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丝路：中国丝绸业巨头的传奇经历

孙燕谋

孙燕谋　原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孙燕谋，1950年毕业于中国纺织工程学院纺织系，被招聘到辽宁省柞蚕丝织公司。曾任辽宁省纺织工业厅丝绸处副处长、辽宁省丝绸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间，“DV型密度梯度粘合滤料”（与东北工学院合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时间不详）和纺织部四等奖（时间不详）。1983年任中国丝绸公司副总经理，1985年提出并实施丝绸价格改革工作，同年制订“1986”本；会同国家旅游局为在杭州筹建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申请下发文件。1987年任纺织工业部中国丝绸实业公司总经理。1990年组建更名后的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任总经理。发表有关丝绸业、丝绸价格改革等论文多篇。曾兼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辽宁省分会秘书长，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丝绸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分册）丝绸卷编委会编辑委员，《丝绸》期刊副主任编委，全国丝绸信息中心副主任委员。2006年获中国丝绸协会颁发的全国茧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2019年3月14日去世。

丹东有个绢纺厂，当时叫辽东柞丝第一纺织厂

我1929年9月出生在无锡市。我父亲全面抗战以前在苏北如皋县当公务员，我母亲是小学教员。我在无锡上学，在无锡读小学、初中。汪伪政府在无锡办了一所江苏省立无锡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我念了两年高中，学的是机械科。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就到了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从重庆回来以后对大学生要甄别，所以在南京办了一所临时大学补习班和先修班。补习班是针对已读大学的，先修班是针对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来上大学的，实际上就是审查。

对高中毕业考大学的人也要甄别，要到先修班去上六个月的课，才能参加1946年暑期高考。我考进了中国纺织工学院。我们那个学校是原来申新系统办的，以前是专科，学制2年半。我们那一届是第6届，开始改学院制（本科），学4年。

1950年3月，我提前3个月毕业。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刚好东北有几个招聘团到上海来招聘，当时大连旅大（是一个特区，苏联管的）工业厅到上海来招聘，辽东省工业厅、农业厅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也在上海招聘。学校同班同学一部分就到了大连，我同朱克敏就应聘到辽东省工业厅。工业厅那时候刚好在工业普查，丹东解放以后，他们管的很多企业装备、设备都没有底子。搞普查，有的人连电动机上那个铭牌都看不明白，不内行，我俩去帮着搞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被分到辽东省柞蚕丝织公司。不到半个月，正厅长鞠抗捷、副厅长李铁伦，还有丝织公司的经理孙振方，一个副经理罗建华和一个党委书记，请我们吃饭。丝织公司有一个总工程师，山东人，叫钟启宇，他是在法国的里昂学丝织的，抗战胜利以后，他就回来搞本行了，在丝织公司里面的工程师室。我同朱克敏两个人就在他那个工程师室里面工作了3个多月，搞一些设备管理、工艺管理，搞一些制度啊，搞一些其他东西，到几个厂子了解一下情况。当时织机是铁木机，缫丝是干缫，他们叫电缫，很简单的，还没有水缫呢。

丹东有个绢纺厂，当时叫辽东柞丝第一纺织厂，厂长是无锡宜兴人，叫史济德。这家厂原来是东北纺管局管的，因为纺织局专门管棉纺，这个绢纺厂拟交地方管。这家厂就归属辽东省工业厅了，厂长也换掉了。史济德调回东北纺管局去了，新厂长是原来辽东工业厅的人事处长，叫林路。我调到绢纺厂被安排到生产科。10月份国庆节放假的最后一天，厂长在市里参加市委紧急会议后，召开紧急中层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有关要迁厂的决定。说打仗很危险，要叫工厂做好搬厂的准备，在10天到15天以内，把丹东全市所有的学校、工厂、机关统统搬走，因为10月25日宣布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

这个厂在丹东不算大，有4千多锭子，还有1千多毛纺锭，有1千多人。骨干要跟着厂子走，工资照发，留下来的发一部分生活费。绝大部分人都走了。我属于第二批撤退的，大概10月中旬吧，撤到山城镇。山城镇原来是辽东省管的，1955年被划到吉林省去了，因为它是在吉林省和辽宁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省委书记李涛题词：“绢纺厂的重建标志着辽东工业的新生”

1950年的年底，辽东省的省政府就叫我们厂子恢复生产。在丹东五龙背离市区25公里的一个郊区，有一个分厂织长毛绒，供应志愿军，做军用帽子。上海原来有一家做长毛绒的，但它供应不上，所以要我们在五龙背用绢丝同羊毛混纺做长毛绒，专供那家厂子生产志愿军冬天用的帽子。

要恢复生产就要去找地方把绢纺厂恢复起来，厂长带我和一个搞土建的工程师，到东北四平、长春、哈尔滨等七个大地方去看看，找来找去还是觉得五龙背好，有温泉。它原来是辽东省农业厅的一个柞蚕试验场，就是培养柞蚕蚕种的，有一些房子，山坡下面有一片柞林，地方比较大，建我们这个有15000平方米的厂房挺好。回来向省长一汇报，省长说好，柞蚕研究所就搬到了凤城县的四台子，那块地让给我们建绢纺厂。

1952年的春节前后，我们开始设计图纸。请的土建工程师中有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电气工程师是中国人，我同另外一个低我一届的同事搞工艺。我俩一块儿把排列平面图弄好，3月一开春就施工。上面屋顶在盖瓦，我们在下面就安装设备了，到10月，近2万平方米的厂房统统弄好了。年底设备也安装好了，那个时候效率真高，不到10个月就投产了。省委书记李涛题词：“绢纺厂的重建标志着辽东工业的新生。”现在厂没有了，设备没有了，省委书记原来刻在门楣上面的字迹还在。

投产以后，1954年，厂里任命我当生产科的副科长。后来工厂又学习哈尔滨亚麻厂的苏联的企业管理经验，车间不叫车间，叫分场，我不久又转岗到设备动力分场，就是管设备、管动力，后来我又任分场的副主任。

1955年、1956年两年柞蚕茧大丰收，一个绢纺厂吃不了，1957年要建第二个绢纺厂，地点选在鞍山。为什么选在鞍山呢？当时刘少奇去参观鞍钢时，鞍山的市委书记和鞍钢的总经理向刘少奇反映，说我们这个重工业基地男工人多，女职工就业岗位少，鞍山应该是重工业同轻工业一起发展，要照顾轻工业。省里就叫我们工厂在鞍山筹备第二个绢纺厂，筹建处就在五龙背绢纺厂，我又当了基建科的副科长。

第一步就是在1956年的时候，先把我们这个厂从原来的4600多锭子扩大到10000锭。第二步是在1957年5月把筹建处搬到鞍山，筹建第二绢纺厂。鞍山很重视，把一个公园里面的办公楼整个让给我们，我们就在这个公园里面办公。为了把工厂搞得先进些，我们还到哈尔滨亚麻厂去学苏联的亚麻脱胶车间，用化学站形式输送配料液体，把厂房结构委托给沈阳建筑工程部东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建筑工程部设计。建新厂的木材、钢筋都已经到货了，结果“大跃进”大炼钢铁，把我们的指标划出到鞍钢去了，我们也到鞍钢的铸管厂去炼钢了。后来项目撤了，厂也不建了，1959年我们这些干部都被安排到鞍山市，我到鞍山轻工业局纺织科任副科长。1958年辽阳棉纺厂、麻纺厂，海城丝绸厂都被下放给鞍山市管，纺织科就管辖这几个厂。1960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纠正“大跃进”时期一些不当政策，原下放的大型企业又收归省管。1961年我被调到辽宁纺织厅去了，一直到1968年。1968年以后，辽宁省所有干部下放到盘锦干校，我又在干校干了1年，前3个月在深井钻机旁干搅拌泥浆，后9个月回纺织连食堂烧回风灶。

现在很多工厂生产的这种无纺DV型粘合型滤料都采用了我们的这个工艺

1973年开始，下放干部陆续回省，我在近年底的时候回到纺织厅丝绸处当工程师。经过“文革”，国内的工业生产普遍下滑。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一个教授叫王金波，现在同我关系还挺好，他是冶金系的。他对纺织不熟悉，当时武汉钢铁公司扩建，成套进口德国设备，他拿了几块德国进口的过滤材料样品到我们纺织厅丝绸处，想搞一台梳棉机，在实验室里自己搞试制。我一看样品原材料是化纤的——合成纤维，是蓬蓬松松的，粘在一块儿的，就希望给他们解决梳棉机。我说在纺织行业里面有多种梳棉机：梳羊毛的，毛纺工业叫梳毛机；梳棉花的，棉纺工业叫梳棉机；绢纺工业里梳绢纺的叫圆梳机；棉纺里面还有精梳机。我说即使给你一台棉纺的梳棉机，既要包针布，还要磨针，你在实验室做试验是挺麻烦的。我说你把这个样品放在这里，我给你找个有棉又有毛的厂子，再一起一点点做试验，另外再找一些国外的资料看看，两家合作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大。

（右）参加中国纺大校庆，1991年，上海

丹东绢纺厂有个家属工厂，里面有旧的棉纺梳棉机、毛的梳毛机和绢的圆梳机，还有做毛毯和拉毛、烘干等的设备。不出几天，我陪同王金波等数人一起到丹东五龙背那个厂，把样品交给厂长看，说是用在钢铁厂的空气过滤，我说今后需求量肯定很大。厂长说用我厂的设备做试验不要一分钱，但是研究成功以后，只要求安排在我这里生产，有个新产品可以扩大生产。

后来，我又领着丹东绢纺厂的人到东北工学院的实验室去看，他们原来做通风试验有一套完整装备。不久他们在一套资料上看到，这个粘合的东西就是以前我们搞的一种原料叫作维尼纶，是聚乙烯醇一类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做维尼纶的最后一道工序，没有把它缩醛化的一个半成品，它在60℃就熔化了，化了以后再一冷却就又粘起来了，粘合剂就是那个东西。

接着，又到北京的维尼纶厂，该厂是用中国自己的技术在生产维尼纶。维尼纶的原料是电石，电石出来是乙炔，乙炔是C2H2，很简单。我们拿了一包样品回来，手工把它混在里面以后用烤箱一烤，拿出来以后一冷却粘在一块儿了，哈，好极了。后来我们就到北京维尼纶厂买了好几十公斤，带回五龙背，就用合成纤维混在毛纺的梳毛机里面，对比例和温度做了好多次测试试验，研究生产出了第一块过滤材料。在实验室做通风试验，行了。工艺突破以后就生产了一部分，并开了鉴定会。五龙背第一家搞起来，通过东北工学院报到冶金部，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我那时候刚好被提拔当了辽宁省丝绸公司副总经理，由于得奖名额有限，所以我没有署名。后来这个项目又在纺织部得了四等奖。

现在很多工厂生产的这种无纺DV型粘合型滤料都是采用我们的这个工艺，对于我来说，也是同东北工学院共同搞创新科技的产品。

辽宁省在1979年9月成立了工商贸结合的辽宁省丝绸公司

在省委书记任仲夷和省委政研室主任高士瑾（原东北纺织管理局局长、辽宁纺织厅厅长）的支持下，辽宁省在1979年9月成立了工商贸结合的辽宁省丝绸公司，这是国内首家冲破各种藩篱，而且是丝绸业界众望所归、久盼的行业管理新模式。总经理叫罗建华（我任副总经理），原来是个资本家的儿子，他的父亲原来在上海就是做丝绸生意的。他在丹东有个叔叔搞了一个义泰祥丝绸厂，1941年太平洋战争暴发以后，罗建华在大学三年级就被从上海叫到丹东，来接管这个工厂。他也感觉这个行业没有上面政策保护不好办，如果商业归商业，外贸归外贸，农业归农业，就是普通人家说的“叫娘娘不应叫爹爹不应，我这个孤儿寡母怎么弄啊？”

1982年，罗建华率队访问美国，向美国经销丝绸商介绍中国特产“柞蚕丝绸”，并与数家著名企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如：与美国沙马什公司达成海城“星海柞绸”合作生产协议；与一家商标公司谈成与松树丝绸厂长期合作定制丝织商标；还与另一家美国传统名牌专制高档装饰用悬挂“丝穗”的企业谈定，增加用柞蚕丝的品种，对方还同意我方派两名技术人员去美学习设计和制作技术，这是为了今后把产品生产部分转移到中国。(www.xing528.com)

1983年初，我们还派出两个技术人员小组，分别到瑞士和意大利学习新型染料应用到柞蚕丝绸的技术。同时，除了与日本有名望和实力的日本制服公司（NUC）谈妥丝绸服装（包括日本和服）长期供货外，对方还同意派时装表演模特老师来华培训我方模特，辽宁也由此组建了一支12人的丝绸时装模特队。与此同时，上海第一丝绸印染厂也组建了时装模特队。后期，中国丝绸公司成立，曾组织这些模特去德国法兰克福、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大阪等地的博览会参加丝绸时装表演。

1979年9月，由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吴震带队，率8名代表（当时我国还不是国际丝绸协会会员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国）参加了国际丝绸协会在瑞士卢塞恩召开的大会，我与上海丝绸工业公司吴裕贤总经理也去了。1981年10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理事会在泰国曼谷召开“亚太地区发展丝绸论坛”，我国由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袁跃峰率团三人（我与公司李有洲参加）参加。开会前，总公司责成我在江浙等省调研后，执笔大会发言稿，并由新华社译成英文稿，主旨是中国愿意全面协助亚太国家发展丝绸业。我的发言稿得到参会国的一致好评。国际丝绸协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大会。1983年9月在英国伦敦召开，那时，我国已申请成为正式会员国。由中国丝绸公司总经理王明俊带队，共15人参加（我和上海吴裕贤总经理等5人作为工业代表）。

丝绸行业要改革，必须实现农工商贸一体化，就是由一个部门来管，要有政策保护

陈诚中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他一直主张丝绸行业要改革，必须实现农工商贸一体化，就是由一个部门来管，要有政策保护。1吨棉花才2万多块钱，1吨丝现在要卖到33万块钱，一个工厂假如缫了1吨丝，卖不出去压在仓库里，33万块钱的利息要多少？哪一家都压不起，对不对啊？要压只有国家来托底，这个行业本身有这个特点。丝绸的创汇成本很低，1985年平均只有2.35元人民币创1美元（而那时的汇率是1美元换8—9元人民币）。当时，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纺织品，机械产品出口很少，纺织品出口中丝绸占比较大，所以当时国家对丝绸较重视。

当时王庄穆、孙和清，一个是纺织部的，一个是外贸部的，都是工程师，以他们两个为主，提出要成立丝绸公司的方案，写了以后叫陈诚中看，往上报，这个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在酝酿了。

（右一）与老同学相聚，2014年

在全国丝绸业界期盼下，国务院于1981年12月7日正式发文，批准国务院财贸小组关于成立中国丝绸公司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国丝绸公司，委托国务院财贸小组代管（实际上后来由国家经委管理）。随后几年，全国各生产省（市）相继成立了相应的丝绸公司。鉴于全国丝绸业创汇较多而技术装备落后，国家经委在头几年安排了较多的技改项目和费用，企业受惠许多。总公司在成立短短两三年内，协同省市公司发展合资企业，合资方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投产发展较好的是山东烟台和浙江杭州与德国合资的企业。丹东与意大利的合资，因后期经济纠纷未正式投产。

北京的中国丝绸公司总经理是王明俊担任的。当时已离休的陈诚中有个想法，我们这个公司成立以后放到哪呢？他的意思是要放到上海去，丝绸大部分出口都放在上海，而且是中央拿了2000万，准备在上海盖个大楼，地址就选在延安西路到虹桥飞机场去的那个地方。在北京成立中国丝绸公司，属于副部级，由经委代管，成熟以后迁上海，文件里面写得很清楚。所以好多原来想要回上海的干部，都要到丝绸公司来。我就从辽宁调北京了，上海的吴裕贤（上海丝绸公司总经理）也调来了。可能因为在丝绸工业行业的高层里我们两人外语和技术比较好吧，我们能同外国人进行一般的对话，技术、贸易的东西都还可以谈一谈。1983年，我作为辽宁的干部，参加了英国伦敦国际丝绸协会的会议，是王明俊带队的，工业方面去了一个上海的吴裕贤，纺织部一个处长，还有一个翻译。出国后王明俊一看我们（我和吴裕贤）懂外语，生产技术业务也很熟悉，回来以后就提名我们去北京，大概有点这个关系。

一个是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把丝绸的税降下来，再一个就是要把计算价格的办法改革

1984年上半年有3个月我在大连工学院参加了由国家经委办的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的学习，学了一些现代管理的东西，下半年开始我就在中国丝绸公司正式工作了。到北京后，我提出了价格要改革。那是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时候，价格双轨制嘛。比方说是计划经济1吨钢材4千块，市场经济就可以卖到5千、6千块钱，很多人不就是从这里面赚了钱嘛。丝绸价格改革就要把原来计划经济的价格突破，一个是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把丝绸的税降下来，再一个就是要把计算价格的办法改革。原来卡得很死的计算办法要放宽，工业就有好处。价格改革是1985年执行的，我们价格改革小组还出了一本册子，是王明俊题字的，这本册子我还留了一本。这是丝绸公司成立后的一大功劳。

有了中国丝绸公司，可以考虑丝绸行业的整体利益问题，这个价格起了一个最大的作用，税减少了，价格制定得合理了。企业卖不出去的丝可以得到国家储备，国家一年要储备1万吨丝，把一年的出口量储备在那里，主要是考虑天灾人祸、收成不好的情况；第二年行情好再出去，因为这个丝你放三年五年也没关系，不像其他的要烂的。这个储备丝的钱呢，财政给贴息。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里面就有这个内容，我就觉得这个行业依靠这个以后就活起来了，成立丝绸公司第一大好处就是价格的好处。

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过去叫“产品税”，从三年里面逐步减少，后来的产品税都没有怎么变。现在纺织品的出口退税不是有百分之多少吗？现在叫增值税。现在纺织品增值税到最后一道一共要缴多少，17.5%嘛，过去退11%，后来退13%，再后来退15%，现在有说退到16%，1%国家拿了。所以税收退了，这对企业有很大的好处。

中国丝绸公司撤销后，又形成工贸分开的格局，工业的成立了中国丝绸实业公司。1986年9月份，国家要撤掉中国丝绸公司。国务院办公厅1986年12月正式下的文，12月底就要撤，撤的时候开了个会，会后下了个文件，说撤销中国丝绸公司。撤销中国丝绸公司的原则是干部哪里来回哪里去，也就是工业来的回工业去，我是工业来的，回到纺织部，当时纺织部成立了一个中国丝绸实业公司，我担任总经理。吴裕贤担任丝绸管理局的局长，政企分开嘛。实业公司成立后不久，与泰国著名的金汤普森丝绸公司合作，由我方援助扩建对方的一个小丝绸印染厂的缫丝车间，由浙江和四川省丝绸公司负责，并由杭州和南充有关企业提供水缫和大条（较粗）的丝设备，以及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的培训，实现“交钥匙工程”。

后来我去工商总局，想把公司名称改为“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但是他说你下面没有厂啊，工业总公司下面要有3个厂。我就把一个商店，把一个北京丝绸厂，再把另外一个单位拉在一起，国家工商总局在我退休前半年勉强批下来了，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一直保留到现在。

当时博物馆的事情是吴文英亲手抓的，一点也不放

两个老者，我们的老前辈们，一个陈诚中和一个朱新予，都是一辈子搞丝绸的。我有一次到杭州医院去看望浙江丝绸工学院院长朱新予时，他一直在跟我讲丝绸博物馆、丝绸协会，他说一定要把这些搞起来，搞好。原中丝公司总经理陈诚中也一直是那样讲的。

浙江省丝绸公司的李善庆与陈诚中是很熟的，为跑丝绸博物馆这些事儿，李善庆一次一次到北京来，我就住在陈诚中隔壁，老李也就经常到我家来一起谈谈这个事情。

我上次看见中国丝绸博物馆建馆20年出版的那本书，书中的大事记有一段东西没有写清楚：这个项目（筹建中国丝绸博物馆）当时是朱新予和陈诚中两个人要求建的。我1985年的时候在中国丝绸公司去跑这个事儿，当时国家计委拿出一笔钱给国家旅游局，1985年以前是没有旅游局的，国家要发展旅游事业，就成立了个旅游局。我第一次去谈，找旅游局的副局长，谈了以后他很高兴，说要在杭州成立丝绸博物馆，因为丝绸是中国有名的传统产品，还有对丝绸之路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很重要，他就同意了。

与夫人合影，2015年，无锡

第二次我去是拿文件给他签，他也签了，实际上是中国丝绸公司会同国家旅游局联合向国家计委申报的。国家计委批准后，1986年上半年，中国丝绸公司同国家旅游局联合下了文件，正式明确建立中国丝绸博物馆。但是1986年年底中国丝绸公司被撤掉了，中国丝绸公司正式撤销前，即1986年年底之前，还下文明确安排了公司负责的基建投资。

国家旅游局1986年拿出500万以后也就不管了。纺织部吴文英呢，一看中国丝绸公司撤销要划归纺织部，而且是带过来一个博物馆，就把博物馆的事情亲手抓起来，一点也不放。

我是1990年9月退休的。无锡要在深圳搞一个丝绸企业，丝绸印染的企业，叫我去帮忙。省里拨了六七百万建厂的钱给无锡供销系统，结果他们把这个钱拿去放高利贷了。当时厂子已经建了一半，设备都进了一大半了，没有钱就停了。1993年我就回来了。

后来几年，我还协助原杭州凯地丝绸印染厂的宋金木，出版了提花丝织的古典文集《论语》、《孙子兵法》（另一册英文版的）、《金刚经》、《养生中草药》、《红楼梦》等。

我2006年获得了中国丝绸协会颁发的全国茧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

采访时间：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