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评价方法及应用：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投资环境分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制框架建设的背景下，引起了研究人员极大的兴趣［2］。Litvak和Banting［3］提出“温度”模型，将国家分为“热”“中”和“冷”。“热”国家的特点是政治稳定、市场机会多，经济发展和表现良好，文化统一，法律障碍、地理障碍和地缘文化差距小；Stobaugh［4］用评定量表法决策国家的投资环境；Cavusgil等［5］从各国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市场集中度、基础设施、市场接受能力、市场自由度和国家风险7个纬度评价外国市场潜力；Samli［6］基于市场规模和质量运用多因素分析法对东欧国家市场潜力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市场质量考虑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质量；Harrell和Kiefer［7］基于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政府监管和经济政治稳定评价各国对投资的吸引力；Robock［8］从国家的政治风险对外国投资环境进行评估；Sethi［9］利用国家政治经济贸易等指标运用聚类分析将国家进行分类，同一集群的国家投资环境相近，为决策者国际化投资市场选择提供了一定的指导。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评价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研究，评价指标和方法多种多样。李宇等［10］借助德尔菲法从6个方面综合评价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情况，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信息化水平、资源赋存、政治环境和安全环境，并提出投资对策建议；方尹等［11］采用2010—2014年的数据从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及基础设施建设5个方面运用熵值法对海湾八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利用评分结果将8个国家划分为优先、次优、谨慎投资区；马文秀和乔敏健［12］基于2010—2015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和140个地区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比较，数据指标涵盖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状况、制度环境和金融服务4个方面；韩金红和潘莹［13］以“一带一路”沿线3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基础环境、经济环境、人力资源、政府行为和社会服务水平5个角度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张春光和满海峰［14］运用熵值法证明了东道国的技术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基础设施位列其次；周扬明［15］以矿业资源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及双边关系为指标，运用模糊多级综合评价模型构建各国投资环境衡量体系，为我国企业投资海外矿产资源提供指导；Crosthwaite［16］通过对英国大型建筑公司高管对海外市场看法的问卷调查发现，英国建筑企业大部分海外投资位于发达国家，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更容易进行风险评估，财政状况稳定，腐败现象较少，受访者认为政治稳定性和潜在的经济增长是建筑企业在海外工作最重要的影响因素；El-Higzi［17］通过对澳大利亚建筑公司的调查发现，对海外投资决策是东道国投资环境、公司扩张动机和相关建设项目可得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政治和结构等方面；Hastak和Shaked［18］基于国家、市场、项目3个层面构建了国际建设项目风险评估模型，为建筑企业国际化投资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其中国家层面的风险主要包括营运风险、政治风险和财务风险；Cheng等［19］建议用三步分析流程为建筑企业国际化投资做决策，第一步：利用文献从国家和项目两个层面识别关键影响因素，第二步：用模糊偏好分析法评价国家层面的风险，判断是否进入该国市场，如果进入则进行第三步：用模糊偏好分析法评价项目成功的概率，用累计前景理论评价项目的前景，确定在特定市场对特定项目进行投资潜在的盈利能力；Chang等［20］利用问卷调查收集了中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建设项目运行中遇到的政治风险案例，并对264个有效案例进行分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识别了6个宏观因素——社会政治稳定、法律和管制、社会安全、经济表现、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国际化环境和2个微观因素——低暴露和企业能力；Zhi［21］从外部和内部识别了国际建设项目的风险因素，外部风险分为国家和行业层面的风险，内部风险分为企业和项目层面的风险，国家层面的风险包括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Han和Diekmann［22］使用交叉影响分析确定影响海外建筑项目投资的5类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其他；Dikmen和Birgonul［23］根据土耳其承包商在海外市场的经验，开发了一个根据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国际项目进行分类从而做出投资决策的神经网络模型，同时模型表明提高国际建设项目吸引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资金供应、市场规模、经济繁荣、合同类型和国家风险评级，增强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竞争水平、东道国政府的态度、严格的质量要求、国家风险等级和宗教文化相似性；Chen和Orr［24］对中国在非洲承包商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基础设施需求、融资来源的可用性和自然资源的可用性为中国承包商在非洲的投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而政治不稳定性、安保和安全问题、其他中国承包商的竞争以及付款问题给中国承包商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王文治和扈涛［25］基于56个亚非拉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东道国国内的市场消费规模、经济发展速度、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劳动力资本、国家法律制度水平、政府办事效率和双边贸易关系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张纯威和戴本忠［26］基于1998—2017以来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构成正向影响，东道国风险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构成负向影响；董玥［27］基于案例分析识别中国建筑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的问题，东道国政治风险致使中国建筑企业海外投资受损严重；乔慧娟［28］指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主要面临政治风险、法律和政策变动风险、自然风险以及企业管理风险；孙玉琴和姜慧［29］在研究我国对中亚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和问题时发现，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造成投资风险上升，中亚五国政治冲突不断，民族纠纷频发，腐败盛行，党派斗争、民族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活动等政治环境影响因素是我国对中亚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显著制约，技术标准差异构成我国对中亚投资的严重障碍；方旖旎［30］运用量化分析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类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分为经济类与非经济类，经济类风险包括东道国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非经济类风险包括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副会长王禾在与罗艳关于国际工程承包的专题访谈中指出，国际工程面临的政治、法律、经济、自然、社会、环境、合同、技术、装备、融资、运营以及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风险巨大［31］；冯雷鸣等［32］基于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行业风险5个方面27个指标建立了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国家投资风险。(www.xing528.com)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对外投资环境评价理论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制造或贸易公司活动的基础上的，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建筑企业，而针对建筑企业海外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较少，且这些文献对决策过程中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鉴于此，本文希望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弥补上述文献的不足，研究“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建筑业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