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无悔的丝绸科技工作者

孔大德

孔大德

孔大德　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孔大德，1957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染化工程系，分配到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从事丝绸练染、后整理的研制及管理工作。曾任树脂整理试制组副组长，协助苏州市绸缎炼染厂建成了一条树脂整理生产线。1970—1975年，在苏州市绸缎炼染厂工作，建成一条涤纶低弹长丝织物的松式染整生产线，属国内领先。1975—1979年，在纺织工业部纺织局毛麻丝处工作期间，为苏州引进全套树脂整理设备，为上海引进印花制版的连晒连拍机和热定型机等。1980年，任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所长，开发出“涤纶仿真丝绸”“新型印花糊料”“树脂浆料”“防水浆料”“综丝、钢筘清洗器具”“涤纶长丝热变性加工设备和技术”和“智能型丝线张力、线速测试仪”等众多科研成果。科技攻关项目“涤纶仿真丝绸”和“新型印花糊料的中间试验”分别获得国家1985年度和1989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编写《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的“丝绸染整技术”部分和《中国古今蚕丝绸技艺精华》的“古今丝绸的印染”部分。1987年，兼任国家丝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曾兼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和苏州市丝绸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退休后，仍兼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丝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右）“新型印花糊料联合中试签字仪式”会议，1987年，苏州

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创办初期，以设计绸缎新品种、新花色和新产品的试织试样工作为主

我出生于1933年11月，祖籍是浙江慈溪，父亲是经营纺织品的商人。兄弟姐妹均在上海工作，有的在化工厂、机械厂工作，有的当护士和音乐教师，现在都退休了。

我生在慈溪庄桥，因父亲在上海经商，很小的时候就跟随母亲到上海定居。在上海念小学到高中毕业，1953年全国统一考试，进华东纺织工学院染化工程系就读。1957年8月大学毕业，由国家分配到江苏省纺织工业厅报到，随即到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丝绸主要产区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由于遭到战争的摧残，丝绸业日渐凋零。那时的丝绸生产，大多是手工作坊式的，仅生产几台丝织机。在上海、杭州和苏州，虽有缫丝厂、丝织厂和印染厂的存在，但规模不大，设备陈旧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丝绸行业进行恢复、整顿、扶持和合并，丝绸生产逐步变得正常。尤其是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为以后丝绸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发展生产，打下了基础。

那个时候，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外汇。由于丝绸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外销商品，而丝、绸的原料是我国自产的，国内劳动力成本较低，因此出口创汇能力高，可以大量出口。在这一背景下，需扩大丝、绸的生产，同时要提供丝、绸的新品种、新花色和优质的产品，以满足外贸市场的需要。

为此，在1956年春，中国丝绸公司、纺织工业部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丝绸会议。会上决定在江苏、浙江、上海建立专业的丝绸技术研究机构。1956年6月，在苏州市成立了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同年在上海、杭州亦建立了丝绸科学技术研究所。

1957年9月，我刚到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包括所长、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总人数不满20人，人员都是从各厂调来的有经验的老师傅和管理干部，只有我和刚从江苏省丝绸工业学校丝织专业毕业的钱小萍是专业院校出来的，技术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所的科研环境甚差，用房是借的居民的老式平房，试验设施简单，试验仪器稀少。当时我的思想虽有波动，但也只有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工作了。

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创办初期，以设计绸缎新品种、新花色和新产品的试织试样工作为主，并配有一个有7台丝织机规模的工坊和一个染化组。我就在染化组工作，组内只有3个人。

为了配合丝绸新品种，进行了印染后处理的试制工作

我从事丝绸科研工作的时间，大致可分成3个时段，即1957年到1970年、1980年到1994年是在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工作，中间1970年至1979年在苏州市绸缎炼染厂和纺织工业部生产司工作。

第一时段，是从1957年到1970年，我到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报到后，先在工厂实习半年，当时参加了苏州市丝织工业公司和苏州市外贸公司组织的提高丝绸染色色牢度试验小组，下到丝织厂的练染车间，进行应用染料的筛选和固色处理等试验，使丝绸的色牢度达到三级牢度的标准，并推广到生产实践。该项试验的起因是，我国出口到民主德国的丝织品，被制成连衫裙，穿着后遇到雨淋，就大量掉色，人家把这条裙子通过大使馆送到了国务院。周总理批示查办此事，经调查是苏州的一家丝织厂生产的。为此，市里的两家公司组织了试验组，来提高丝绸的色牢度。

后来，为了配合丝绸新品种，进行了印染后处理的试制工作，如外销的新产品“玉洁纱”，是由生蚕丝起纱地组织的色丝提花丝织品。成品要求纱地挺括洁白，提花色泽不变。我采用甲醛固着丝胶，再用双氧水漂白工艺，保证了产品的顺利出口。比如，采用喷雾印花的技艺，试制大提花绸缎的旗袍件料，在大提花的花纹上，用数张刻花的油纸板套住花纹，然后用染料液喷在花纹上，经汽蒸等后处理，获得良好的彩色提花效果，获得了外贸部门的赞赏。还有试制印经丝的工艺，先在假织的经丝上印上彩色花纹，再进行织造，织成的绸面显露了隐隐约约的花纹。

1958年，我从蚕丝、绸精练的废液中，提取过“丝氨酸”，就是把精练液内的丝胶水解，再用化学药品进行处理，提取药用的丝氨酸结晶。由于丝氨酸在市面上价格甚高，很多丝绸厂纷纷效仿试制，但事实上，医药公司不需这么多的“丝氨酸”，过了一阵子，也就无声无息了。

又如，在市内掀起了大搞超声波的浪潮，要各单位制造超声波发声器。此发声器很简单，是用一小段铁管子制作的，在其上面锯条细缝就可以了，上面还下达了完成数量的指标。丝研所人人动手，完成了指标，就向市里报喜，最后是把所里的自来水管子截掉了不少，成了废铁一堆。总之，那时乱哄哄的环境让人很难安心搞科研工作。

1960年后，为了增强丝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外贸部门提出，外销的绸缎不仅色牢度要好，还要具有手感柔软滑爽、富有弹性和不易缩水的特征。

那时丝绸的后整理，只使用烘干烫平和拉齐门幅的工艺，烘干只是用张力较大、通蒸汽加热的金属辊筒机烫干或用拉幅机拉齐绸缎门幅而已，所以成品缩水厉害，手感不佳，易皱易缩。为此，从1963年到1964年，纺织工业部抽调杭州、苏州和上海的技术人员组成树脂整理试制组，集中在试验条件较好的上海绸缎炼染厂，由杭州的马家秀和我任正副组长。试验工作包括树脂液配方分析、化学分析、物理测试和工艺技术条件及整理机械设备选用等，试验的织物品种，以人丝/人棉制织的“富春纺”为主，从其小样试制到大样验证，总结出一套树脂整理基本工艺路线，供生产厂参考。

试验组结束后，我返回苏州，在省纺织工业厅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协助苏州市绸缎炼染厂建成了一条树脂整理生产线，此条生产线的机械设备为今后的丝绸防水、柔软、硬挺等后整理创造了条件。该生产线建成后，就投入到出口非洲国家的树脂整理人丝／人棉交织品的生产中，产量达到百万米。

此后，我的研究方向改为丝绸后整理的研制，如增加真丝绸柔软度的化学处理，降低丝织物缩水率的松式整理、尼龙丝绸防水处理等，都在生产上被应用。

1966年，“文革”开始。那时，我是研究所染整研究室主任，虽未受到冲击，但无法进行工作。1970年年底，出现了一股“斗、批、改”的风潮。1974年，丝研所被定为江苏省纺织工业厅丝绸研究所的直属单位，下放给苏州市丝绸工业公司，随即把丝研所的花色品种设计室和丝织、印花实验工场归并到生产厂，同时将染整研究室的大部分科技人员调出，把他们分到练染厂、印花厂，我被调到了苏州市绸缎炼染厂。

（左）参加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丝绸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1986年，烟台

我们返京汇报了各地丝绸企业的状况，并提出对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建议

第二时段是1970年到1979年。我被调到苏州市绸缎炼染厂后，先在厂里的树脂整理车间劳动，并帮助解决一些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后来调到厂生产技术科，分管合成纤维长丝织物的染整生产技术，当时采用普通型涤纶长丝的原料，制得的织物绸面呈极光光泽，手感不柔软。(www.xing528.com)

一次，我参加与日商的技术交流，得知国外已采用新型的涤纶低弹长丝原料来织造丝织物。经松式的染整加工，可生产出各类轻薄丝绸，其具有光泽柔和、手感柔软、富有弹性、不易收缩的特征，同时也可织成厚实的织物。见到国外生产的实物后，我就觉得这种涤纶丝织物定会成为国内市场的畅销产品。当时，我就向省纺织工业厅领导汇报，提出开发这种产品的建议和设想，得到了支持。领导要我负责此事，于是我先与丝织厂合作，试制出样品，并拟订染整加工的工艺技术路线。同时，引进高温高压液流染色机，与国产染整机械设备配套，在苏州市绸缎炼染厂建成丝绸行业最早的一条较完整的涤纶低弹长丝织物的松式染整生产线。投产后的产品，属国内领先，产品投入国内市场，大受消费者欢迎。这条松式染整生产线，为以后发展涤纶丝织物提供了条件。

在练染厂期间，规定用尼龙丝原料织成的尼丝纺产品，需有防水性能。于是，我着手进行防水处理试验。防水剂经测试防水效果符合要求后，就投入大批量生产，产品可供出口，也可供制伞厂使用。

1975年3月，纺织工业部下文，将我和来自杭州、重庆的两位技术人员借调到纺织工业部纺织局毛麻丝处工作。当时，纺织工业部有一笔可用于丝绸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要用好这笔来之不易的资金，需要摸清全国丝绸企业的现状，工作量非常大，而当时毛麻丝处分管全国丝绸的只有孙和清和李世娟两人。由于多年的动乱，国家对各地丝绸企业状况不清楚，需深入调查，摸清家底。为此，我和杭州、重庆的同志组成技术改造调查组，被派至四川、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南、陕西、上海、天津等地的丝绸企业进行实地考察。我们马不停蹄地工作，历时近半年多，终于完成任务。我们返京汇报了各地丝绸企业的状况，并提出对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建议，把调查中收集到的基本概况，如企业的机器设备的数量和型号、生产能力、厂房面积、职工人数等，汇编成册，供毛麻丝处掌握。

调查工作结束后，来自杭州和重庆的两人各返回原单位，我留在毛麻丝处继续工作，因为毛麻丝处争取到一笔外汇资金，可用于丝绸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的染整机器，以此提高丝绸印染的生产水平。同时，通过对引进机器的消化、吸收、创新，来研制出我国自己制造的设备。毛麻丝处要我负责引进机器的选型、技术和价格的谈判，如苏州引进的全套树脂整理设备、上海引进的印花制版的连晒连拍机和热定型机等，都是我负责的。

后来，我参加了纺织工业部在辽宁鞍山召开的全国纺织品展览会，由我负责各地申报的丝绸产品的审核和展出，评奖产品的申报单位大多派人等候在评审会场外围，听取消息。评奖气氛很是激烈，经过一个月的评审，被评上金、银奖的欢喜地回去了，受到单位敲锣打鼓地迎接，没有评上的则无精打采，说是无法向领导交差。

丝研所是一个地方性的专业研究机构，应该服务于丝绸经济的建设，立足于丝绸企业在生产中的需要和发展

1979年年底，我离开纺织工业部，回到了苏州。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新调来的党委书记，正着手对丝研所进行恢复性整顿。新书记热情地邀请我返回丝研所共同主持工作。我也觉得久坐机关办公，不如在基层干实事来得踏实，何况我久留北京，家属都在上海，部里虽有留我之意，但我还是离京返苏了。

第三时段，是从1980年1月到1994年7月，我回到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文革”期间，丝研所的科研工作不正常，科研项目不多，经费也不足。当时我认为，要办好研究所，必须依靠科技人员，明确科研方向，调整机构设置，建立规章制度，改善科研环境，增强研究手段，同时还应通过多种渠道来增加财力。这些思路，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步得到贯彻，也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成效。

我在全所职工大会上讲过：“你们不要以为我所长有多大能耐，打个比方，我是一把雨伞的杆，只是一根伞柄，一定要靠伞骨撑起来，这伞骨就是各研究室主任和管理部门的科长，伞面就是全所的科技人员和职工，这样，这把伞才能抗风雨。如果伞面没有了，伞骨没有了，只剩下光光一根伞柄，有什么用呢？只好当拐杖了。”

我还常说，丝研所正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环境：“天时”是指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丝绸业发展的时期；“地利”是指研究所处在全国丝绸重点产区苏州，此地又是丝绸企业的集中之地；“人和”就是我们的丝研所科技人员和职工的团结，大家都能积极地工作。我讲以上这些话，是希望激励大家更有自信心和责任心地工作。

在全面整顿中，首先明确了丝研所的科研方向。我认为，丝研所是一个地方性的专业研究机构，应该服务于丝绸经济的建设，立足于丝绸企业在生产中的需要和发展。要以应用技术研究为主，不去追求基础理论研究，我认为那应该是大学或大研究院的事，当然有条件搞些也未尝不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明确了研究工作的方向，在以后的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整顿中，我先调整了丝研所的机构设置。根据丝绸行业的特点和研究方向，我设立了丝织、染整、机电、物理测试、科技情报的研究室和科研办公室，以及职能管理的科室，后来又在市郊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丝织、染整实验工坊，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科研体系。

同时，逐渐引进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吸收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和硕士生，不断充实各研究室的科研力量，壮大了科技队伍。到1994年，已有科研人员90多人，其中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名、高级工程师10名及工程师近50名。

应国家削减事业费的要求，我们利用国家开放政策，将过去的科研成果无偿转让转变为有偿转让

为了使科研工作能有序地规范化地进行，我所制订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例如规定每月中旬召开所务会议，由书记、所长、副所长、各研究室主任和管理部门科长参加，要求各自汇报本部门一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就能使大家相互了解和配合。我习惯于先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然后拍板落实，分头去干。我还提出了“自立自强、求实创新、遵纪守则、协作团结”的所风，并把这16个字制成大的瓷字模，挂在显眼的楼房墙壁上，提醒大家尽量去做到，在所内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制订了“科研、生产、经营、经济责任制”基本原则，以适应增加丝研所经济收入的需要。应国家削减事业费的要求，我们利用国家开放政策，将过去的科研成果无偿转让转变为有偿转让。为此，我们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多渠道、多方式地把科研成果与乡镇企业横向联营或合作生产，还包括有偿的技术服务。如开发的新产品“涤纶仿真丝绸”、真丝绸印花用的“新型印花糊料”、合纤长丝上浆应用的“树脂浆料”和“防水浆料”，还有与喷水织机配套的“综丝、钢筘清洗器具”，以及“涤纶长丝热变性加工设备和技术”和“智能型丝线张力、线速测试仪”等众多科研成果，被及时地转变成生产力和进行商品化，给丝研所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几年内，所里拆掉了危旧房，新建了科研综合楼、测试楼和生活楼，在市郊购置土地28亩，新建了有一定规模的丝织、染整实验工场，并在市内陆续购进职工家属宿舍，同时购入国内外试验仪器。这样大大改善了丝研所的科研环境，增强了科研能力，职工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新建楼房、工场的基本建设和增添仪器设备等时所需的大量资金，除了争取国家拨款，另有丝研所积累的自有资金投入。在科研工作管理上，我着重抓了科研课题申请立项的前期准备和后期的课题总结。而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着重检查进度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平时比较关注部、省上级部门在每个阶段对丝绸发展的意向和丝绸生产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对国外信息的收集工作。然后，根据丝研所的技术力量和实施条件来选择研究课题，指导申报立题的论证材料，这样较容易争取到省部级课题的立项。在课题完成后，要亲自对总结报告和相关材料做一一审核，确保鉴定时能通过。而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检查工作情况，还要帮助科技人员解决科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当科研项目确定后，在确定课题组成员的时候，要注意科技人员的专业特长和研究能力，甚至个性等，以此为据，来调配人员组合，使课题完成得更好。

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发展成为全国重点丝绸研究院所之一

1980年后，国家颁布科学技术进步奖，分国家和部、省、市的级别，其中又分为一、二、三、四4个等级。那时，丝绸行业内还没有评上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二等奖也稀少，能评上国家级的三、四等奖就不错了。在我们丝研所众多的科研成果中，也是评上三、四等奖的居多。而我们申报的“涤纶仿真丝绸”和“新型印花糊料的中间试验”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新型印花糊料的中间试验”项目申报奖项时，课题负责人要把我的名字报上，但因为评奖名额是有限定的，我不宜去占个名额。虽然该项目我有过技术上的指导，也帮助解决过一些具体问题，但我不占名额，更能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也便于工作的开展。

1982年，国家实施对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评审制度，而研究所是科技人员较集中的单位。科技人员对职称评定很是关切，但限于上面下达的评定名额的指标限制，只能逐步解决。要做好这项工作，特别是因为这是首次评审，所以我及时把评审条件和要求透明地告诉大家，尽量做到公平合理，实事求是，不搞暗箱操作，避免出现矛盾。我在这方面做了严格把关，因此，评审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科技人员情绪平稳，科研工作未受到多大影响。

1987年年底，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总工程师和处长对丝研所的条件进行实地考察后，要在丝研所建立国家丝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我们按测试中心的要求，在所里物理测试研究室的基础上新建了测试楼，充实了技术力量和测试仪器，历时近两年，经审核合格，通过了验收。我们对全国丝绸产品执行监督检测工作，我兼第一任中心主任。

十余年来，经过全体科研人员和职工的共同努力，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发展成为全国重点丝绸研究院所之一。

1982年，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以及苏州市丝绸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退休后，仍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丝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组织丝绸学术年会，进行论文的审核评定，等等。我还参与了丝绸科研项目的评定，参加了丝绸学院的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江苏省丝绸工程专业技术高级职称的评审，并编写了《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的“丝绸染整技术”部分和《中国古今蚕丝绸技艺精华》的“古今丝绸的印染”部分。

我自1957年9月开始工作，到1994年7月退休，搞了37年的丝绸科研工作，毕生为丝绸技术进步和丝绸生产建设发展服务，为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创经济效益而鞠躬尽瘁。

采访时间：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