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研究框架是在承认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上，将时间作传统、现代两级化处理，将研究对象置于线性的时间流中，考察研究客体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近代商会史领域的现代化范式也是如此。现代化范式在商会领域运用的最主要代表虞和平分析问题时使用的仍然是阶级分析法。“资产阶级”“阶级认同”这些来自阶级理论的概念，在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中仍然被大量使用。比如虞和平把商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联系到一起，认为近代商会有整合资产阶级社会的作用，“全国商联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全国性整合的一种标志”。^[5]

商会史中的现代化范式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革命史观的时间观。革命史分析范式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五个阶段依次演进的，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社会的演进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商会史中的现代化范式把革命史观中的社会演进加以改造，变为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其中传统与现代分别对应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即如虞和平所持的观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含义。^[6](www.xing528.com)

现代化范式一方面使用传统、现代的时间观来考察商会，另一方面考察商会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于前者，学界认为近代商会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体。对于后者，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商会“肩负着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使命”^[7]，有的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认为商会对区域的现代化确有推动作用，“早期天津商会及直隶各分会，在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我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和资产阶级成长壮大方面，是起了相当积极作用的”。^[8]

革命史观重视社会总有机体内部的矛盾（阶级矛盾），现代化范式下的商会史研究重视商会对社会变迁的整体推动，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研究者的注意力有一个由内向外的转移。不过，这种转移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市民社会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商会史研究的重心重新回到社会有机体内部，重新重视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