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的商业活动，与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拿绍兴来说，绍兴大量的商业机构是应工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箔庄业收购、销售锡箔；棉业买卖海滨生产的棉花；茶业经营绍兴山区的茶叶；酒业对外经销绍兴黄酒；米业则是将外地所产的粮食输入缺粮的绍兴。当然，商业还有一些与当地工农业生产不甚密切的部分，比如南货业、杂货业等门售百货的行业。
（一）商贸概况
1.箔庄
箔铺生产的锡箔由箔庄负责收购和销售。箔庄业是绍兴县的大行业，“三十年代初箔庄业最兴盛时，年营业总额达二千四五百万元”。[73]与杭州、宁波相比，绍兴的锡箔业有一个特点，即负责销售锡箔之箔庄业的实力远在负责制作锡箔的箔铺业之上。基于此，绍兴的箔庄能够按照客户的需要，来要求箔铺提供相应的产品，从而使绍兴的锡箔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宁波、杭州箔庄的实力逊于箔铺，故而只能顺应箔铺的要求，箔铺生产什么样的锡箔，箔庄就销售什么样的商品。故而，甬杭锡箔竞争力不如绍兴锡箔。
2.丝行
顾名思义，丝行就是买卖生丝的商行。绍兴部分市镇纺织丝绸，需要大量生丝，丝行的生意由此而起。绍兴虽然植桑养蚕，但是由于自身的蚕茧大量被茧行收购，农民缫丝日少，本地生丝产量不敷应用，所以绍兴丝行的生丝，主要购自外地，丝行“或赴沪江，或往吴兴、嘉禾购回应用”。[74]
生丝的主要买家自然是织绸纺缎的机户。丝行先把丝赊给机户，过一定时间再收账。这种交易方式，被丝行称为“放丝账”。1911年7月山阴、会稽两县丝商禀称，“切商等经营丝桑。机户交易，均系放账”。而且这种放丝账的交易方式，在山会两县很盛行，“山会丝业十五家，放账数十万，以华舍为大宗”[75]。
3.绸庄
绍兴绸业，存在着两种收购模式。一种是包买制，另一种是绸庄以“主人家”（绸牙）为中介进行的收购制度。
绍兴的丝绸业中的包买制，是指绸庄将丝料与工资先付予机户，机户织好丝绸后再将丝绸交予绸庄的交易制度。“查城乡绸庄林立，无不先给机户经丝、工资，陆续织缴。”[76]以这种方式收购的丝绸，在绍兴丝绸产量中，所占比例应该不低。绍兴一家名为宏裕的绸庄，在其经销的丝绸中，约有一半是以包买制生产的，“其货半系各机户承认定织，由庄预付丝料、工本洋元”。[77]在这种模式中，绸庄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将机户整合进生产体系中，通过增加或减少包买工人，降低风险，灵活地适应市场。[78]
绍兴丝绸的另一种收购方式，是通过中介从机户手中收购丝绸。绸庄收购丝绸的中介或被称为主人家，或被称为绸牙。这些主人家每天到乡村机户家中，把织好的丝绸带到绸庄，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79]丝绸的价格，是按丝绸的重量计算的，每匹丝绸的长度相同，重量越大，质量也就越高，故而价格也越高。而重量的称量，则是由机户公立的脍秤房过秤的。
4.棉花行
最终向外地出卖棉花的商业机构叫“花行”，花行须领有官厅所颁的牙帖，方可合法收购棉花。当时绍兴还有一些“无帖私秤”也在从事棉花的买卖。由于其身份不合法，加之与花行有利益冲突，所以花行千方百计想将其驱逐出市场。各花行轮流派人在海塘一带巡查，如果遇到无帖私秤，要“将货秤扣留，邀众议罚。其所罚之款，拨尝扣留人二成，余归公所公用”。[80]
花行交易有一定的规则。首先，盛装棉花的蒲包不得超过两斤，不得有“重包发生”。花行买到的棉花在进入花行之前，须“邀邻行互相检视剥包”，如果没有邀集相邻花行检视，即擅自进栈，“即系有意破坏，一经察出，公议应罚洋三十元”作为公所经费。[81]而且囤户进花，须向花行购买蒲包。其次，花行称量棉花重量的秤，须由同行公同校准，“每逢月朔，齐集公所，互相复较，以昭划一。此外售户之秤，轻重不等，概作取消”[82]。再次，花行收买棉花，只能在开秤之日过秤，“每年暑节，苟有船户、地户送行献新，暂行置搁”。花行向卖花船头买花，须于中秋之前订好契约，不得强行抖揽已经与其他花行订约的卖花船头。[83]
由于棉业屡有掺水之弊，官厅下令禁止。绍兴、萧山两县棉商，为此共同组织“设立绍萧棉业联合会，置有验水烘箱，公举调查员，认真查验，盖有绍萧棉业公会牌印”。[84]
5.茧行
绍兴县及其附近的新昌、嵊县等地所产的茧，主要由上海的洋商前来收买。在绍兴，直接向茧农收购鲜茧的商业机构叫做茧行。茧行的设立，需要经过官厅的批准。要得到官厅的批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在拟定新设茧行的五十里范围内，要没有老茧行。[85]其次，新茧行的设立，需要得到身家殷实之人的保结。后来官厅在《修正浙江省茧行暂行规程》中又要求，设立茧行“须由当地商会出具保结”。[86]
6.茶业
因为绍兴的茶叶经济根植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之上，所以在平水绿茶最终制成之前，需要经过一个将毛茶从小农手中集中到精加工茶叶的茶栈手中的商业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如下几种角色：茶栈与水客、茶行、山户（茶农）。
茶栈作为最后完成平水茶制作的机构，需要收购山户粗制的茶叶，他们派出类似采购员角色的水客，讲明收购数量和收购价格，让水客负责这一业务。[87]水客在收购粗茶时，应该是住在山区的。1911年周永尔等七家茶号，赶山收买粗茶，是住在会稽县廿七都王城村张兰景家。[88]
水客要收购粗茶，还需山区的茶行从中穿针引线。茶行是遍布绍兴茶区的茶叶经销机构，他们带领水客到山户家中购买粗茶。粗茶的价格，由水客与山户两方议定，茶行并不参与其中。茶行从水客与山户的交易中抽取佣金，从山户那里抽取交易金额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从水客那里抽取百分之三。不过，茶行为了吸引水客，常只从山户一方抽取佣金，不向水客收取费用。[89]
7.南货与杂货业
商贸行业，除了包括贩运大宗农业、手工业品的行业外，还包括从事百货的批发及零售之事的南货业与杂货业。绍兴的南货业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行业。“城区南货一业，规模之宏大，生意之兴隆，几与钱典等业并驾齐驱，互争雄长。”[90]乡镇南货业也非常发达，柯桥镇南货业生意做得很大，“其南货业仅就元隆成而论，开张三月之久，销货至十二万之巨”。[91]
南货业的货物主要从宁波进口，规模大的商号皆派员驻甬，专门负责采购事宜。“绍兴南货业品物，由宁波运来者居多，凡营业广大之商号，皆有驻甬庄客，任贩买之职务。”[92]
绍兴的南货业店号，按照经营性质的不同，划分为南货栈与南货店。南货栈多位于绍兴城中，南货店则多位于乡镇。南货栈主要经营批发业务，南货店将货物从货栈批发回去，然后零售予消费者。南货店向南货栈办货，需要按所购货物的种类及数量，付给南货栈一定数量的用钱，其中有些货物是不需要付给用钱的。“绍属各镇乡南货业与城中南货交易，向惟黄鱼、带鱼有每洋一元加用一分之例。此外，瓜鲞等咸货，俱无用钱。”[93](www.xing528.com)
南货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吸引顾客，常有减价销售的行为，“绍兴哨金乡南货业，如祥丰恒、顺泰等，每年于阴历冬季，必大放盘一次”。[94]如果南货商号刚刚开始营业，那么减价吵盘就是必不可少的，“城区大街操业南货各家，每遇同行开设新店之时，必须减价吵盘，已成见惯司空，了不足异”。[95]减价吵盘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内招揽顾客，但会影响其他南货号的生意，所以曾有人提议对减价销售实施限制，“倘有讧规，私自减价，由该同行邀集业董商明总董，讧规该号公议重罚，以儆征商右法”。[96]
杂货业的商品也主要批发自宁波，“绍兴商业，如南货、衣业、药材、衣布等货，皆从宁波贩运来绍，取利甚微”。[97]杂货业对商品的销售价格有严格的规定，商品销售皆是同业集议，统一定价，不得紊乱，“杂货一业向章，各货随时定盘”。[98]
（二）金融业概况
货殖的兴盛，交易的频繁，自然会引发大量的信贷活动，金融业也就应运而生。近代绍兴以金融名世。在上海金融业中，绍兴帮为钱庄业中的第一大派别。[99]在绍兴本地，金融制度规章的详细与繁复，昭示出绍兴本地金融业的发达。绍兴金融业主要由钱业与典当业构成。
1.钱业
绍兴钱庄数量很多，根据1910年的统计，当时山阴、会稽二县有钱庄百余家之多。这些钱庄按其资金的多寡，分为不同的等级。绍兴钱庄有三个等级，即大同行、中同行与小同行。大同行，又称“出公单”，资本额在三四万元不等；中同行，又曰“半公单”，资本额在一万六千至二万元不等；小同行，俗称“翻庄钱店”，资本额一千二百至数千不等。山阴、会稽两县有大中同行二十八家，小同行约八九十家。[100]大中小同行的不同名称，并不是为标记资本多少而设，不同等级的钱庄，有其不同的地位。在绍兴的钱庄中，大同行的权力最大。
第一，大同行可以参与议定市面钱币的价码，中小同行则不行。每天上午9点，各大同行派出代表（俗称场头先生），商议货币的调剂事宜，并对杭汇、甬汇、现洋、现水、银角、铜元的兑换价格以及绍兴市面的利息牌价进行评议。[101]他们的决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各业商人对大同行议定的货币价码“听命唯谨”。[102]一种价目，只有征得全体大同行的同意才能确定，“例如有二十家钱庄代表出席评议某种市价，设有一家不同意，则此项市价即不能成立，即不能对外发表”。[103]
第二，不同等级的同行，在绍兴金融市场有不同交易资质。概而言之，大同行资质最高，可在钱业公所与同行相互过账；中同行资质次之，三、六、九日结算账目时，在有一家大同行担保的情况下，可以在钱业公所中与同行交易；小同行没有与同行直接交易的资质，其与其他钱庄的账目往来，需要一两家大同行代为收介。[104]
绍兴钱业与其他地方钱庄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操纵的划洋制度。划洋制度是虚金本位制的一种，“划洋”本身只是一种虚拟货币，并不存在实物形态。绍兴以“划洋”为本位货币，当地商人日常交易，相互过账，均以划洋为单位。“绍地除征收交通各机关悉以现洋出入外，其余各业商店，习惯上出入以划洋计算。”[105]如果商人欲兑换现洋，那么就需要按照当时现水的行情“升水”或者“去水”。[106]
“现水”体现的是绍兴划洋与其他货币的汇兑关系。现洋价格高于划洋价格时叫作“升水”，现洋价格低于划洋价格时叫作“去水”。划洋制度通过调整现水的升去来调节绍兴现币的存量。绍兴商业每年有三个时期最为需要现洋，即四、五两月，八、九两月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四、五两月为茶茧等大宗商品的交易期，商人需要大量现洋来从农户手中购买产品；八、九两月为棉花交易时期，商人需要现洋购买棉花；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米用大起，多则二百余万，少则百余万，且入冬令，各业纷纷办货，以故银根最紧”。[107]
当绍兴地区现洋缺乏时，钱业商人便抬高现水，使现洋可以兑换较多的划洋，吸引杭州等地的现洋向绍兴流动。如果绍兴现洋存量超过商业体系所需，那么钱业商人便压低现水，甚至使现洋去水，使现洋能够兑换到的划洋量减少，刺激商人将绍兴的现洋向外地转移。“吾绍向缺现单，原恃现水之升降济金融之活动，故吸收现洋，端资现水。”[108]
掉期与日拆是绍兴钱庄操纵的另外一套金融利器。掉期是日拆的前身，代表的是绍兴钱庄对外放款的利息。掉期的数目，自然由大同行议定，“每年自四月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止，逢二、五、八日，大中同行至会馆开举价目”。[109]后来掉期数目改为每两天议定一次，即在每旬的二、四、六、八、十定息。1913年，掉期被改为日拆。[110]
掉期、日拆，也可以起到调节货币的作用，如果绍兴日拆高于杭州、宁波日拆，那么杭州、宁波的现币便会向绍兴流动，“以图日拆”。[111]反之，如果杭甬日拆高于绍兴，那么绍兴钱商便会将货币转移杭甬以图杭拆、甬拆。
2.典当
典当业与钱业共同构成绍兴金融业的主体。绍兴的典当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是比较兴盛的，典当铺较多。清末时期，山阴县与会稽县共有当铺64家，其中山阴43家，会稽21家。[112]到1920年，绍兴县有当铺54家，数量仍然很多。[113]20世纪30年代之后，典当业迅速衰落，1932年典当业同业公会只有会员21家，此后甚至一度减少至6家。[114]
典当业是受官厅管制较多的商业，当铺的成立、铺址的变换等一系列事宜，都需要得到官厅的批准。要成立一家当铺，须具备保结与领状，交纳当帖捐洋与公费洋，在得到官厅下发的当帖后，方可开门营业。以下是1919年绍兴柯桥德余典当铺申请营业时呈交的保结。
具认保结。
绍兴县典商德茂，今于与保结事实，保得知事长台下。窃缘有典商章瑞坤等，集资拟在绍兴县属柯桥祝家溇地方，开设德余牌号典当，实系地处偏僻，不致扶揑。所具认保结是实。
中华民国八年三月 日 具认保结典商德茂[115]
典当铺的当帖有偏僻与繁盛之分。地址处于偏僻区域的典当铺领取偏僻当帖，交纳二百元帖捐洋，处于繁盛区域的典当铺领取繁盛当帖，交纳四百元帖捐洋。民国成立之后，规定绍兴城区为繁盛区域，所以“现在定章，凡开设城区各典，均应请领繁盛典帖”，需交纳帖捐洋四百元。[116]
如果当铺要更换地址，那么便要更改当帖中的注册信息，这需要官厅的许可。此外，当铺变更地址，还需要官厅出示布告，广而告之。1916年“泰润”典当铺将铺址从绍兴城中的中望坊迁移至东如坊，便向官厅申请改帖，并请求给予布告，俾众咸知。[117]
1911年旧章更新之前，绍兴典当放贷的利息是“八厘至一分零不等”，客户取赎期限为二十四个月。[118]更章后，利息仿照宁波、杭州等处，上调至“一分六厘至二分不等”，取赎时限缩短至十八个月。[119]
钱业、典当业是近代绍兴商场中的重要行业，特别是掌控着划洋制度的钱业，实际上控制着绍兴的经济命脉，在绍兴商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应的，钱业在绍兴商会中的地位也特别突出，商会领导层多是钱业中人，“商会议员均属钱业执事多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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