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界泰斗：我的蚕丝人生

钱同源

钱同源

钱同源　原浙江省丝绸公司经理，党委书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钱同源，195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杭州蚕丝职业学校制丝科。长期从事丝绸技术和管理工作，先后担任《丝绸》杂志主编、浙江省轻工业局副局长，兼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院长。1980年任轻工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任浙江省丝绸公司经理、党委书记。1986年组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任主任。1989年任省丝绸公司总工程师。任职期间制定了浙江省丝绸“八五”“九五”科技规划。1998年担任华泰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主持浙江丝绸科技工作时期，“YG541型织物折皱弹性仪”获浙江省1979年度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GB 8391—83纺织织物—回复角表示折叠试样折痕回复性的测试”获国家标准局颁发1986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生丝浸泡技术”获国家1996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真丝绸星形架精炼工艺及设备”获国家1995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高精度印花制版新技术研究”获国家1999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D301自动缫丝机（D301A型自动缫丝机）”获国家1992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丝绸印花、提花电子技术应用研究”与“绢纺原料精炼设备及自控技术”获二委一部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主持编写了《自动缫丝机工艺设计办法》《自动缫丝机操作规程》《丝绸标准手册》等书。撰写论文50多篇，发表在《质量管理》《丝绸》等刊物上。曾为浙江省第七届政协委员，浙江省科协第三、六届委员，曾兼任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和第八、九届理事长。被国家二委一部授予“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称号。2006年获得中国丝绸协会颁发的全国茧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

糊里糊涂地报了这所学校，谁知道就这么干了一辈子的丝绸事业

我是1935年农历三月初七（公历4月9日）出生的。老家在杭州，我父亲是小学教师。我出生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们举家避难到了乡下（杭州留下）。1937年年底，战事稍稍稳定以后，我们又搬了回来，住在一所小学里面。我算近水楼台吧，虚岁4岁的时候，就跟着我哥哥到学校去上课，在旁边坐着。5岁我就上学了，在饮马井巷小学，就是现在的饮马井巷那个地方。

1947年年初，我去考了杭州市中正中学，中正中学是为庆祝蒋介石六十大寿创办的。我很天真，说这个学校肯定是国立的，谁知是私立的。就在现在的玛瑙寺那个地方，我读了一年。因为我要申请免费，一年以后，学校有个规定，一定要现役军官子弟才可以免费，我没办法就退学出来了，又去考了杭州市中山中学。所以一个蒋中正，一个孙中山，我跟他们还是有缘的。我从中山中学读到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后，我原来的志愿是考师范学校，子承父业，当个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中山中学想办高中，要我留下来，因为我那时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共青团当时叫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学校的骨干嘛，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但是一个多月过去，教育厅没有批准，说这所学校太简陋了，不具备办高中的条件。这时候其他学校都已经考完，只有一个蚕丝学校还在继续招生，我就去考这所学校了。

这所学校叫作浙江省立杭州蚕丝职业学校，就是后来的浙江丝绸工学院，是现在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它的历史应该说很悠久了，跟浙江大学是同龄的，是杭州太守林启于1897年创办的。林启创办的一个是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一个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还有一个是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这所蚕丝职业学校当时在杭州应该说还是有名的。因为它是职业学校，去考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家里比较苦的，从农村里来的人也蛮多的。学校有两个科：一个是蚕科，养蚕的；一个是丝科，制丝的。我也不懂什么养蚕、制丝。老同学跟我介绍：养蚕科就是到农村去，指导农民养蚕；丝科就是到工厂去。我想法很简单，既然可以到工厂当工人老大哥，那就报丝科吧。就这么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报了这所学校，谁知道就这么干了一辈子的丝绸事业。这所学校是三年制，相当于现在的高职。

当时的技术难题主要是煮茧煮出来之后，容不容易缫丝

1953年，我被分配到浙江制丝一厂，正好赶上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这个都是在大发展的时候，工厂要准备开双班，招了一大批新工，缺少技术员嘛。我们实习的时候，毕业实习就在这个厂，厂长要了我们三个人，1月19日去报到。放寒假的时候，也就是工厂放春节假的时候，回过头来再到学校去毕业考试。

我在制丝一厂从1953年干到1961年，总共八年，主要是做技术员，开始就是在车间里面做煮茧技术员。那么为什么要煮茧呢？就是在缫丝之前，要把茧子丝胶软化溶解，这属于比较关键的工序，是比较吃香的。实习的时候，好多同学都争着要做这个工序，我是学生干部嘛，总要先让一让。我实习的时候重点不是这个，而是最后一道工序——整理把关。后来我终于被选拔到煮茧这个工序，在这道工序上干到1956年。

1956年，我报考大学，考到了东北地质学院。因为身体不好，我不适应，就退学回来了。当时我是调干生，轻工业厅介绍信上注明“回原单位原岗位工作”。到厂里报到之后，人事科科长说，我们现在生产科缺人，要办工长训练班，想请你去上课。我教缫丝各个工序的技术，这些工人、干部也不完全都是脱产的，是抽出来上课的。白班一个，夜班一个，属于业余培训。一个礼拜上几天，同时我还搞生产调度，搞一些技术试验研究。当时我们有些茧子烘得过干了（俗称老烘），这个茧丝解离时容易断，需要补湿，让丝胶软和。在一个密闭的仓库里面，给茧子加湿度，办法是很土的，就是用一个盛水的缸，蒸汽通进去冒出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补湿的量，测定各个角落的湿度是不是均匀。假如说不均匀，以后茧子煮出来也不均匀，缫丝也就不均匀了。

1960年之后，我被借调到轻工业厅办的一个全省缫丝厂工长训练班教了三个月的课。训练班结束后，领导告诉我，你不要回厂里了，调你到丝绸局了。虽然我已经被调到丝绸局，但厂里一定要我回去。回去干什么呢？去收一期茧，去做督导员，到海宁的各个茧站去跑，做“钦差大臣”去。那个时候规定，每个厂都要派一名副厂长去做这个工作。厂里认为你反正要调走了，先把你借回来，让你去顶一下这个位置，茧子收好以后就可以去局里报到。

我在丝绸局是技术员，也是到处跑，平时都在厂里指导一些技术问题。我在厂里面有实际工作经验，互相交流的时候，也算小有名气。生产科科长、技术科科长、生产厂长，还有煮茧的技术员，他们有不同观点的时候会打电话来，要我们的科长，应该说是技术权威嘛，要他去帮着解决问题。后来科长就叫我去了。我每次都是先到车间去看看，再分头听听他们的意见，还有我自己的想法，都糅合在一起，提出意见措施，让他们试一下。试出来好了，那么就皆大欢喜了。

当时的技术难题主要是煮茧煮出来之后，容不容易缫丝，这个叫“解舒”，就是这个茧丝离解容易不容易。解舒好的话，车速就可以开快，出丝产量也高了，丝的质量也好了。还有个嘛，就是消耗低了，我们叫“缫折”。关键的就是看它煮熟的程度，太熟了，这个绪丝拉得很多，消耗就大了。太生了，这个茧丝就拉不动，拉不动就容易掉下来，所以生熟要适当，我们叫“适煮”。

我在技术岗位上一直干到1964年吧，1953年到1964年有12年，真正是做技术工作的。

自找压力，总想把《丝绸》杂志恢复起来

1965年，我被调到《丝绸》杂志做编辑。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丝绸》是纯技术的杂志，也刊登一些管理方面的文章。每期都有一篇评论，都是请一些领导写的，或者我们写好，请领导看后修订署名。每一个时期都有所谓的中心工作，就是说这一段时间要抓什么为主。以节约原料为主，那么就要写这方面的文章；以技术革新为主，那么就写技术革新应该怎么做，带点政论性的。

1971年4、5月份，浙江丝绸科技情报站成立。当时，纺织部和轻工部合在一起了，全国成立了17个全国性的科技情报站。棉纺的、毛纺的，还有什么烟草的、皮革的，等等。这个丝绸情报站就设在我们浙江，《丝绸》杂志跟这个情报站合在一起。我不是搞丝绸的嘛，就到情报站去负责了。这个时候开始算做个小头头，正式负责丝绸情报站的工作，丝绸情报站全称就叫“浙江丝绸科技情报服务站”。不带“省”字。省科技情报所一个同志跟我说，这个“省”字不要，就可以体现你是全国性的，是设在你浙江的，你“省”一挂的话，就局限是浙江省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为全国服务。

当时我们也是自找压力，总想把《丝绸》杂志恢复起来。所以一开始就搞了一个《丝绸情报》，打字油印，内部发行。慎重起见，注明“内部发行，注意保存”。情报嘛，我们一方面是国外的情报要搜集，另一方面国内的东西也要搜集交流。下到工厂以后，我们会问问技术人员，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份杂志？你们可以读读，有些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们。技术人员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就去问他们厂长。厂长说这个我收到抽屉里了。我说怎么放在抽屉里，他说你不是说注意保存吗，注意保存就保存在抽屉里。

到1973年或者1974年，杂志就改为铅印了，改名叫《丝绸通讯》。《丝绸通讯》的文章就比较多了，也有一些管理方面的，每一期都有。管理方面的文章比较难写，“文革”的时候，一定要送到轻工业厅革委会，请他们领导把关、审批。但送上去以后往往就没有回音了。我这里铅印要送到印刷厂去排版、校对，还要这个那个。我就一式两份，一份送上去请他们审查，一份就到印刷厂排版、付印去了。在送上去的文章上面我改了一个字，一般向上行文末尾都有一句：“如无不当，请批示。”我把它改为：“如有不当，请批示。”如果你一直没批示下来，就说明没有不当，那么以后你要来处理也赖不了。当然，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我也要负责的。等到我们这个出版了以后，他还没批下来呢，我们也不去催了，催了嘛使他尴尬，就是这样弄的。

1976年《丝绸》杂志复刊，也就是丝绸这个情报站办的。这是我们自找压力，实际上上面也没有说，一定要搞这个，但是我们好像从事这方面工作，总想把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一点吧。当时单位里大概五六个人，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有规律的，就是多少时间是审稿，多少时间是付印，多少时间是下厂。另外还搞一些情报的互相交流，比如说我们去讲讲那个国内外搜集来的，现在发展的趋势什么的。特别重视的就是情报的效果，我们搜集了一些情报，通过交流或者提供这个情报资料，人家在生产上应用了，取得了生产效果。这个丝绸情报站当时只有浙江有一个，那么其他呢，他们都是在研究所自己内部的情报站，实际也就是我们的“脚”。我下去主要到厂里找些生产科和技术科的人，到研究所找他们的情报站。我们是轻工业厅嘛，就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还有个叫轻工业情报站，就要负责轻工业的情报，我们也抽出机会去参加盐业、皮革、陶瓷等类别的，做一些交流。

从专业来讲，我是负责纺织和丝绸的；从面上来讲，我是负责科技和教育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就把我调到省委材料组整理材料。大概不到一年，我就被任命为轻工业厅副厅长了。当时还叫轻工业局，好像是这样。大概1978年或1979年，就改为厅了，因为原来就叫轻工业厅。“文革”时成立了革委会，一轻二轻合并就叫轻工业局。我主要分管科技、教育，还有纺织和丝绸。从专业来讲，我是负责纺织和丝绸的；从面上来讲，我是负责科技和教育的。

我搞轻工科技情报和丝绸情报呢，对我也是有一个好处的，就是我的知识面扩大了。再到轻工业厅去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自己认为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在浙江省搞情报交流的时候碰到一个盐业情报站的同志，他说他的盐业情报站设在舟山（岱山）的盐场，岱山的这个盐业研究所也是在一个很偏僻的盐场。他说他们信息都不灵光的，而且通信也很不便。他们这个情报工作应该怎么做呢？我到轻工业厅当副厅长以后，就去跟岱山县的领导商量，我说研究所应该要接触实际，但是不一定要设在盐场。就好像化工研究所，过去一定要去巨化，或者一定要到厂里面，我说现在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能够把它弄到岱山县城来，我轻工业厅出一部分钱，你县里面出一部分钱，县长说好啊。哪一年我就记不清楚了，反正是80年代吧，造好房子以后盐业研究所就搬过去了，他们都是一直很记挂我的。(www.xing528.com)

有一次省科协开代表大会的时候，舟山有个同志，舟山科协的副主席，正好坐在我旁边。他说钱厅长你不认识我了？我说很抱歉，你是哪里的？他说我原来就是岱山盐业研究所的，现在在舟山市科协了。他说你为我们出了力，这个盐业研究所搬到县里后，起色很大。因为交流方便了。在农村里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怎么搞情报呢，是不是？

1979年初，我看到纺织部有个简报，刊载了清河毛纺厂怎么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怎么提高质量什么的。我就做了个批示，我说这个是不用花钱的一个很好的措施。我说请丝绸公司、纺织公司的领导带队，带领技术人员一起到清河毛纺厂去学习，我和他们一道去了北京。那次下着大雪，我们就住在崇文门的一个小旅馆里面，每天一清早要换三趟车，到那个清河县（北京的一个郊县）的清河毛纺厂去学习。清河毛纺厂又介绍我们到机车车辆厂学习，说他们那儿也搞得好，回来以后我们就在旅馆里面定好规划。一起去的这两个厂，一个是杭一棉，一个是杭州绸厂，有副厂长，有生产科科长，回去就要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我回来后就在轻工业局的局长会议上提出来，让会议安排半天时间，我去讲这个全面质量管理。轻工业很复杂，我就事先到肥皂厂、东南化工厂、杭州烟厂，还有纺织的，还有丝绸的一些厂里，把那里一些例子收集来。不是要用什么数据统计吗？我就讲了这个TQC（Total Quality Control的缩写，全面质量管理），当时还是很有趣的。所以呢，在全省当中TQC在我们轻工行业开展是比较早的，以至全省质量管理协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弄去当副理事长了。

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这是最起码的觉悟，我就去了

我是1983年的9月份到丝绸公司的，它是全国成立丝绸总公司时，独立出来的。本来都是工业在纺织部，外贸在经贸部，那个时候叫外贸部嘛，后来单独成立了所谓托拉斯，要求各个省的丝绸公司也要单独出来。就说你这个规格升级了，本来是相当于轻工业厅下面处一级，那么你单独了怎么办？其实那时候我跟翟翕武同志讲，我不适合当一把手，我说一把手调和人事，要综合各方面的关系，我喜欢搞单一的一个事情，搞技术比较好一点。他说没人，一定要我去。我是学丝绸的，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这是最起码的觉悟，我就去了。

当时我们的丝绸公司，不是那么景气，仓库里面积压的东西很多，销不出去。产品质量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货不对路。原来我也不是那么清楚，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当时这个计划经济管得太死了：丝绸公司同工厂是个上下级的关系。丝绸公司决定计划生产什么东西，工厂就生产什么东西。而丝绸公司这个计划呢，本身也没有市场观念，而是根据老一套的，比如说原来哪几个品种好销，就组织去生产。但是，市场是在变化的，你说现在好销，过一段时间就不好销了，产品就都积压了。还有一个，我们对外贸易有个“四按”，就是按质、按量、按品种花色、按时间。比如说一个花有四个色，它印花的时候，三个颜色比如说是好的，是好做的，就印花印上去了，还有一个是不好做的，他就不做了，放在那里。你老不交货，外贸就说你这个交货不及时。仓库里只有三个色，还有一个色没配好，所以交货交不出去，时间一长，这个绸缎在仓库哪个位置，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我去了以后就强调了两个事情，就是按合同交货，你合同规定是四个色，你要四个色都好了以后交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绸缎原来都是堆在仓库地上的，我要求仓库搞货架，按品种、花色，分门别类地堆放。还有一个就是搞清仓，这个倒不是我自己去，我们有个副经理去了，我说你去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1984年的春节之后我到法国、意大利、瑞士去考察。到意大利拉蒂（Ratti）最有名的一个印花厂，厂方马上就告状，不是跟你先谈生意，是告状，说你们这个绸缎出来不好，都是压煞印。就是我们出去的绸缎，都是像报纸一样折着去装箱、货运，就有一个印子了。这个印子拿出来他再要去印花什么的，这里印子消不掉，所以叫压煞印，压死了，这是一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一批绸样来，硬邦邦的东西，他说你看这种绸叫我们怎么弄？我说这个是你自己印花印坏的，我说你这个印花浆没上好，是你印花印坏的才那么硬邦邦，不是我这个绸的质量问题。后来厂方和我们谈话的那个经理，去叫了技术员来，他们说话我也不懂，后来他头点点就不响了。我说打了两仗，打平了，一仗我赢了，一仗我输了。我回来以后把装箱改为卷筒装，用卷筒卷起来，就是在厂里就卷筒卷好，然后送到仓库来。最起码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侈谈什么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这个卷筒装在当时也有一些问题，因为要经向检验，我们习惯的都是纬向检验，就是要翻来翻去地翻的，所以刚开始很不习惯。

因为厂丝积压很多，我说要大力发展真丝绸。发展真丝绸就要改机，改机的费用我们公司贴，而且加了一条，你一个月里面改好的，我补贴费譬如是三百块，你两个月里面改好的，我补贴费是两百，就是鼓励他大上真丝绸，快上真丝绸。在一定时间里面真丝绸发展比较快，后来真丝绸供不应求了。

（中）在浙江省举办出口商品展销会上，1986年，杭州

信息没被重视，结果吃了苦头

1986年我调到信息中心做负责人，信息中心全称叫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主要是搞经济信息，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那么发达。我实际上应该是一窍不通，都是搞计算机的这个东西，我根本不懂的。那么怎么办呢？我这是外行去领导内行嘛。我就从需求出发，来考虑这个经济信息怎么去搞。我觉得设身处地想，比如说企业要什么样的信息呢，你这个领导要什么样的信息呢，我就为你们服务，从这个角度做了几件工作。

一个就是办了一份经济信息内参，这个是文字的。我跟香港的一些朋友商量好，你把香港有些报纸给我们寄来，这个香港报纸里面有一些什么信息我登载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把到下面收集来的一些情况做一些反映。当时有个所谓“蚕茧大战”，我们省计经委一个副主任到茧站被人推倒，事情一直弄到国务院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说你是活该，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有一家《华东经济信息报》，是无锡出的。因为都是搞经济信息的，他们便聘请我去当副理事长，每一期信息报都寄给我的。里面讲到江苏省临近浙江省的县，茧价可以提高35%，很明显就是来争我们浙江的茧。我马上把这条信息写在经济内参里面了，我说请有关领导要未雨绸缪，要预先考虑采取措施。有关领导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说这个经济信息很重要，说了一大摊，把你高帽子戴了一大堆，实际上他根本不重视，我们这个经济内参他根本就没看。所以我就说，以前我们搞情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说我们情报搞得很勤的，结果他来了个四无：一无资料，二无情报，三无设备，四无资金。他们科研搞出来了，说成绩都是他们的。现在都说信息不灵，那我给你的信息你又不看。信息没被重视，结果吃了苦头。

第二个就是建立这个经济信息网。我到各个地市要他们做起来，比如说杭州市，杭州市对经济信息还是比较重视的。到嘉兴、到湖州、到衢州，还有金华。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专员、市长我都比较熟悉，因为我原来是轻工业厅的嘛，大家很熟悉。我举个例子，到嘉兴，先到他们经委、计委，他们说这个都要市长拍板。我就去找市长，市长说他在开常委会，没有空。我就说，那就在午饭之后抽点时间吧，因为熟悉嘛，他就答应了。市长把经委主任、计委主任都叫到他那里一一落实，这个信息网络就开始做了。就是到基层，到厂里面去也建立一些信息网络。

当时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有很多搞计算机的，厂里没有，他们原来是叫计算中心，后来改为信息中心。计算中心是从搞工业普查开始搞起来的，工业普查结束以后就没有事情了，那么多的技术人员都闲在那里。我去找工厂，我们的人帮助你开发这个信息化管理，搞个课题，你出点钱，工厂也有了信息化管理，就是搞这个东西。信息中心还搞了一个经济信息系统总体方案，就是从需求出发，搞数据计算，大概多少数据，要用什么样的计算机来配，还请了好多专家来论证。

二委一部评定了完成“八五”计划的先进项目，纺织系统是十个项目，我们占了两个，是得奖的

1989年，我又回到丝绸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主要是抓技术、抓科研。抓科研都是部里和省里面的，立个项目争取课题经费。我主要抓的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丝绸公司出一点钱给你这个丝科院，数目不大，让你去搞个探索性的试验，就是小试，小试有一定眉目了以后，有成果了，我才再去报纺织部的，再去报浙江省科委的，这样立项就比较容易。八字没有一撇的去报什么项目，这个人家也担心你这个项目能不能完成，所谓“吃小亏赚大便宜”。

我收集了国内外的一些资料，制定了“八五”规划，这个规划不完全是纸上谈兵的东西了。初稿形成以后，我召集了工厂和研究单位一些搞科研的同志，把国内外的情况先讲一讲，抛砖引玉嘛。然后呢就是请大家讲，我这个规划先不抛出来的。我说你们头脑风暴一下，不要怕出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认真记下来以后，同我这个规划再对一对，有些可以修改的再修改，然后我再抛出去，请他们讨论，讨论以后再把意见集中起来。

“八五”规划、“九五”规划，我负责了两个五年规划。这两个规划不一样，上面要求也不一样。“九五”比“八五”先进，主要就是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应用比较多。传统的工艺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只是换个名称而已。比如丝绸，原来是提防缩防皱的，到“九五”怎么还是防缩防皱，这个不行。实际上这个课题呢，应该说你到现在都是应该要做的，这个是永无止境的，那么我们就要换个名称了，就是高档丝绸的什么应用，高端什么的换个名称去立项，这个传统的就是说不断进步。我觉得“八五”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其他都是信息化、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在这一方面，“九五”就比“八五”要强一点，“八五”呢应该说是传统的机械化、工艺的标准化。“九五”的那些计划，现在都达到了吗？现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了，应该说基本上达到了，基本上实现了。

为浙江省立缫机设备维修保养培训班讲课，1993年，杭州

“八五”我们实现得是比较好，当时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二委一部评定了完成“八五”计划的先进项目，纺织系统是十个项目，我们占了两个，是得奖的。纺织系统有七个先进个人，浙江有三名，其中一个就是我。因为我不光是订规划，一直到实施，我都是盯牢做的。基本上每一个季度我都要到厂里面，到研究单位，我去盯牢你，看进展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这个自动缫丝机。自动缫丝机现在应该说在我们浙江是比较好的。但是1981年、1982年那个时候，这个自动缫丝机推广还是困难重重的。浙丝二厂（在湖州菱湖那个地方），从湖州丝绸公司一直到厂长都叫苦，说你这个自动缫丝机不行，这个怎么怎么不行。于是我就把杭纺机的人请了去，因为机器是杭纺机生产的嘛，我说你们具体讲到底有什么问题，不行在哪里呢？他们之间交流，交流以后有哪些问题，我说你纺机厂承担去。但是有些零部件不是纺机厂生产的，是外加工的，我说不管你是外加工也好，内加工也好，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话，你组装厂是要负责任的，我就盯牢他们抓这个。所以这个自动缫丝机，一方面是设备改进，一方面工艺技术上也要改进，配合起来。现在你看我们D301，现在叫飞跃2000什么，这个就很多了，自动缫丝机，在全国来讲浙江的自动缫丝机占了主要的地位。

（右）参加丝绸交易会，1994年，香港

1998年退休之后，我就去了华泰丝绸印染厂。华泰是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是有限的。我去当董事长，全权负责，但我这个负责跟人家不一样，因为我总结出我们中国的企业改革发展状况了，开始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书记同厂长老是在争权。后来是董事长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同总经理在那里争权。我去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不是什么你大我大，年纪我比你大，我已经退休了嘛。我说董事长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主要是总经理负责，所有的经营、管理和生产，都要你总经理负责。我董事长呢，负责监督、决策，还有个资金调度，这个我来管。还有一个安全生产，董事长是法人，安全生产要出了问题，法人要负责的。财务我也要管住的，财务也是一个安全生产问题，你要是账都收不回来的话，你就资金不安全了。所以一方面我与总经理关系比较好，反过来总经理对我也很尊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年纪大了，或者说我资格比较老一点了，他有什么事情都主动来跟我汇报。就这样我一直干到2005年，我七十多岁时才退下来。

我们干事情要有事业心，但我觉得这个事业心是理性的，还有一个是感情。对丝绸有个不解的情缘在那里，这个感情很重要，所以我现在《丝绸》杂志每期必看。里面有些什么问题，我就QQ发过去。对于有关丝绸的事情和信息，我都一直很关心。

（中）与采访者合影，2014年，杭州

采访时间：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