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处：挖掘稀有档案，揭示商会角色

本书的创新之处有三：一是史料创新，本书使用之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绍兴商会档案，还使用了《绍兴白话报》《越铎日报》《越州公报》这样的稀有报刊。二是拓展了商会史的研究地域。本书的研究对象，位于民国时期的县级城市——“绍兴”，本书是以县级城市的商会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著作。三是观点创新，本书除了延续既有的观点，即商会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外，还首次提出商会运作的边界问题，即有些问题是商会无法解决的，有些领域是商会无法发挥作用的。

（一）史料创新

本书使用材料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绍兴商会保留下来的档案材料，二是清末民初绍兴县域的报刊史料。绍兴商会保存下来的档案材料，构成了今天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所藏的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商会档案跨越近半个世纪，保存了从1906年到1950年的绍兴商会的文书材料。本书所使用的档案主要集中于1906年到1927年。这一时段的商会档案材料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1906年到1927年的绍兴商会档案，保存了大量的与商事裁断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案件”当事人呈给商会的说帖，还有部分文件是绍兴商会的各商务分所写给商会的关于纠纷的说明，此外还有绍兴商会处理纠纷的书面记录以及仲裁书，最后在这部分材料里，还包括了一些与商业纠纷相关的文件，如契约、议单等。

其次，这一时段的绍兴商会档案，包含不少与税捐相关的文书材料。这些材料所涉税捐种类繁多，有厘金、统捐、房捐、印花税等。这些材料可以说非常生动地反映出绍兴民间组织介入税捐征收的情况。这些涉及税捐的档案，以与印花税相关的材料最为丰富，包括绍兴商会与县公署、浙江省印花税处就印花税票的买卖事宜而发生的往来公函，还包括官厅、绍兴商会向各业商人下发的税务文件。这些涉税涉捐的档案，还包括了不少与厘金、统捐相关的材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中包含了详细介绍晚清商人认办厘金情况的说帖，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再次，这一时段的档案中还包括许多与绍兴米业相关的材料。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关于粮食的材料，是因为绍兴是一个缺粮的地区，每年都要从外地进口大量的粮食才能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这些涉粮材料，主要都是围绕运米护照而产生的。有商人要求官厅下发运米护照的材料，也有官厅要求商人缴销已经用完的护照的材料，还有一些商人、商会要求官厅开放米禁的材料。

最后，档案中还包含大量的官厅要求商会予以配合行事的材料。官厅要求商会予以协助的事情，固然有很多是与工商业者有关的，比如官厅要求商会、商人协助进行经济调查的文件。1911年7月绍兴官厅便请商会调查绍兴地方金融情况，“为此照会贵总会请烦查照，希即会同钱业董，将上年四月十六，及本年正月起至六月止银钱市价，遵照宪颁表式，逐细查明，代为填注，克日复县，以便转报”^[19]。但是官厅也会就一些与商务无关的事项寻求商会的协助。比如1908年慈禧太后寿辰，官厅要求绍兴商会通知商人悬旗燃灯，以示喜庆。^[20]

由于笔者所使用的这一时段的绍兴县镇级商会档案年代较早，从晚清到北洋一直连续不断，且史学界尚很少开发，所以十分珍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既可以填补商会史研究的空白，也有助于推进浙东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

除了档案材料外，构成本书史料基础的另一类别资料是绍兴本地的报刊史料。相对于《申报》这样的大报来说，绍兴本地报刊虽然在篇幅上较为狭小，但地方报刊对绍兴地区时事的记载也更为详细。本书使用的绍兴地方报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晚清时期的《绍兴白话报》，另一种是民国时期的《越铎日报》。

《绍兴白话报》创办于1905年，适逢绍兴商会创立，因此《绍兴白话报》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绍兴商会组建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越铎日报》虽然是地方性报刊，但是由于鲁迅曾参与过该报的创办，加之该报曾与王金发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越铎日报》在近现代史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越铎日报》创办于1912年，终止于1927年，历时15年。本书使用的《越铎日报》藏于浙江省档案馆，由于年代久远，且该报属于地方小报，所以保存状况并不理想。虽然浙江省档案馆所存的《越铎日报》数量较多，从1912年到1927年断断续续皆有保存，但是其中不少年份散佚严重。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该报从1917年到1924年的部分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可以较好地反映当时绍兴地区的经济社会情况，而且该报对绍兴商会等商人团体的报道较为详细，对考察绍兴商会的具体作为具有莫大帮助。

首先，该报较详细地记录了绍兴商会的若干次选举过程，而且还详细地记录了选举结果。这极大地补充了商会档案材料的不足。而且，《越铎日报》不仅有绍兴商会选举的报道，还有绍兴商会的各乡镇分所的换届选举情况，这方面的情况，是以往研究极少注意到的。

其次，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绍兴商会对各项事务的参与。一方面，该报报道了不少绍兴商会的内部运作情况，比如商会对钱债纠纷的调解，商会在行业改良之中的角色。另一方面，该报还报道了绍兴商会对绍兴各项公共事务的参与，比如商会对于城区道路治理的参与。

再次，该报还有不少关于绍兴地区工商业状况的报道。比如，该报有不少关于绍兴地方各工商团体的报道，有的报道与工商团体的选举有关，有的报道与工商团体所进行的行业性抗税有关。

最后，该报还报道了不少绍兴公共事业的情况。民国时期，绍兴城乡的公共事业主要有维护治安、平粜、路政治理等等。该报对这些事项进行了长期的深度报道，使人能够知道到底是哪些群体掌控着绍兴的地方公共事务，而绍兴商会在公共事务中与这些群体又有何种的关系。

除了使用绍兴商会档案和《越铎日报》这样的报刊史料外，本书还使用了地方文史资料等其他历史资料。总之，使用前人没有利用过的原始材料是本书的一大创新。

（二）拓展商会史的研究地域

过去的商会史研究，主要集中研究上海、天津、武汉这类口岸城市的商会，以及保定、苏州、南昌这类大城市的商会。其他类型城市的商会，学界虽有涉及，但是限于材料的缺失，往往无法深入。特别是学界对县镇级商会的研究，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篇以县级商会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发表，也没有一本以县级商会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出版。

本书以1905年到1927年间的县级行政单位绍兴县的商会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考察绍兴商会在县城中的本体组织——城区商会，还考察绍兴商会在乡镇的分支组织如柯桥商务分所、斗门^[21]商务分所等。这样，本书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学界对县镇商会研究的不足。

此外，绍兴这一城市所具备的特点，能够较大程度地代表清末民初江南一般中小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既有天津、上海、南通、无锡这样的电气化程度较高，工业化发育较好的现代城市，也有湖州、扬州这样的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现代化较为滞后的地区。事实上，天津、上海那样的城市，在近代中国是凤毛麟角的。即便在江南地区，工业经济也没有压倒传统的商贸经济，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发挥支配性作用。广大的江南地区仍然是传统经济的汪洋大海。

绍兴恰恰就是这类工业经济尚未发达的，现代化程度仍然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的江浙腹地的代表。绍兴商会作为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地区的商会，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江浙地区的县镇商会。因而，针对绍兴商会所进行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

（三）观点创新

本书一方面延续“在商言商”的新制度经济学范式，考察作为社会制度的商会对经济系统的服务；另一方面本书开始考察商会行动的边界，行动的边界问题是以往的研究所未注意的，这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

在考察绍兴商会维护秩序、服务经济的过程中，大量史料表明商会在一些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有一些公共事务很少见到商会参与处理，这就是商会行动的边界问题。最能体现商会作用有限的案例是清末民初的平水绿茶改良。

平水绿茶的行业改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的支撑，但是当时平水茶业组织涣散，而且绍兴商会在行业层次只设有若干业董，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因此绍兴商会和官厅虽然三番五次尝试推动茶业革新，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次改良的失败就是绍兴商会行动边界的体现，而茶业改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商会的基层组织无力控制行业秩序。

绍兴商会遇到的另一行动边界是其他社会体系对商会的功能性替代。以往的研究认为商会在通官商之邮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绍兴商会的相关史料也部分支持这种观点，但是部分史料显示行业层次和整体层次的商人往往不通过商会去与官厅交涉，因为他们有其他交涉门路，甚至他们有时会自己直接与官厅交涉。总之，由于一些社会群体具有与商会类似的功能，所以这些社会群体、组织便不太倾向请商会给予这些功能方面的协助。(www.xing528.com)

虽然本书在史料选择、观点提炼方面有一定创新，不过，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驾驭史料的功力尚有不足，从原始资料中提取理论的能力比较薄弱，因此本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请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注释】

[1]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2]朱英：《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

[3]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4]朱英：《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6]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4页。

[7]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1页。

[8]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9]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页。

[10]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页。

[11]陈海忠：《近代商会与地方金融——以汕头为中心的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

[12]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13]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14]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第286页。

[15]应莉雅：《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6]应莉雅：《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第135—136页。

[17]张芳霖：《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以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

[18]这里的“秩序”是指哈耶克语义中的social order，是一种整体的秩序，“这种‘整体的秩序’概念又把种种狭义‘orders’建立在其上的种种抽象的规则系统（或者说种种哈耶克本人所理解的institutions）内在于其中”。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6—127页。

[19]《为查报银钱市价事》，1911年7月24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56。

[20]《会稽县为慈禧庆寿事照会商会》，1908年10月15日，《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1-1-24。

[21]斗门，原作“陡亹”，民间为书写方便，多有写作“陡门”或“斗门”者，新中国成立后，统一规范为“斗门”。在本书行文中，一律使用规范地名“斗门”，然为保持史料的原始风貌，凡史料中出现的“陡亹”“陡门”等异写则不予更改，请读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