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杭州中国丝绸城的创与兴

鲁灿松

鲁灿松

鲁灿松　杭州中国丝绸城创始人，中国经营大师

鲁灿松，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原党委书记，曾任下城区区委办公室秘书，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发起、开拓办起了杭州丝绸市场。1987年年底开出了第一期由72家小型乡镇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组成的丝绸市场，迈出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第一步；时隔2年，又建造了由数十家国营大中型企业进驻的第二条街；第3年，再建了第三条街，逐步形成了全国省会城市中最大的真丝绸批发市场，被评为中国行业五百强和中国百强大市场。从1994年开始，提出“两个市场”一起办的方针，到北京等全国各大中城市举办丝绸展销会，随后又举办了“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宣传杭州丝绸。1995年，杭州丝绸市场被命名为杭州中国丝绸城。

这个地段办个杭州的丝绸市场，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优势

我1934年9月出生于浙江萧山，毕业于杭州会计学校，之后就到一个棉织厂工作了大概六七年，曾任计划科副科长、生产办公室主任。1959年，（杭州市）下城区区委把我调到区委办公室当秘书，跟着区委书记到农场、商店、工厂搞调研，写文章。

“文革”时期我曾到“五七干校”劳动，回来以后，原来的区委书记李伯诚担任革委会主任，我当办事组的副组长。“文革”后，我当了一段时间的办公室副主任。由于长庆街道的党委书记调到下城区当区长，我继任党委书记。这就是个机遇。丝绸市场怎么办起来的？这跟我到长庆街道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的中国丝绸城，前身就是杭州的丝绸市场。我对棉织厂、纺织厂的情况比较了解，在下城区区委当秘书也好，当办公室副主任也好，经常深入下面的丝绸工厂。那时候市里把大的丝绸厂、国营企业，都下放给下城区。由于这些企业属于我们区管辖，我们调查研究时，就跟各厂的书记、厂长接触得比较多。我到长庆街道以后，浙江省丝绸公司、杭州市丝绸公司、几个丝绸大厂如喜得宝、福华、天成、幸福、永安等，都集中在长庆街道。搞连片共建，搞社区服务，都要发动他们厂里跟我们街道一起搞。接触多了，关系也就密切了。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要发展街道的经济，我们这个地段办个杭州的丝绸市场，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优势。于是我就收集了很多资料，到图书馆了解了一些过去的历史。

南宋以来，长庆街道一带曾经是丝绸之府的一个发祥地，那个时候“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像新华路、长庆街这一带都是丝绸厂、作坊。现在丝绸工厂又集中在我们这里，丝绸公司也在这里，所以我第一个提出要在长庆街道办一个杭州丝绸市场。当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街道不好办市场，办市场只能是工商部门发起的。即使是工商部门办，也只能办一个农贸市场、小吃市场。你要办工业品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先例。绍兴、义乌当时还都只有很小的市场，我都去考察了。

在这条街盖了72间房子，当时叫72家房客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给了我一个启示，就是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于是，我起草了一个《杭州丝绸之府应该要办一个丝绸市场》的报告，被列为人民代表的议案。刚好这时候下城区开四年一次的人代会，我是长庆街道的人民代表、代表团的团长，又是主席团的成员，我就联系了十几位丝绸界、工商界的代表联合签名，把这个议案送到主席团。主席团根据我的一番讲解，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对我们下城区发展经济、对振兴杭州丝绸有好处，于是就立案了，下城区人代会的第一项议案通过了。

紧接着市里面开人代会，我们把这个意见向市里一汇报，钟伯熙市长说你的这个建议真落在我的心坎上了。因为杭州的丝绸厂都提出来要建个丝绸大厦，他苦于没有土地、没有资金，没法办起来。他要我们一定要积极地搞个丝绸市场，说市里一定支持我们。他马上叫市里面的规划、公安、交通、建设几个部门到长庆街道现场来，配合我们一道调查，定下来在哪里办一个丝绸市场。当时就选了十五家园西健康路这个地方，这里原来是杭州的“龙须沟”，脏乱差，一塌糊涂，后来边上造了很多新房子。大家认为这条马路沿街建成一个丝绸市场是有可能的，市里都通过了。但这个市场应该由谁来领导呢？于是大家提出哪个人提这个议案，就由哪个人办这个市场。区长、区委书记认为，让区长挂个帅，我当常务副组长，由长庆街道和工商部门来承办这个丝绸市场。

当时碰到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当时是30万元起家，从各种渠道筹集起来的，区政府贷款一部分，街道出一部分，工商出一部分，请了一些刚刚退下来的老同志一道来参与。花了大概四五个月时间，在这条街上盖了72间房子，当时叫72家房客。这个丝绸市场，可以形成丝绸一条街，之后就登报招商，积极响应的是乡镇企业、个体户、贩运者。

国营大中型企业当时看不起这个市场，我给市领导、区领导汇报，与丝绸公司的总经理沟通思想，怎样才能促进国营企业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到社会主义市场上来，市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舞台、窗口和突破口。原来原料由国家分配，产品由国家收购，机制不灵活，效益很差，特别是国内市场这一块，有些厂靠出口，国内各个市场基本上只有百货公司在卖丝绸被面，因此，很需要有这么一个市场。

但不管怎么样，1987年年底，我们就把这72家门面开出来了，当时也引起了轰动。许多经济学家还在研究市场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现代市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而且只晓得搞农贸市场，不晓得搞工业品市场，更不晓得搞丝绸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突破。于是，《解放日报》和其他的一些新闻单位都给我们做了宣传，杭州市的老市长、副市长、省市丝绸公司的领导全都参加了开幕式。市场是开出来了，但是丝绸的品种质量、档次、知名度都不高，大部分商品都是丝绸的面料和丝绸被面。

《人民日报》报道了杭州丝绸市场，1990年

市场做大了，我们突破了20亿元的成交额，上交国家税收一千多万元

外地来批发、采购的客商云集，当时的客商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云贵川那边，陕西和新疆那边也很多，生意很好。为了让国营大中型企业进场，我们搞了一些公关、宣传活动。省市丝绸界的领导出面和我们一起搞了一个丝绸界沙龙，当时老省委书记铁瑛亲自参加，周峰（当时的老市长）、省社科院的院长也一道参加来宣传这个市场。

我们让国营大中型丝绸企业先试三个月，试得不好再回去。这样，喜得宝、福华、杭丝联、都锦生一些大厂、名厂都进来了，门店供不应求。我们马上搞了第二条街，就是现在的中健康路，又造了七八十间房子。他们一进来，市场档次提高了，产品丰富多彩了，丝绸服饰、领带、丝绸面料各方面质量都很好。

这个时候经济学家薛暮桥来考察了，他考察以后认为这个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产物，他觉得杭州丝绸市场是开拓者。国家工商局局长也来了，认为杭州作为丝绸之府应该有这样一个丝绸市场，搞流通，来促进生产，振兴丝绸。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认为这是我国市场新的创举与突破。哪里的市场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家？当时包括绍兴轻纺城、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以个体户为主的，没有国营企业进入市场的，这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典型、一个突破。所以，浙江省公关协会把这里作为十大试点之一。当时浙江省委副书记吴敏达亲自来调查研究，帮助我们的工作，到了第五年，市场销售额突破了几个亿。

这种情况下，门店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又建了第三条街，就是现在的新华路，把杭州第一织布厂、杭州无线电六厂的厂房全部吃下来，因为当时他们不景气，就把厂房给我们了。我们装修以后，古色古香、宫殿式的营业大厅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很有档次，当时有两万八千、接近三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

之后，我们又动员杭州高级中学破墙开店，因为这是个名牌中学，办个市场好像对他们不利，刚开始他们不同意。因此，我上门找齐栋校长，他是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开座谈会。1987年，学校很苦，如果丝绸市场发展起来，学校的招待所和门店门面一年有几十万的收入，可以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于是他接受了。

然后再动员省体委，叫体育场也破墙开店，门店一下子增加了，市场做大了，我们突破了20亿元的成交额，上交国家税收一千多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蛮好的数字了，我们因此被评为中国行业五百强，同绍兴轻纺城、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被列为全国百强大市场。后来，丝绸市场被命名为“杭州中国丝绸城”。这条“中国特色商业街”被新闻界称为“丝绸之府百花园”“通向海内外的丝绸窗口”。

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派车去接你，乔石委员长要在中南海接见你

1994、1995年，出口形势不好，丝绸有点滑坡。于是，我提出要两个市场一起办，固定市场在杭州，流动市场要办到北京、沈阳这些大城市去。当时提出来要办丝绸展览展销会，到外地去办。这时候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认为生意做得好好的，再到外面去，不晓得外面好不好。于是，我就带了一批人第一站到北京去调查、研究、访问，到西单商场、王府井等几个有名的大商场去调查他们的丝绸价格。我们发现，第一，与我们杭州丝绸市场相比，同类品种价格高30%～40%；第二，质量没有我们的好；第三，产品单一。营业员也说杭州丝绸在北京很畅销。

我们先带了两百多家丝绸企业到北京工人文化宫举办“首届杭州丝绸展览展销会”，由我任总指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给我们大做宣传，结果一炮打响，展销会上人山人海，5元钱一张的门票被炒到30元，甚至铁门都被挤破。当地公安部门认为不安全，要求停下来。停下来怎么办？我们搞保卫工作的同志找到了管文化宫的一个北京市公安局的女处长，她说：“按照我管的范围你们不好办，办了也要出事故的，出事故你们赔不起的。”当时温州人在北京办市场曾死了几个人，杭州办这个展览会不能死人。

策划的中国丝绸城展销会外景，1997年，北京

通过西城区的一个区长，我们跑到北京市公安局张局长家里。我们办丝绸展览会的这个工人文化宫，地点就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也在这个西城区里。这个区长跟我是老朋友，他原是北京西城区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我到北京开联络会、研究会，去他那里参观过，他也到我们杭州街道办事处来过，关系蛮好的。我到工人文化宫办展览会，第一个就找到他，他关照一个办公室主任专门为我们协调各种关系，是他出点子到张局长家里去商量的。

我说：“张局长，我是来求你的。我们是杭州来的，办这个丝绸展览会，北京人这么欢迎，假如我们停掉的话，北京老百姓可能有意见，对不起他们。我们销路这么好，而且我们已经飞机空运了很多东西，停掉了以后两方面都不好。对企业是个损失，对北京老百姓也是个损失，还有两天时间你无论如何要帮我们办下去。”于是第二天就有100个防暴警察来帮我们维持秩序，直到结束。

这个时候，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两三个电话给我，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一定要圆满结束。落幕以后，我去中央党校向他汇报，他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他说：“你们杭州丝绸城到北京办展览会，是浙江省第一块牌子，开拓了一个我们浙江杭州到外地办会展的先河，办得好。”(www.xing528.com)

杭州丝绸展览会的轰动传到了乔石委员长那里，因为乔石夫人来看过喜得宝一个时装模特队在梅地亚配合丝绸展的一场演出。乔石夫人、陈云夫人、李铁映夫人、钱其琛夫人等都来看了，印象蛮好，给乔石委员长讲，说这个展览会办得好。于是他马上通知浙江省驻京办事处，让他们打电话来说：“你不要走，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派车去接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乔石委员长要在中南海接见你。”十点钟我被接到他那里，他在中南海接见我，很亲切。我把这个丝绸展览会跟他讲，他对家乡丝绸行业很关心，谈了丝绸要如何发展等问题。我回来后向省里、市里领导汇报，一个展览会轰动到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那是不容易的。

通过这种展览展销的形式，扩大了国内的销售市场，也就是扩大了内需

北京一炮打响，“杭州丝绸轰动首都”“杭州丝绸风靡京城”，这样的报道各家报纸登了很多。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都来请我们办展览会。本来我想一年工夫办个两三次差不多了，结果那么多地方邀请我们去。我还是坚持第二年再上北京，乔石委员长亲自来看了，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一大帮子人都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乔石委员长一方面要看看我们这个喜得宝的模特表演，一方面看看丝绸展览会。第二天，《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发了消息，影响更加大了。

1997年11月北京第二届丝绸展览会办成功后，其他城市我们也铺开了，到大连轰动，到沈阳也轰动，到哈尔滨、长春都办得不错。于是第三年又要到北京去，工人文化宫场子不够大了，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场子大了，也很轰动。朱镕基夫人，北京市市长、副委员长陈慕华，还有我们浙江省柴松岳省长参加了开幕式。

在北京办展一共有5年时间，从工人文化宫到工人体育馆一直到北京展览馆。杭州丝绸对北京的影响很大，通过这样办展览会，杭州丝绸同北京十大商场接轨了，可以不要经过批发站了，产销直接挂钩了，而且这样节省成本。十大商场开始时认为办丝绸展览会会影响商场的丝绸生意，结果我们把十大商场同十大企业挂钩了，生产厂商同销售商直接挂钩了，不但产品丰富，而且还互相促进。

北京一下子冒出了几十家丝绸商店，都是拿杭州的丝绸到北京卖，办展览会就到展览会卖，不办展览会就在店里卖，其结果是把丝绸领域一下子打通了，说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当时一篇报道是这样报道的。为什么？就是有的工厂出口形势不好，出口的商品积压，通过这样一个流动市场，通过这种展览展销的形式，扩大了国内的销售市场，也就是扩大了内需。这样就把丝绸的流通领域打通了，对整个丝绸行业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是出口，一方面是内需，两个市场一起办，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杭州固定市场，国内流动市场，这样结合着，两个市场一起办来扩大内需，拓展丝绸的销路，这是举办丝绸市场所起到的一个作用。

有一年，我想到中西部地区去开拓市场，搞些调查研究，刚好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找我，问我是不是去做份四川丝绸行业的调查研究。本来丝绸大省是浙江、江苏、四川，最近几年四川丝绸滑坡，工厂停工停产，工资也发不出，比较困难。他建议我带一帮人去四川调查研究，去帮帮他们。我说帮他们可能力道不够，但是我可以去从营销的方面、流通的方面帮帮他们。他同意了，并叫四川省委办公厅来接待我。我马上带了一帮人去了那边，四川省纺织厅两个厅长（新、老厅长）接待我。

到南充市后，市长亲自陪我参观考察，最后谈成一个协议。我根据去工厂的调查研究结果，告诉他们：有一道后整理印染不过关；丝绸服装服饰设计不过关，不符合现在的时代潮流，老式的东西多；营销销路不通。我们杭州的印染要比你们好，印染厂有绍兴、萧山、杭州的，你们可以把面料拿过来印染。再者，我们的服装服饰拿到南充丝绸的一条街和成都来销，肯定销路要好，市民肯定欢迎的，要比你们现在单调单一的质量差的产品好。

我们让他们把丝、面料运到杭州，杭州丝绸城来帮他们销，再把杭州丝绸城的服装面料、印染好的东西运到四川去卖，这样两方面互惠互利，互相促进。我回来以后马上让出20个门店，给四川20多家企业来设点，结果第二年，一年时间不到，把他们仓库积压的面料全部都销光了。杭州、绍兴的印染厂、服装厂都来批发。后来成都丝绸厂停掉了，变成了成都丝绸市场，我们的东西运过去卖。他们原来工资发不出，现在工资发得出了。我们每年都到成都去办展览，那边销路都很好。从此，西南地区的市场打开了。

丝绸行业既要接轨国际市场，又要拓展国内市场

1995年，我们搞了一个“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宣传杭州丝绸，扩大了杭州“丝绸之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架起了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的桥梁。“丝绸之路”实际上有两条路，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安开始，经甘肃、新疆，一直到中亚、西亚，并成为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其最初作用就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这一年杭州的一个副市长华丽珍来同我商量，刚好我也有这样一个思路，我说我们搞一个“丝绸之路万里行”，双方一拍即合。杭州搞西湖游船节，邀请了丝绸之路经过的五六个市的市长来参加这个游船节。我们叫“重温古丝绸之路，开拓新丝绸之路”，弘扬丝绸文化，把杭州丝绸沿陆上丝绸之路各城市去宣传、去推销，促进商贸活动。这一活动预算需要50万元经费，于是我去找华市长。华市长说好的，市政府出25万，丝绸城自己出25万，作为“丝绸之路万里行”的活动经费。

杭州日报社、杭州电视台等同行。车队从浙江展览馆出发，从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兰州，经河西走廊到哈密、吐鲁番，一直到乌鲁木齐、伊犁，再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刚好两万里。我们一路上考察，每到一地都有一个副市长跟随我们一道，同时沿路邀请市领导到杭州参加西湖游船节。我的重点就是带动杭州丝绸贸易，宣传杭州丝绸。这个活动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客商拉过来，让他们先到杭州看看丝绸城，原来他们不知道杭州有个丝绸城。当然，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杭州丝绸城、杭州丝绸之府、西湖美景都宣传出去。经济上的好处就是把许多客商引进来，到丝绸城去批发，包括领带、各种披肩、围巾啊，几万条几万条批发出去，销到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另外，到敦煌一看，那里卖的所谓丝绸领带和围巾都是化纤的，质量很差。同他们一讲以后，他们有的就买杭州丝绸城的真丝产品去卖，效益很好，这样也开拓了一条丝绸销售的新路子。我们的经验是，丝绸行业既要接轨国际市场，又要拓展国内市场，两个市场都要拓展。

有杭州丝绸城这个固定市场，再到全国各地去办流动市场，这样的机制能够结合起来，就会对丝绸的生产起促进作用，对丝绸产品的不断丰富、提高、改进都有好处。杭州是女装之都、丝绸之都，这张名片要打造好，就要在提高品牌质量上做文章，要向高档次发展。在丝绸城，你看着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但真正要提高档次，有很多文章要做。中国是一个丝绸大国，丝绸及丝绸服装等产品的总产量占全世界的70%。但从品种上、档次上来说，我们不如意大利、法国，不如西欧其他的一些有大品牌的国家。我到西欧各国及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考察过，它们的品牌档次高，利润高于我们几十倍，所以，中国只能说是一个丝绸大国，而不是一个丝绸强国。我们的许多印染、整烫，特别是设计、市场潮流等方面的开拓还不够。当然，这几年我们都在培训，到外面去学习人家怎么弄。杭州丝绸城必须提高档次，或者要进一步开拓新的领域，丝绸文化要和丝绸产品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路子。

鉴于我在创办、开拓、发展丝绸城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经省、市有关部门推荐、评审，我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1993年被评为浙江省首批经营大师，1994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为中国经营大师。1999年，由李泽民题词，邵华泽作序，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新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中国经营大师鲁灿松》一书。为振兴杭州丝绸，我自己也写了《杭州丝绸市场》《衣锦钱塘》《岁月回眸，解读人生》等几本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出版。

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对丝绸事业仍壮心不已，非常关心。我的人生格言是：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和奉献，我要以春蚕吐丝的精神为振兴国家的丝绸事业奋斗终生。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丝路情怀》：

（一）

感恩神州桑梓情，抒写丝路万里行。

六十功名展宏图，天堂构筑丝绸城。

（二）

奥运奉献青花瓷，世博展出云绫锦。

五彩丝绸飘中外，丝绸之府扬美名。

（三）

丝绸书画两结缘，京师授予大师名。

颂歌一曲春茧赋，西子湖畔夕照明。

（四）

冬去春来催人老，朝晖晚霞渡人生。

盛世生活无限好，老骥伏枥重晚晴。

这首诗刊登在报纸上，并被收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精品集》一书中，在同名评选活动中被评为特等奖。

采访时间：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