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都锦生丝织厂：曾经辉煌的全国闻名丝绸企业

来成勋

来成勋

来成勋　原杭州都锦生丝织厂总工程师、生产副厂长兼原杭州织锦研究所所长

来成勋，1982年担任杭州都锦生丝织厂总工程师和生产副厂长，任职期间，该厂获得国家优质产品奖（金牌、银牌）产品4种，部优产品8种，省优产品15种，他亲自设计了2个国家著名商标——“飞童牌”“厂字牌”。1986年，产品质量正品率为99.13%，在全国丝绸行业排第一位，各项科研成果和产品设计多次获得省科技三等奖、省丝绸公司科技二等奖、市丝绸公司一等奖和市科委科技一等奖。撰写了《浙江省丝织操作法》，在全省得到应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优秀通讯员，七八十年代是《丝绸》杂志的特约作者。1987—1991年，兼任中国丝绸博物馆筹建处主任。曾为杭州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二、三、四届委员和常委，曾兼任杭州市纺织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丝绸协会会员。多次荣获省、市优秀质量工作者称号。在职期间，共荣获国家经委，纺织工业部，省、市人民政府、科委，中国丝绸公司，省、市丝绸公司奖状36项。

当时厂党委在向检查团提交的汇报中提到，来成勋同志在打这场质量翻身仗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1932年出生，原杭州市机关业余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我原来是杭州锦丰丝织厂的管理人员，报考到国营的省丝绸公司工作，后来又到杭州市纺织工业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工作，前后约15年，一直到1962年才到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工作。

我从事丝绸工作40余年，由丝绸厂到国营企业、机关，再到丝绸厂，曾任省丝绸公司杭州支公司、市纺织工业局技术员，调入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后，先后任技术科长、总工程师和生产副厂长兼杭州织锦研究所所长，1987年兼任中国丝绸博物馆筹建处主任，直到退休。

我是都锦生丝织厂第一个工程师、杭州市丝绸系统第一个总工程师，也是全省丝绸界唯一的生产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是集生产、技术、管理于一身的厂级干部。

杭州都锦生丝织厂是全国著名的丝织厂，是当时的大庆式企业，拥有丝织机500余台，职工2980余人，产品独特，工艺精湛。产品质量水平久居同行业榜首，获国家优质产品奖（金牌、银牌）的产品在全国丝绸行业中最多（4种），部优产品8种，省优产品15种，还有“飞童牌”“厂字牌”2个国家著名商标，都在人民大会堂由副总理姚依林亲自授奖。

都锦生是全国闻名的丝绸企业，过去的一些外国首相、总理等重要外宾到杭州，十有八九都要到这个厂参观。周总理有四次到我们厂参观，除了毛主席以外，叶剑英、徐向前等国家领导人差不多都来过，评价也非常好。周总理对我们厂非常熟悉，他经常讲这么一句话：“都锦生，我可以给你们当讲解员了。”“文革”时期，都锦生改名为东方红丝织厂，1972年，周总理将我们厂改称“杭州织锦厂”。到20世纪80年代才恢复“都锦生”这个厂名。周总理向外宾介绍，我们厂8×8梭箱的丝织机在国际上还没有，在上海工业展览馆展出的时候，周总理听说8×8梭箱丝织机是一个工人王祖寅革新成功的，周总理说很了不起，后来看到我们这位工人，就说：“老王，你好！”

全国丝绸厂都是传统企业，其规模从小到大都有，所以企业管理虽然比较健全，但并不科学，一些关键的生产技术一般掌握在技术人员手中。全国丝织行业的考核，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即在完成八项指标的前提下，质量正品率最高的就是先进企业。

我主管生产、技术和科研，我负责的指标是总产量、分品种产量和产品质量。1966年，我们厂的质量正品率为99.13%，在全省丝绸行业排第一位，在“文革”期间，一直降到60%左右。后来拨乱反正了，国家提出要狠抓产品质量，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争创大庆式企业。

我们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整顿，但由于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积重难返，就是达不到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质量正品率和实物质量。当时压力很大，为此我提出了一个质量升级规划，就是必须发动群众，声势浩大地打四场硬仗（设备维修、工艺检查、纹版整顿、操作大练兵），进行彻底整顿。厂党委十分重视，规划实施后不久，产品质量不断上升，消耗降低，工厂面貌大变，质量一等品率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通过了上级组织的大检查，当时厂党委在向检查团提交的汇报中提到，来成勋同志在打这场质量翻身仗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有都锦生简报为证。

我厂的丝织风景，早在1926年美国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就获得过金质奖章

全国在狠抓产品质量中，建立了国家质量奖（金银奖）制度。当时省、市级评比的条件是：同品种质量一等品率和实物水平均达到第一名，同行业公认的优秀即为省、市级优质产品。其中，经全国评议有突出成绩，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产品由纺织工业部评定获得金质奖或银质奖。当时，省丝绸公司只报送我厂的53103人丝织锦缎为部优产品。会上我提出异议，我认为我厂的风景织锦和装饰织锦（台毯、靠垫、壁挂等）两个大系列产品有条件上报，当时省公司的理由是这属于丝织工艺品，工艺品要到省二轻系统去评报。我说，省二轻局不是我们的上级单位，怎么去评报呢？我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上级公司的支持，省公司才同意上报。在全国纺织会议上，我认真宣传我们的产品。53103人丝织锦缎光泽鲜艳，绸面好似镜子一样光亮，在香港市场上极为畅销，并逼退了日本人的丝织锦缎。最后接到通知，两只产品分别被评为金银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3年后，我厂又有2个产品获得金、银奖牌各1块。一共4个产品（金、银奖牌各2块）。

（中）都锦生丝织厂荣获国家金银质合影，1979年，杭州

我厂的丝织风景，早在1926年美国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就获得过金质奖章。几十年来，工艺上精益求精，品种上又扩展到名人书画，还有丝织人像，成为独特产品。新中国成立后，厂里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朱德的人像，特别是斯大林的以克里姆林宫为背景的彩色全身像，在苏联和东欧民主主义国家中影响极大，这些国家的人民纷纷要来杭州参观都锦生丝织厂，为此厂址从艮山门迁移到西湖边（现在的凤起路厂址）。当时，纺织工业部的郝建秀部长听了都很感兴趣，并询问了不少关于我厂生产环节的问题，周总理也四次陪同外宾来到我厂。

1982年进行了金银牌产品的全国性复查，这又是一场硬仗。当时，纺织工业部指定上海市、江苏省和江西省组成检查组检查我厂（杭州丝绸系统只有我一家有金、银奖牌产品），按当时规定，检查合格的重新发奖，不合格的取消。金银奖的获得，涉及省、市荣誉，所以上级极为重视，市人大、市政府会议上也大讲特讲，同时各级领导不断来厂检查，并说1982年是大比之年，绝不能出问题。厂党委决定由我担任总指挥，不服从指挥的可以先斩后奏。我大权在握，即从设备、工艺、操作方面整顿，后经3个省（区、市）组成的检查组一周多的检查，包括实物质量、全面质量管理、计量工作以及技术管理，并多次召开各类群众座谈会后，一致通过了。

在全国丝绸会议上，省公司指定我为浙江省丝绸公司的代表（原本规定的是，企业没有代表名额）。省丝绸公司何祥林副经理作为东道主参加评委会，会上指定我介绍经验，检查组长、上海的工程师介绍都锦生的管理时是没有话讲的，一致通过了。不料，到了国家评委会的时候出了问题，通知浙江省计经委，都锦生厂要减少1块银牌，即风景织锦系列和装饰织锦系列合并为1块，且要把协作厂（练染厂）的金牌取消。当时，任务落到我身上，我放弃了市政府去庐山休养的机会，要求上级单位同赴北京。我随即与省计经委技术处吴工程师、省轻工业厅科技处潘必兴处长及省丝绸公司陆彩琴3个领导单位的同志赶赴北京交涉。在纺织工业部和中国丝绸公司的支持下，到国家评委会秘书长家里请求取消决定。第一、二次交涉未果，第三次我申述了将2个系列产品合并为1块银牌会影响到工人们的奖金，而且两个系列是2个车间分别生产的。国家评委会秘书长宋力穷同志即问省计经委同志是否真的这样。省计经委吴工回答：国家奖奖金由上级批准，在厂里基金中支付。听说要影响工人奖金，宋秘书长这才同意了。至于取消协作厂（练染厂）金牌的问题，我提出，这次是复查合格，协作厂仍应发给金牌。以后新评上的产品，可以按新规定办理。他们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终于圆满完成任务而归。

（右）与上海博物馆费钦生合影，1992年，杭州

在科研项目上最突出的有8项，其中6项是我个人研究成功的，还有2项我是项目负责人

在创优工程中，我为厂里设计了2个产品的商标（飞童牌、厂字牌）。厂里要求这2个商标画得细致，呈简单线条型。因为复杂的商标不能织上去，所以我跟我女儿讲：“你帮我画一个。”她是既搞美术也搞设计的。我跟她说，这个“飞童”要有几根飘带，会飞的就可以了，越简单越好。她搞了1个就对头了。“厂字牌”搞了1个以杭州风景为背景的图案，也通过了。(www.xing528.com)

我设计了3个新产品。当时处于外贸低潮期，生产任务不足，我们是外宾参观厂，不能停台，其中飞童牌褥面锦被沈阳铁西百货公司和天津劝业商场全部包销。有2种服饰织锦缎也畅销，解决了100余台机器的生产任务，褥面是北方人的床上用品，历史上都用花布加两边黑布缝制而成。织锦褥面是全部织成的丝绸产品，档次大大提高，是北方的一个划时代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极为畅销。而且增加了不少利润，织锦褥面的利润率比绸缎高出5倍，即用同样的原料，销售价提高60%以上，从而获得国家经委、纺织工业部、浙江省、杭州市的新产品奖。

我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大幅度提高了技术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因此有了保证。同时，我建立了厂计量办公室和实验室，以及四大管理（原料管理、工艺管理、设备管理、操作管理）制度。我还建立了厂档案室，我负责产品工艺规程、设备、操作、原料和科研项目等方面，并为省公司撰写了《浙江省丝织操作法》，这本手册囊括了在全省操作比武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比较实用。我还负责制订了60多个产品的工艺规程，突破了人丝织锦缎“经柳”关，解决了醋纤玉锦缎的静电污染问题，以及电力纺织品种的纬罗纹档等多年得不到解决的生产关键问题，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

在科研项目上最突出的有8项，其中6项是我个人研究成功的，还有2项我是项目负责人。

1.BD2助剂：取消传统的织机上经面手工打蜡的工序，使绸面增加光泽，防止静电，减少织造时的“糙”和“积落头”病疵，减少断头，获省科技三等奖，省丝绸公司科技二等奖。

2.BD3助剂：解决高经密织机上的通丝夹起问题，获市丝绸公司一等奖。

3.研究成功“静电消除剂”，突破了醋纤原料及双经织物上的“柱渍”，从而完成出口任务，获丝绸公司一等奖。

4.研究用“硅胶”代替传统的生石灰用于原料防潮，它吸湿缓和，使用寿命长，又不污染车间环境，改变了丝绸厂有史以来的传统工艺，获市丝绸公司一等奖，在《丝绸》杂志上进行了推广。

5.研究用尼龙代替织机上的铸铁曲轴大齿轮，减少机械噪音10分贝以上，节约了生产成本（省公司项目），这是由我提出和宁波塑料厂合作研制的。

6.“织机多梭箱自动换梭换道”摆脱手工换梭换道（色道），获市科委项目一等奖，我是项目负责人（具体工作由陈雷杰同志负责）。

7.程序控制计算机监控，对织机运转中的分台时产量、分品种累计产量、单位产量、总产量都一目了然，获市科委科技一等奖，我是项目负责人（具体由周建华同志负责）。

8.研究成功JU净洗剂，其独特功能是洗掉色纺织产品上的油渍，不影响绸面色泽，不留痕迹（传统上用高级汽油和力士香皂洗渍，弊病是渍洗掉了，但绸面上的颜色也洗掉了），保证产品质量，挽救了不少由污渍造成的次品，并帮助全省不少兄弟厂解决了这个难题。

全厂织机从300台增加到500余台，职工从1600余人增加到2986人，年上缴利润从300余万元上升到近600万元

为了提高全厂工人的操作技术水平，结合升级考试，我制订了全厂48个工种的操作技术考核标准（理论和实际操作），并在市丝绸公司召开的有厂长、书记、劳工科科长和技术科科长参加的大会上汇报推广。质量管理、产品质量水平、科研项目奖、国家金银质奖、部省市优质产品奖和计量工作水平以及全面质量管理，都是评比一个厂所属等级的计分依据。1988年，我厂被评为二级企业。

1980年，我还制订起草了两个重要规划：一是生产发展和厂房改造，二是技术改造。当时，都锦生是在一个小型棉纺织厂的基础上改建的，新建的车间已有30余年。最老的车间已有60余年，厂房破旧。1982年，国家技术局宋力穷局长来厂参观时正逢雷阵雨，到了车间见到到处漏水，用不少塑料布遮盖，工人赤膊。他当时说：“你们厂是代表国家的，这个样子怎么能让外宾参观？你们是否有改造规划？”我回答说：“有。”我立即把这两个规划交给了宋局长。由于是外宾参观厂，两个规划受到纺织工业部和国家技术局的重视，不久，由省计经委通知厂里派人到北京汇报具体情况，当时杭州市副市长赵玉温亲自到厂，研究后指定由田锡根副厂长和我一起到北京向他们做详细汇报。改造方案不久得到批准。国家同意让我们新建和改建两个织造车间及外宾接待楼、食堂、幼儿园等，合计2.5万平方米，附带1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从而全厂织机从300台增加到500余台，职工从1600余人增加到2986人，年上缴利润从300余万元上升到近600万元，解决了1300余人的就业。为了便于外宾参观职工住房，市规划局特批在天目山路、马塍路、余杭塘路3处中心地段建造7幢6层的标准楼，开始改变了不少职工住房拥挤的情况。

参加中国丝绸博物馆建馆方案竞赛交底会议，1989年，杭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是《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的优秀通讯员，当时我在市纺织局工作，大量报道了行业中的先进事迹。我的不少报道，《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都配上了评论员文章，有的还配有社论。其中，我写的采访杭州经绒炼染厂的《下厂访问用户，提高产品质量》还被《人民日报》转载。七八十年代，我是《丝绸》杂志的特约作者，撰写的文章不下30篇。在“文革”初期，我还写了大型传单，由厂里400余人签名，由对开新闻纸铅印1万份，发到全国各地，影响极大，从而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筹建中国丝绸博物馆时，我是第一任筹建处主任。当时，建馆的大致地点是玉皇山前，馆址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厉德馨和丝绸界元老朱新予同志决定。我在筹建处做的工作是：定规模，设计大致布局，广泛征求各界意见，进行建筑设计方案招标和审定。最后浙江省建筑设计院中标，由省第一建筑公司承建。建筑招标奠基后开始建设，并选定由上海博物馆负责陈列设计。我1991年退休，1992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开馆。最重要的是，通过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老经理陈诚中，争取到了“中国丝绸博物馆”这块牌子，当时苏州市派出全国人大代表先我们一步到北京活动，争取这块牌子。竞争很激烈，最后由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党委会投票决定，结果苏州仅以一票之差败给杭州。也还是陈经理的面子，请赵朴初同志题写了“中国丝绸博物馆”馆名。通过香港华润丝绸有限公司的努力，在香港丝绸界募得大批捐助款。据说，该公司先是参加了杭州西子宾馆内我们筹建处召开的大会后，再在香港聘用公关小姐逐户上门联系，最后得到大批款项，解决了筹建费用不足的问题，当时投资拨款只有近1700万元。

退休后的第一个十年，我被乡镇企业绸厂聘为顾问，帮助4家绸厂扩大了生产规模，让经营和生产管理上等级、上水平，受到余杭县（今杭州余杭区）、衢州市、江西省工业厅的嘉奖。我为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荣获“杭州市西湖区优秀党员”“杭州市‘二十佳’和谐家庭”“西湖区‘十佳美丽幸福人物’”“杭州市优秀志愿者”等30余项荣誉称号。

（右）中国丝绸博物馆开馆仪式，1992年，杭州

采访时间：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