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绍兴商会本体组织

（一）山会商务分会的成立过程

绍兴商会的整个组织体系，按照其地域分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位于绍兴城内的城会，这是绍兴商会的本体组织；其二是位于各乡镇的分所（清末称商务分所，民初称为“商会分事务所”），它们是绍兴商会的分支组织。这两部分的成立顺序是：城区的本体组织先成立，乡镇的各分所后成立。

绍兴商会最初的本体组织——山会商务分会的建立，主要是官厅推动的结果。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为自保计，不得不大力改革，谋求振兴。由于商业在国家强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加之当时朝野上下共同持有的商战理念，清政府开始讲求商务，奖励工商，并于1903年设立了商部。商部设立后不久，便下达了建立商会的命令：

商会者，所以通商情、得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现在体察情形，力除隔阂，必先使各商有整齐画一之规，而后臣部可以尽保护维持之力。则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夫商会之要义有二端：一曰剔除内弊；一曰考察外情。^[1]

浙江的地方官员在商部的命令下，要求各地建立商会组织。1905年4月，浙江省商务局派出专员到绍兴城，要求各业商人组织商会。绍兴城内各业的著名商号，应声集议公举总理、各业司董之事。“近因省垣商务局派有专员劝兴商会，故由各业著名行号集众，议设商业公会，公举总董并各业司董。”^[2]不过，这次各商家的集议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1905年8月浙江官厅再次催促绍兴建立商会，“前月杭州商务局总办有信到本府里，劝开商会”。^[3]面对上峰的压力，绍兴地方官员不得不有所行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官员们是与地方士绅商议成立商会事宜，而非与商人商议。绍兴知府熊再青与绍郡官员、士绅商议，“熊再青太守因与各官绅商酌，拟派张缪二绅为总董”。^[4]绍兴城内的山阴、会稽二位知县则在同善局设下酒席，邀请地方绅士商量办法。“现由山会两县，已在同善局里办酒，请绅士商量办法。”^[5]显然，这次官厅筹备商会，主要依靠的是士绅的力量。

对于商人在筹办商会过程中的缺位，绍兴的地方报刊《绍兴白话报》给予了相当多的指摘。该报记者认为商会是商人的组织，商人应出面组织。“可惜绍兴明白的商人太少，全靠绅士出场，恐怕兴起来，也不过像箔业董事、米业董事，大家钻谋几个铜钱。这商会那里会有实效呢？”^[6]商人被排除在组织商会的过程之外，商人并不知道商会组建的情况如何，这使借商会名义敛财成为可能。当时绍兴出现了打着商会旗号向商人募钱的人。“一个谋充土业董事的，并未得到官的照会，也没有商人公举，竟先到各土店去捐钱，做自己薪水。”《绍兴白话报》大声疾呼，“商人赶紧出来会议，会议商个办法，免得将来权落他人之手，反要生得多阻碍，有害商务”。^[7]

诚如绍兴当地报刊所言，商人在筹建商会过程中的缺位，是绍兴商人见识浅陋的表现。“绍兴的商家真正太驽下了。到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机会，还不肯用点心，把商会立起来。”虽然后来，商人终于出面商议，筹办商会，可是这批商人对筹办商会之事一窍不通，“一班商家日里都说要开商会，无如他们，商会如何章程，如何开法，却是一毫不懂，真真可怜可笑”。^[8]

1905年12月，绍兴商会（山会商务分会）终于成立了，不过这个商会显然是在山阴、会稽两位知县的主导下，联合两县士绅组织成立的，“越郡前由山会二县主遵奉宪札，会绅设立商会，选定各业商董，公举总董，先就大善寺集议开办，详报立案”。^[9]

由上可见，绍兴商会的前身山会商务分会的成立，是绍兴知府与山阴、会稽知县联合地方士绅，执行上峰组建商会的命令的产物。绍兴商人虽然曾一度集议，讨论组建商会，但他们见识驽下，能力不足，对制定章程等事丝毫不懂。他们在山会商务分会的建立过程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二）试办章程

山会商务分会在成立的过程中拟定了两份章程——《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和《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以下简称《试办章程》《续拟试办章程》），后者稍迟于前者。^[10]值得一提的是，与《苏商总会试办章程》《上海商务总会暂行试办详细章程》相比，山会商务分会的《试办章程》及《续拟试办章程》要简单得多。《苏商总会试办章程》分十一章，共有八十条，^[11]《上海商务总会暂行试办详细章程》分为十三章，共有七十三条，^[12]而山会商务分会的《试办章程》与《续拟试办章程》却均只有区区十条。

综合来看，山会商务分会的两份试办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对山会商务分会宗旨、内部分工、经费、会议规则及办理事项的简单规定。

对于山会商务分会的宗旨，《试办章程》主要是从便利商民的角度来书写，将商会的宗旨归为联络商情，“开通商知，保全商利，排解商衅，扩充商力”。^[13]而略迟的《续拟试办章程》则将商会与国家的富强联系在一起，强调商会对于国家的巨大意义，称商会之设，“实为富强之基”。^[14]

对于山会商务分会的内部分工，两份章程的规定大体相同：总理一人，由公举产生；各业业董一人或数人，由各业公举；^[15]干事员四人，负责文案、司账、书启、度支等事务；商会中设伙夫、听差、把门、茶房各一人。抛开商会公举的总理、业董等职来看，绍兴商会的专职职员是比较少的，一共只有八人。^[16]

商会的经费：组建商会所花的费用，由各位会董暂时垫付。各业入会后，按年缴纳会费，会费存放于殷实钱庄。每年商会的开支，在次年正月会董开会时当众宣告，以昭信实。^[17]商会所需会费，由各业“视生意之巨细，酌量岁认经费，定期收缴”。^[18]

会议：山会商务分会的会议分为“期会”“特会”“年会”三种。“期会”在《试办章程》中又被称作“常会”，于每个月的初八、廿三召开，会上讨论整理、疏通市面之事。“特会”是为了调解商业纠纷而特别召开的会议。商号遇有纠纷，先向商会呈递说帖，“由总理请该会业董，并一面传集两造，或邀集同业，秉公理断”。若是商会无法理处，便提交官厅办理。若是事关重大，则禀请省宪、商部。^[19]“年会”于每年正月召开，参会者为总理及会董，会上宣布上年商会的开支，并盘点上年各业商情。^[20]

会务：从两份章程来看，山会商务分会的会务主要被设定为调解商业纠纷、调查商情、维护行规三项。商业纠纷的调解在特会上进行。如果是华洋纠纷，华商受洋商欺凌，山会商务分会要“禀请洋务局照会领事据理力争，以资保护”。^[21]值得注意的是，《续拟试办章程》中规定商人不得以“琐屑细故，呈会申理”，更不得“因挟嫌隙，思假公会以报私仇”。笔者推测这应与当时绍兴的健讼风气有关。^[22]

《试办章程》将调查商情规定为会务。绍兴的商业状况，各项土产产量的升降，以及新出现的商品，“均应随时调查列表，以备查考”。此外，商会还要将会中各商家的信息编订成册，以便整顿、提倡地方商务。^[23]

《试办章程》还将维护行规作为商会的职责。如果绍兴商业中有“不遵行规，违碍大局”，以及将民生日用各物无故抬价之事，商会总理应会同会董，“随时稽查，邀集该商，晓以大义”。如果该商不听理喻，商会有禀请官厅惩治之权。^[24]

（三）商业精英的商会组织形式(www.xing528.com)

清末绍兴商会（山会商务分会）本体组织成立的最直接作用，便是把散居商界各处的商业精英们筛选并组织起来，使商业精英拥有一套堪以应付商业事务的组织结构。绍兴县商会的前身——山会商务分会初建时，商会的组织结构有四层：入会商家、业董、会董、总理。其中，“入会商家”指的是加入商会的普通商人，而业董、会董、总理则是从商人中遴选出来的商业精英的三个层次。

山会商务分会作为商务分会，其组织结构与商务总会还是有差别的。天津商会在刚刚建立时，其组织分为三个层次，即总理、会董、会员。总理是商会领袖，会董承上启下，会员是自愿入会，每年交纳四元以上会费的商家。^[25]天津商务总会的“会员”相当于山会商务分会的“入会商家”，与山会商务分会相比，天津商务总会的组织结构中缺少“业董”这一名目。

山会商务分会成立之后，绍兴的各业商人便纷纷入会，这些入会商人是绍兴商会的组织基础。根据现有材料来看，当时绍兴城的商人是以旧有行业组织为基础，整体地加入商会的。山会洋药公所记述当时入会情形时说：“敝业向来俸请杜绅一人为董事，自贵会成立后，虽曾随众入会，分认经费。”^[26]从这句文字中可以看见，绍兴商会刚刚成立时，山会洋药业众商是以行业为单位，随其他行业加入商会的。

加入商会的商号，要交纳会费。由于绍兴城中各商号是以行业为单位，整体地加入商会的，所以商会会费的缴纳，也是以行业为单位进行的。商会的会费，被商人称为“商会捐”，“视业之大小，认股之多寡，每业自二十股至一二股不等，按年清缴”。^[27]由于各业的会费，是由各业整体解缴，所以会出现某业虽然缴足了商会会费，但该业中的某些入会商家未缴纳会费的现象。绍兴城内的茶漆业便出现了这种情况，该业商人分为徽绍二帮，“其系吾徽入会有十三家，绍店入会只得七家。其于七家之中尚有二家，至今春被汪君查出，始再派钱。旧前二年，竟有入会而不派费之弊”。^[28]

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绍兴商会成立时，到底哪些行业加入了商会，现在已经无从得知。表2.1是笔者从绍兴商会档案的1912年之前文件中整理的明确隶属山会商务分会（绍兴商会）的各行业的名单。

表2.1　1912年之前山会商务分会行业名单

在山会商务分会的组织层次中，入会商家之上的是业董阶层。业董这一名目，在绍兴商会成立之前便已经存在。业董一般由缙绅充任，由于有士绅的身份，他们有权和地方官员晤谈，而作为行会的代表，则具有认可的职员身份，他们沟通上下，捉刀代笔，领取薪俸。^[29]由于业董可以从办理行业公务中获得收入，他们成了行会体制的既得利益阶层。《绍兴白话报》在绍兴商会成立之前，曾嘲笑箔业董事、米业董事以追营金钱为目的，“像箔业董事、米业董事，大家钻谋几个铜钱”。^[30]

山会商务分会的业董由各业商家投票选举产生。这一点可以从茶漆业商人的说帖中得到应证：“商会此次照例选举业董，既已早凭投票矣。”^[31]在选举业董时，山会商务分会要向各业商人分发选票和投筒，选举结束后，商人要“遵章呈交选票、投筒”。^[32]山会商务分会推行的业董选举制度，使部分行业的原有业董无法继续担任业董一职，丧失营利渠道，从而与原有的业董体制发生冲突。

洋药业业董杜鋆“捺票享利”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冲突。洋药业商号“向来俸请杜绅一人为董”，加入商会后，各商家只是承担会费，“因陋就简，讫未更章，故不知选举业董为何事”。直到1910年，“方知历年奉发选举票均被前董捺留”。于是该业商人遂另举他人，不再承认杜鋆为业董。^[33]

商会的业董负有交通官场，连联上下，办理官厅差务的责任，“吾业之有董事者，所以上达官场，下接商界，上下交通，庶无隔阂，所以吾业收缴各款，及按月册报各项，公事冗繁，均由官长移文责成董事办理”。^[34]此外，业董还有在商家发生纠纷时，负责调解纠纷，向商会代递说帖的职责。如1910年染业业董徐桂山认为调处纠纷是业董的职责，“其所以理处，系业董应尽之义务”。^[35]现存的绍兴商会档案中的不少说帖就是业董代递的，如1910年一份绸业纠纷的说帖，便是业董代递的，“后街绸业董□子景君递来说帖一扣”。^[36]

加入商会的每个行业均举有业董，这使得绍兴商会（山会商务分会）在各行各业都有了能打探消息、传递讯息的网络。业董群体的存在，使绍兴商会有一定的能力在商会社会的各个行业中进行“商业行政”，使商会有一定的能力去维护商民社会的基层秩序。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大部分行业均没有设立同业公会式的组织严密的行业组织，而且业董只有区区数名，所以绍兴商会在行业事务方面的行动力是有限的。

会董与总理属于山会商务分会的领导层，均由业董选举产生。会董在绍兴商会档案中又被称为“与议董事”“议董”。商会在选举领导层时，先由业董选举会董，会董选出后，业董们再投票从会董中选举总理。1910年旧历十一月的商会选举，即是遵行这一流程：“提前于十一月初八日开会，先投票公举与议董事十三员，复于初八日开会，即与议董事十三员中公举总理。”^[37]

商会总理自然是总理商会所有会务，由于会务繁重，且总理可能有其他职务，所以有时山会商务分会有“代办总理”一职。根据现有史料，1909年、1910年山会商务分会曾设置过“代办总理”，当时由会董陈维明担任。这是因为当时的总理钱静斋“系咨议局议员，逢开会时，必须赴局，恐于总理有旷职任”，所以推举陈维明为代办总理，以维持会务。^[38]

会董或者说议董的职务有二：一是参加年会，听取关于商会上年度开支的报告。这一点可以从上文提及的《试办章程》得到证明。二是参加特会，与总理及当事行业的业董一起调解商业纠纷。绍兴商会档案中保存的巨量说帖可为证据，很多说帖在结尾时，指明说帖是交给总理、会董（议董）的。“仰祈贵会总董大人暨诸议董大人主裁牒覆，照说存案。谨具说帖。”^[39]“为此陈请总董大人暨诸议董大人，迅速察核，传令归给。”^[40]

从表2.2中可以看出，在1909年选举出的商会领导层，总理与公董（议董）一共11人，均有功名在身，其中执业钱庄者最多，共有三人，执业布庄者次之，共有两人，其余茶栈、铜店、提庄等业，均只有一人。钱业议董人数最多这一情况，与绍兴钱业的发达相一致。

表2.2　1909年山会商务分会当选总理、议董名单^[41]

续表

毫无疑问，总理、会董、业董都是绍兴商界的精英分子。绍兴商会通过总理—会董—业董—入会商家这一结构，把商业精英从商界的各种角落筛选并组织起来，使这些商业精英具有了行动力。特别是通过商会内部的业董一职，绍兴商会基本上与绍兴城内的各行各业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一联系，一方面各业商人可将遇到的问题向绍兴商会反映，另一方面绍兴商会在遇到要事时，也可通过这一联系寻求各业商人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