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柞蚕：探索致命病的治疗方法

李广泽

李广泽

李广泽　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李广泽，1953年毕业于辽宁省熊岳农业学校蚕学专业，分配到辽宁省蚕业试验站蚕保室（1956年更名为辽宁省蚕业研究所，1960年改为中国农科院柞蚕科学研究所），从事柞蚕脓病的研究。1982年，担任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任正所长。1993年，组建辽宁省农科院大连生物技术研究所，任所长。任职期间，该所获省部级研究课题30多项。科研项目“柞蚕核型多角体病毒病的研究”获农业部1981年度技术改进奖一等奖，并获国家1985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研究解决了核型多角体病毒（NPV），并发表了有关防治方法、传染规律等的研究论文5篇。1986年，成为辽宁省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员。1989年，被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辽宁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同年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2—1995年，兼任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被分配去搞脓病研究，搞了一辈子脓病这个项目研究

我生于1932年，祖籍是辽宁省北镇县，我们整个堡子都姓李，全是满族。祖辈是从山东一个叫荣城的地方来这里落户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家族。我父亲在黑山县八道壕火车站工作，我母亲就是一般家属。

1936年，我们一家迁到北镇县沟帮子镇附近二里地一个叫河下头子的地方，在沟帮子读小学。1946年，我父亲从关内回到东北，在抚顺铁路系统工作，我家就搬到了抚顺，在抚顺第二初中念书。1947年形势混乱，当时我16岁，我父亲说：“你自己出去闯吧。”他让我自己入关。当时有一批学生入关，在北京有个“东北流亡学生同乡会”，我在同乡会登记，加入第46期，每期学生大概有六七十人。

1948年，我回到东北抚顺后，考入沈阳铁路中学，初中还没念完就提前毕业了。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很紧张的时期，铁路缺人，我们这批学生都到铁路工作了。我们在铁路当列车员，干了一年以后，1951年考入辽宁省熊岳农业学校蚕学专业。柞蚕在辽宁省生产量很大，在出口换汇当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国家很重视养蚕产业，就增加了蚕业学科。当时，辽宁省农业大学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辽宁就这么一个学校有蚕业专业。

这个学校原来在丹东，1950年搬迁到熊岳后，改名为辽宁省熊岳农业学校。我提前半年毕业，1953年分配到辽宁省蚕业试验站蚕保室工作。

柞蚕“脓病”“软化病”是当时主要的蚕病，还没人研究，再就是寄生蝇、线虫。这些大的病虫害都归蚕保室管。我被分配去搞脓病研究，搞了一辈子脓病这个项目研究。

这个脓病的研究工作应该说历史很长，那个时候研究条件很差，研究所里边的仪器只有显微镜，电力设备主要是恒温箱，另外还有一个图书馆。研究所的前身是丹东五龙背蚕业试验站，是日本人建的，隶属于熊岳农事试验站。日本人投降后，中方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图书资料，因此，那个图书馆有关日本家蚕的资料比较多。当时国内还没有蚕业刊物，资料的获取主要靠这个图书馆，而一些研究则是靠这些简陋的设备来搞的。

1956年，这个试验站迁到了凤城县附近的四台子村（在山沟沟里面），改名为“辽宁省蚕业研究所”。研究所迁到这里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100多名职工带上家属，吃住的问题很多，当时盖了30多座住宅，都是小平房。这个房子，一个屋是厨房，另一个屋住人，条件很苦，就是说一家人只能住在一个炕上，整个屋子只有40平方米左右。买菜都没有办法，就只能到城里拉一点，当时全所只有一辆大马车，但离凤城县有20多里路。

蚕科所有（主要的）蚕病虫害研究室，还有养蚕育种室、养蚕饲料室、资料室，以及养蚕技术室，就是研究怎么养蚕能丰产。1960年，蚕科所被改为中国农科院柞蚕科学研究所。这个所归中国农科院直接领导，从镇江蚕研所调来经验很丰富、很著名的专家王宗武来当所长。他带来一些人搞桑蚕，又增加了桑蚕研究室。

东北有桑树，又成功引进了一些抗冻的品种，一些大叶品种也都成活了，当时家蚕在辽宁也有一定的产量，但是很难和南方相比。

这个所走的是群众路线，告诉你要到农村去，总结群众经验

柞蚕的发源应该在2000年前左右，当时山东农民在山上发现柞蚕茧，把它拿回来撕成棉子做棉絮。大概600多年前，山东开始人工饲养，把柞蚕茧收回来越冬，第二年春天出蛾、产卵，从卵里出来放到山上饲养，这就是人工饲养。后来山东有些移民闯关东，坐船或从辽西那面转过来，逐渐把柞蚕种传到了辽宁。传到辽宁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柞蚕在山东有两种，即一化性和二化性，一化就是一年养一季。在全国来说，辽宁这个气候，最适合养柞蚕，一年养两季正好，这样柞蚕就逐渐发展起来了。辽宁发展柞蚕应该在300多年前，山东移民从大连、辽西锦州一带开始饲养，然后进入辽东。辽东最适合放养柞蚕，拥有大量次生林，即原始的松树被砍了，发展柞树，面积很大，全国柞蚕的70%—80%是在这一带生产出来的，所以当时丝绸行业、蚕丝机械也跟着发展起来。

辽宁柞蚕基本上每年产量都在5万吨，为什么没有大量发展呢？因为怕养蚕太多破坏生态环境。这样的话，原来是20万把，现在是10万把。什么叫“把”呢？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剪子养蚕，使用的柞树面积即为一把剪子，这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一开始研究柞蚕脓病的时候是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叫文会全，后来就剩我一个人研究，所以在很长时间（1962年以前），就是我一个人负责这个脓病的研究。

在试验室做试验，1989年，凤城

参加全国劳模会登天安门，1989年，北京

关于柞蚕脓病，养蚕的历史资料上就有记载。养蚕年头越多，发病也越多。这种病毒，逐年落在养蚕住户的家里面，柞蚕和家蚕不一样，老百姓在家里出蛾、制种，小蚕孵出来送到山上。这样，每年把茧摘回来，茧面上的病毒量也很大，在屋子里面要剥掉茧面的树叶，病毒在屋子里积存很多。另外，在野外养蚕，病蚕死了以后也都落在了山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这个病发作严重时“颗粒不收”。轻的话，也是10%以上的坏茧。发病晚点的变成了“油烂茧”，就是成茧以后死了，那个茧变成了酱油色，这种“油烂茧”，在一般年份20%—30%是常见的。所以，老百姓对这种脓病感到很头痛，却没有办法。

这个所走的是群众路线，告诉你要到农村去，总结群众经验。我开始就是这样，在10年的时间里，春蚕期、秋蚕期都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就是了解群众生产，加强对这个蚕病的认识，让他们在蚕生产中发病的时候通知我，我得去看这个病，问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死了多少蚕，就像大夫的问诊。

一些日本研究资料显示，有关柞蚕脓病的研究也没有人关注，日本于1941年在辽东五龙背建立蚕业试验站，也没人研究。对于这个脓病，群众的说法和历史资料的记载，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热生老虎”。老虎是什么呢？这是群众给脓病起的名字。看那个照片，得病的蚕体像老虎皮的样子。说是“热生老虎”，就是说蚕种在运输或室内制种时温度高了，当时没有说高到什么程度，只是说“热”是发生老虎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历史资料上也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当时一个对发病原因的说法。

当时苏联也有柞蚕。苏联的一份材料中的记载，一个叫西罗金娜的研究人员认为，柞蚕脓病是母体传染的，就是说上一代发病，下一代也要发病，她的根据是，发病的蚕体内有一种“巨大细胞”增多，这是传染的一种标志。

在发病的现象上，群众有一种说法：“小蚕见一面，老蚕死一半。”就是说，在二三龄时发现有病蚕、大蚕，到结茧时就死了一半。这就是群众对脓病的认识。(www.xing528.com)

我在农村几年，每年都在不停地调查，每年都总结这些问题，第二年改进指导农村生产，也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些工作。一开始我在所里设计了一个无菌室，就像医院里的无菌室，经过三次缓冲室消毒，再进到屋内无菌室里养蚕，目的就是尽量保证在屋子里没有其他感染。我进行热处理，干热、湿热，极限也就是40℃，这是不死的极限温度，慢慢地到36℃、32℃，然后进行处理。我用的是上一代发病比较重的蚕种，让它们出蛾、产卵，对这个卵面进行消毒以后，拿到无菌室饲养，这样一代一代的在无菌室里饲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柞树叶子，我对进到无菌室的柞树叶子进行消毒，屋子也消毒，连续养5次蚕，每一次都用这个蚕种养5代蚕，一个病蚕也没有出现。这说明，在没有病原感染的情况下，再热也不能发病，这是我的观点。

不仅在无菌室养蚕，我在一般的室内，经过特殊的消毒处理，也能控制脓病

病原感染是主要原因，那么是怎么感染的？这几年时间就是研究传染的规律，这个问题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解决。过去柞蚕不能在室内饲养，没人能在室内饲养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养蚕室内有病毒，柞树叶子上也有病毒。而我在室内养蚕成功了，不仅在无菌室养蚕，我在一般的室内，经过特殊的消毒处理，也能控制脓病。柞树叶上有病毒，采叶要适当地注意，要采用上层的柞叶进行室内养蚕，这样柞蚕室内养蚕便成功了。后来，我寻思老百姓室内养蚕不行，那么就在山上挖一个坑，就像咱们的蔬菜棚似的，挖一个一米多宽的土坑，上面加上木条，盖上塑料薄膜，改成了土坑养小蚕。

1963年，我发表了关于室内养蚕和土坑养蚕的文章。当时，王宗武所长发现这是个新问题。他说：“你是搞脓病的，你把这个项目给饲养室吧。”我说：“行。”于是，我就把这个项目给了饲养技术室，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小蚕保护育研究，并在全国推广了小蚕保护育。不能全龄养，柞叶供不起，就是野外饲养损失最大的1、2、3龄阶段，进行室内育或土坑育，然后在3龄以后上山放养，这样就解决了小蚕的保护问题。我下乡把这个方法教给了村民，我在农村或蚕种场对卵进行消毒后，把卵交给村民去养蚕，虽然还有蚕发病，但不是那么严重了。

问题出在哪里？我选了一个柞蚕发病最严重的农户家里，户主叫邓连春。我让所里实验室的同志把他家里的蚕卵消毒了，放在磁盘（就是实验室里的那种珐琅盘）里，上边用纸封上；另一个盘不封，把它放在邓连春家里边的立柜上，一连放了3天。拿回来之后，把用纸封盖的这个盘打开，不封盖这一盘，则取一半重新对卵面进行消毒，另一半不消毒，就这样在研究所的蚕场里进行对照试验。结果出来了，经我覆盖的一组和不覆盖的重新消毒的一半都没发病，但不覆盖也没有进行消毒的这组则发病了。这说明，村民的屋里环境中病毒量很大。我原来推广的卵面消毒的办法，在蚕区农村家里面还有一个重新感染的问题，这样就必须解决重新感染问题。村民在卵消毒之后或从蚕种场买回蚕卵之后，不能马上出蚕，也不好掌握哪一天出蚕，只能做一个平盘，卵放在里边，用纸糊上（因柞蚕卵呼吸量很小），糊上之后，等在里面见到蚕再打开，直接把盘子端到山上。我反复试验，解决了春蚕发病的问题。为了在农户中进一步确定这个问题，我让实验室的同志去把农村养蚕人的衣服用水洗一洗拿回来，把墙上的土抠一点，地面的土取一点，然后给消毒的卵面涂上，包括装卵和养蚕的筐上也都涂上。这样一试验，又明确了一个问题，就是东北柞蚕饲养历史上，就没有养蚕消毒这个概念，而卵消毒后放在住室中，也会重新感染。我用保卵盒这个办法，就解决了春蚕发病问题。

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

秋蚕怎么养呢？农户在蚕蛾出来后，直接把它拴到树上，用一种蛾草一头绑一个蛾，另一端再绑一个蛾，再把这个拴蛾的草搭到树上，这样就在树干上产卵。经过10余天时间出蚕后上树，这是农户的养蚕方法。按理来说，蚕出来就上树，就不会发病了，但是不行，如果春蚕发病重的话，秋蚕也会大量发病。秋蚕蛾子出来时，茧子沾上了很多病蚕浓汁。蛾出来时肚子是湿的，就把茧上的病毒都沾到了肚子上。上山产卵的时候，肚下面有个产卵器，产卵时就把病毒沾到卵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样就得改一下养蚕方法，上山往树上喷药，不行。也不能保证消毒，一般福尔马林消毒效果可保持20—30分钟呢，这样靠喷药不行。另外，蛾卵在山上十多天，损失也很大，那些乌鸦一天时间就能吃一些，再加上风吹日晒，损失也很大，所以上山拴蛾的卵损失很大，而这种方法脓病感染也很重。

后来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就是用牛皮纸产卵，农业厅在造纸厂买了牛皮纸，供给蚕民，做成大的茧床，把牛皮纸铺在床上，蛾子出来以后把腿剪掉，翅膀也剪掉一部分，放在床上产卵，这样产的卵基本上很均匀，把产卵的纸一起消毒，剪成条，带着卵上山出蚕。为什么用牛皮纸？因为牛皮纸带着卵，用药泡的时候不软，就放在屋里挂上，出蚕送到山上。但是这样还发病，因为在屋里还要挂上几天，就是上面说的那个道理，重新感染。这样不行，怎么办呢？后来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出蚕前一天，把药准备好，把卵纸放在药液里，消完毒之后用水冲一冲，撕成纸块。明天出蚕，今晚就挂到树上去，这样就没有在屋里再感染的问题。这样，秋蚕大量饲养当中，柞蚕脓病用一句话，即“出蚕前一天卵面消毒直接上山”，就解决了，并很快推广了。

报成果，必须把传染规律、病毒形态、防治方法、病毒在自然状态下的状态等，都反映出来

实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你要报成果，就要求你全面了解这个病毒，你不能没有论文。我有5篇文章，都是涉及这方面的，这样才能报成果，必须把传染规律、病毒形态、防治方法、病毒在自然状态下的状态等，都反映出来，才能报给国家。

老所长王宗武1960年调到这个所之后就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在山区的研究所知识缺乏，和外界沟通比较少。当时就提出一个大协作，这也是蚕科所成功的两大法宝：一个是群众路线，再一个就是大协作。他到农业部去开会，农业部部长点名说：“王宗武，你柞蚕生产中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大会被点名，很难受的，所以后来就提出“大协作”这条路。“总结群众经验”的路子，是原来的刘云亭老所长提出来的，他是1947年辽东地区解放时从山东调来的老干部，这个所坚持群众路线，并把它迁到农村，和他的指导思想有关系；而“大协作”是王宗武所长带来的指导思想。

我后期解决核型多角体病毒（NPV）这个课题，得靠科学院系统。当时，沈阳有一个林土研究所，是科学院研究林业和土壤的一个研究所，这个所的设备是先进的，我派课题组的尤锡镇和他们搞合作。病毒的多角体形态显微镜能看，但病毒粒子形态，那是一般显微镜看不见的。病毒粒子很小，形态就像抽的烟卷似的，传染最直接的是病毒粒子。在变成病毒粒子以前，细胞核内是一束一束的，这种形状叫病毒束。病毒束、病毒粒子怎样侵染都得弄明白。像样的材料，如国家发明或填补国际空白的成果都是要有的，不仅仅要在形态上弄明白。下一步就是病毒怎样进到蚕的体内细胞里，这个我们都得研究，是靠合作来完成的。

病毒传染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将多角体病毒吃进去，再一个是通过皮肤创伤进去（比较少）。主要是口服吃进去，在胃里面，靠胃液溶化，变成病毒粒子，然后通过细胞进去。病毒粒子钻进细胞壁一半的时候，我拍了照片，把钻进的细胞也用电镜技术切成片来观察，看到它进去以后，在细胞质里没有寄生，却在细胞核里寄生，最后形成多角体。我把这个过程都研究出来，通过“协作”把柞蚕核型多角体病毒研究得比较透彻，在完成成果申报的时候发表了有关防治方法、传染规律等的5篇论文。

这个成果当时在辽宁省科委评了一个二等奖，在农业部评了技术改进奖一等奖，这都是1981年的事，之后又经过申报，报到国家，1985年又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982年开始，我担任这个所的副所长，两年后任所长。任职期间，这个所获得省部级成果30多项。由于这些贡献，1989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我“辽宁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同年，我又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柞蚕病毒基因载体重组外源基因的研究”，就是把病毒多角体基因作为载体重组有用的外源基因

1993年，我建立了辽宁省农科院大连生物技术研究所。我觉得，柞蚕的一些常规研究差不多了，再也没有什么大的项目，因为重大的成果必须基于生产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通过三十几年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我当时是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看到生物技术在当时很重要，就和省农科院院长商量，省里应该建立一个生物技术研究所。1996年，这个所完全进入正轨后，我就退下来了。所里的人员都是蚕科所（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里来的，我挑了一些这方面基础差不多的20多人，带到这里来。

这个生物所的前身是一个生物技术研究室，也叫新技术研究室。一开始这个研究室为了改善环境而迁到丹东，成立了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建立以后，我觉得丹东比较闭塞，经济情况不好，文化系统里没有一个正牌大学，后来和院里商量后，就在大连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建立研究所。从我的思路来说，脓病的研究前一阶段完成了，但是这个病毒的研究，应该延伸一点。所以，这个所建立以后的主要课题也是第一个大课题——“柞蚕病毒基因载体重组外源基因的研究”，就是把病毒多角体基因作为载体重组有用的外源基因。最开始想用药用基因，重组上以后，通过蛹进行繁殖生产，这是先进的技术，也就是常规的进入基因工程的研究，脑子里当时这样想的，于是，一边建所一边跑计委要钱，开展这个项目。后来这个所发展得不错，开展了很多方面的研究。

这个所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叫张春发，建所时我把他带来的，我原来派他去日本东京大学，师从名取进二教授，研究昆虫抗病物质。后来又派他去加拿大，了解这方面的东西。他多次出国，是几年培养出来的，最后取得了博士学位。我想我退了以后把这个所交给他，但是后来他遇到一些个人问题，就走了，使这个所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大连的大专院校很多，国家对干部不限制，你觉得不好就可以走，但大部分人坚持了下来。

我退休是1996年，到现在有20年了，像样的、能报到国家进行生产应用的成果没有，但是论文不少，小成果有一些。现在对于生物技术所，我的想法就是在原来蚕科所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平台，常规的我不搞，要提高柞蚕本身的价值，因为价值低，你就无法生存。

再一个是综合利用，把昆虫用到各个方面去，在这方面现在搞得还不错。把昆虫蛹里的抗病物质提取出来，如抗菌肽等，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可用于畜禽。小鸡刚孵出来爱得病，过去用抗生素，但抗生素不能乱用，会使得鸡蛋出口受限制，于是在小鸡等家禽的食物中加了从昆虫蛹里提取的抗病物质。另外，在水产方面，海参也很贵，也会得病，这种物质也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不少。

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困难是提取物弄得不好，抗病物质失活。我们把柞蚕蛹血取出来，制成含抗菌物的粉，做成药，名叫“九如天宝”口服药，可以治疗肝炎等。当时和海南一家药厂合作，但是由于管理经营不善，和海南的合作赔钱了，后来黄了，于是产品就停了。实验方面还没有大批量实用，都是小批量在搞。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柞蚕综合利用，用在各种产品上；二是基因工程；三是农作物基因工程，往深化方面搞。病毒多角体当中，病毒粒子所占很少，多角体基因比较大，在这个基因上重组外源基因，利用这个基因，为人类服务，这是个课题。我原来以为这个项目三五年就能成，但实际上不行，还要几年之后才能出成果。现在，外源基因的重组，在操作上都解决了，要用细胞繁殖，柞蚕这个细胞培养就研究了十几年，柞蚕的细胞很难培养，没有现成的细胞，把细胞培养活了，还要对重组基因提纯，所以，高端的研究比较难一些，比较复杂。可是这个所坚持了20年，所里已有一批人才，包括硕士、博士。我原来在山沟沟里，人才难进，多是中专生、大学生，没见过硕士，就是到这里才解决了人才问题，也解决了设备问题，现在的设备都很好，你看这个会议室，原来这个所都很土的，现在条件不错。

我爱人和我是同学，一开始分配到农村，后来调到所里和我一起工作。她一开始搞柞蚕饲料，后来又搞蓖麻蚕，以后又搞图书管理，但是在1962年，被精简为家庭妇女（那时候国家精简机构人员），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回来工作。

采访时间：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