前任副会长。特别会董扮演的是顾问的角色，“终始匡扶”，使绍兴商会“凡遇事，有所遵循进行”。[68]
由于组织类档案的缺失，关于民国后绍兴商会下辖行业种类、数量的准确信息，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表2.4中的名单，是笔者根据绍兴商会一次摊派公债的文件整理而成的，从中可以大概看出民国时期的绍兴商会到底下辖哪些行业。
表2.4 民国时绍兴商会下辖行业
民国初年绍兴商会的改组，对商会的组织结构只是进行了极细微的调整（增加了特别会董），商会与行业的联系、沟通仍然只是依靠区区数名业董去推动行业事务的进行。商会介入行业性事务的能力仍然薄弱。由于业董往往无力应对行业事务，所以当时出现了被举业董避不就位的现象。绍兴箔庄业事务繁多，选举业董，被举者总是推诿逃避。“箔庄业事务繁多，交涉迭出，故该业对于业董一席，无不推诿。本届商会改选，各箔庄接到选举票后，因时局多故，办理更难，故尤为冷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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