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时尚的国际领军人物

蒋志铮

蒋志铮

蒋志铮　原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经理，香港华润（集团）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

蒋志铮，1950年从上海商学院保险系毕业后进入中国蚕丝公司。曾任计划行情、货源、丝绸、复制品科科员、副科长、科长。1963年筹建人棉科，该科次年就被评为上海市先进集体。1973年任复制品科副科长，努力争取配额，率先开创了用混纺原料加工制作时装出口的做法，并开发出日本和服腰带绣花加工业务，创年出口上亿美元。1977年到日本东京举办和服腰带展销。1978年参与上海首项及丝织四厂、五厂、十五厂的补偿贸易，努力开拓丝绸时装出口。1978年起任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经理。1979年首次在东京举办大型时装表演，把中国时装推向世界，上了日本17家报纸的头版头条。1984年又把内地的模特送到香港去表演，推动了我国时装的外贸出口，被著名的法国ELLE杂志赞誉为“中国丝绸时装的先驱”。1983年任上海市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香港华润（集团）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曾兼职上海服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流行色协会常务理事。一生创造了中国五个第一：第一个在国外（东京）举办时装表演；第一个联合工业部门培养中国模特儿；第一个成立上海丝绸流行色协会（因国家只能有一个流行色协会，后被纺织部接管，改为中国流行色协会）；第一个把自己培养的模特送到香港去参加时装表演；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补偿贸易。2015年9月被上海服饰学会授予特别贡献奖。

我把这个和服腰带做到了年出口上亿美元

我1927年出生于杭州。我父亲是电灯公司的一个职员。我五年级就到上海了，小学在杭州读的，中学在上海读，起先在启秀女中，那是一个地下党员多的学校。后在仿德女中念了高中。1950年我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以前叫上海商学院，学保险。我们学校最有名的专业是会计，然后是银行，都是算钱的，我不喜欢。而保险系设有高等数学和高等统计，我觉得这个还适合我，我喜欢数理化。

1950年毕业是统一分配的，我被分到上海市丝绸公司，那时候叫中国蚕丝公司。后来一部分人搬到北京，成立了中国丝绸公司，我留在上海。

我在上海市丝绸公司搞丝绸，干了三四十年，丝绸的业务我太熟悉了，我除了秘书、科技没做过，财务做过，什么科，什么绸，什么行情计划科都做过，1963年我被派去筹建人棉科。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科的权力是很大的，我写一份东西就变指令性的了。

我毕业到公司才两年就做了计划科的组长，1956年就被提为副科长。人事科长对我说你要请客，我说我请什么客，她说你已提副科长，我说你们搞错了嘛，我怎么提了副科长？然后副科长一做做了22年。计划科后来改为计划行情科，然后又到丝绸科去做副科长。在“文革”中造反派怕我掌权，我天天被批斗、游街，被抄家。后来我又参加上山下乡慰问团，天天翻山越岭去看学生，我把膝盖走坏了。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被弄到个最小的科室，叫复制品科，一年出口才几百万美元。里面的商品很多很多，有的很有发展的前途。

（左三）参加首届对外洽谈会开幕式，1982年，上海

上海是没有丝的，丝是浙江的、江苏的、四川的，浙江的丝是最好的。后来浙江自己出口了，丝难做了，我就搞混纺，涤棉、中长纤维等。几种纤维混纺，面就大了。比如我把那个棉跟那个羊绒混纺就变得很高档了，200美元一件衣服。所以说把我弄到“小儿科”，还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个科。

“小儿科”当时只做一些传统东西，一年出口只几百万美元。我去了以后，把它改成做时装为主，那个时候没配额，我拼命地做，来料加工也做，什么都做，做完以后，这个配额就是我的了，配额就是钱，所以很卖命。配额有了，我就做和服腰带，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服腰带还要刺绣。“文革”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台湾加工厂”。有天在交易会碰到姚依林部长，我说姚部长，我怎么变成“台湾加工厂”了？他说，你的人造丝不是进口的吗？我说是。他说人造丝是不是来料加工？进料加工？我一想对呀，我这个人胆儿也蛮大的，我想做的事情，我认准了我就非得要做。

后来我把这个和服腰带做到了年出口上亿美元。姚部长说，在广交会上，你别放在很耀眼的地方。“审查”时，我就把它悄悄地放在一个角落里，前面还拿别的东西遮了一下。所以我的东西都是经过“审查”的。

（前排左二）在东京举办时装表演，与举办方合影，1979年，日本

我1980年就到日本搞时装表演，在日本东京

我丝绸公司做的服装，不是龙就是凤，如浴衣，背上都绣了龙和凤，哪一个东西没有风险的？后来姚部长说，你悄悄地干吧，没事。那个时候周总理来视察，我们都排队欢迎总理，总理说你们怎么全是灰不溜秋的，不是白的，就是灰的，就是黑的。你们到交易会怎么不穿得漂亮一点？我们心里想，我们也喜欢穿得漂亮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种习惯，就是白灰黑。其实说实在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那个年代没有办法，全都是灰不溜秋的。后来我为了推销我的丝绸服装，我就搞时装表演。

我1980年就到日本搞时装表演，在日本东京。那个时候人家都觉得你这个胆儿真大，你怎么到东京去搞时装表演？我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假如说我申报要到东京去搞时装表演，没领导敢批。我找了八木株式会社的人来，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下，我给你每件衣服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就是给你帮我请日本最最有名的设计师，请他来帮我搞，因为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时装表演，我自己也没看见过，不知怎么搞。八木株式会社的人说可以，然后他就去请，他说日本当时最有名的叫Hanae Mori，中文译出来就是“森英惠”。她人好，跟我是同年的，我们后来是很好的朋友。她倒不是为了钱，她是为了政治，好像政治上表示友好吧，她就来帮我搞了。她是世界著名时装设计师，他们全年的日程都是排好的，帮我是临时的，半年要来三次，了不得了。当时森英惠是世界上坐飞机花时间最多的女人，所以人们说我本事还挺大的，怎么请到她的？你晓得我怎么请的？我把八木（株）请来，我说你无论如何想什么办法，非得帮我找到一个日本最有名的，因为你一找到最有名的，其他人都会跟着来了，你找一个没多大名气的人没用的。八木（株）夫人的字写得很漂亮，就请她“娓娓动听”地写了三封信，这么巧的，就这三封信打动了森英惠，然后森英惠半年里面来了三次，她非常认真，说出来都是故事。

这个腰带绣花都是在浙江黄岩绣的。那个地方绣花，女工叫抽拉雕。就是把丝抽掉，把它抽掉以后，缝出一个花来，拉丝，拉出来，雕是剪刀刻掉，他那个抽拉雕有花，有镂空的嘛，所以叫抽拉雕。森英惠到临海、黄岩那地方去看，然后就非常认真地跟我合作。实际上这衣服全是她帮我设计的，颜色也是她帮我选的，限于时间，只有一个款式。七个颜色就在东京舞台表演了半个小时。森英惠的时装表演跟人家一般的还不一样。别人就坐着看，她不是，她自己有一个大厦，里面有一个表演厅，很高级的地方，就在日本的新宿。她是一面吃饭，一面看表演。表演结束后让我上台讲话，我穿西装，穿的那个西装正正规规的，一看就非常土，不像搞时装的。后来我自己看了，都很好笑，但是我也不好笑出来。我非常紧张，紧张得直冒汗，走到台前，我稍微休息了一下，擦擦汗再跑到台上去。他们说我说得真好，其实我也是临时被逼出来的，我自己想想也蛮好笑的，走到那个台上先要擦汗。我们那个翻译比我还要紧张，老挤我，挤得我都没地方站了，他怕犯错，他的日文不是很好。(www.xing528.com)

时装表演我就搞了两次，那个费用太大了，请人也不容易。我第一次用的是外国模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回来自己搞模特。因为当时没办法，我根本就不懂时装表演，我哪来的模特呢？用的是外国的，这个外国的模特还是挺贵的，不过当时我是每件衣服一块钱包给他们了。我也不知道最后轰动得不得了。表演第二天，日本17家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反正日本有名的，就是世界有名的，那个法国的“老佛爷”Karl Lagfeld、美国的Bill Brass都来看了。他们都说中国人怎么会懂利用森英惠的名气，让她为中国设计，把在中国生产的绣衣时装拿到日本来表演，觉得很奇怪。

但我还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为什么一定要用外国人来表演我们的时装，所以我回来后就下了决心，我要搞自己的模特。我自己是做外贸的，这个模特是不好管理的，假如模特一跑掉，那我自己也不好交代。我就请工业部门帮助，他们女工多嘛，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排练，成本也低，就这样排起来了。当时那个年代是不能露肩的，模特要穿一个小上装把肩遮起来。

1984年我把自己培养的模特送到香港去表演，去表演的时候，全部都是浓妆

1984年我把自己培养的模特送到香港去表演，去表演的时候，全部都是浓妆。下飞机后，香港的几个头面人物就说了，说你们看，你们还不相信改革开放，现在连模特都出来了。因为他们说上海原来是最保守的，而广东是最开放的。上海市委很高兴，然后把送模特出去的图片，都放进《上海在前进》里面了。一个展览会，你看别人都不敢送出去，辽宁也等着不敢出去，广东也不敢出去，就我们上海模特出去了。那个时候一下飞机，社会影响非常大，原来我们准备演三场，300个人一场，结果演了七场，大概有700个人一场吧，后来人家都站着看了，所以那个真的可以说是空前的了。那个年代大家都不理解，那个裕华国货的老总就跟我说，他说他站着看了三次。那个老总叫俞国春，他说他真不敢相信，你们怎么一下能有自己的模特呢？

当时时装是我们自己的，其实这个时装有一些是“抄袭”的，就是把外国人的时装拿来改一下。我请来刘培基（梅艳芳临终前一直陪护在身边的那个人）帮助，他非常有名，是香港当年的青年首席设计师。他跟我说笑话，说你晓得我给你看一下得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你说好了，我没问题。他说我钱是不会收你的，但是告诉你，我看一下就是20万。当时20万了不得，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他把香港的房子卖了，移民移到泰国去了，现在买不起了，就买到我们深圳罗湖火车站的旁边。他现在又非常有名了，香港的展览馆，给了他一半的地方展出他的作品。他把我们的衣服，比如说我们的旗袍吧，也不像旗袍，也不晓得什么服装，他就那么一捏，用个带子一缩，就像越南的服装了，所以这个人确实也是一个天才，现在住在深圳。

（左）在香港举办时装表演，1984年，香港

（前排中）与皮尔·卡丹合影，1999年，香港

到外面去演出，都要有人捧的呀，我到日本去是因为森英惠有名，有人捧。你到香港去，谁知道你这个上海人是什么人？没人认得我蒋志铮，所以说我就借了刘培基，在香港都有人捧他的呀，然后我又借了几个香港人的夫人（她们都是做服装的），请他们来帮忙嘛，就火了。所以这些事都是要经常跟他们保持点联系，就是说，本来也不懂的，这点我倒是做得不错，然后跟他们商量，请他们帮帮忙。所以人家不相信，你怎么能请到森英惠呢，好像在讲故事。

我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别人没做过的生意

对丝绸产业来说，这些时装表演起到了不少作用。到外面去过以后，回来我们培养自己的模特，带领模特到各地去表演，这样一来，生意好得不得了。那个丝印的厂长石中善跟我说，蒋总你们这个时装表演以后，我的生意翻番了，我的利润也翻了。当时人们好像没有看到过什么时装表演，所以静安宾馆借给我排练场所，还提供食宿，都不要我钱的，只要我给他们一点入场券就可以了。

1978年开始，我任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经理，一直做到1983年9月。同年出任上海市对外贸易总公司（归属外贸部）副总经理，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我一直都没离开过外贸。56岁那一年，我到上海市对外贸易总公司当副总经理了，是第一副总。上海市对外贸易总公司主要就是搞外贸的，丝绸公司是我们下面的分公司，我也不太去管他们了，没有这个精力，忙得不得了。

我是1990年退休的，刚要退休，就被借去搞一个永丰贸易发展总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我又到华润集团上海办事处担任首席代表。华润在世界500强里面是一百四十几位吧。首席代表那是什么事情都管的，上海办事处是过路财神，华润下面好多公司，他们的钱到我的账上过一下，然后再汇出去。我们当时要自力更生，还是赚了点钱，我搞了一个“代表基金”，我们自己就可以用这个钱来办事。但是等我离开华润办事处以后，上面又收掉了，华润的领导都是对我很好的，到现在都是很好的，而我也是尽职尽心。

1950年我从大学毕业，被统一分配到丝绸公司后一直都受重用，所以在“文革”中被斗得很厉害。“文革”中所受的苦，真是苦不堪言，现在都不想去回忆。

1963年我被派去筹建人棉科，当副科长，1964年人棉科被评为上海市先进集体。我曾两次到对外贸易部局长会议上介绍经验，一是介绍科组核算，群众理财；二是介绍人棉科外销业务怎么从被动转为主动，颇受对外贸易部各级领导的重视与好评。当时我已怀孕六个多月，但部长指定要我自己去向与会的各地局长介绍经验，我挺着大肚子上台发言，各地局长听得很认真，反映很好。

我总结我一生做了五次“中国第一人”：第一个在国外（东京）举办时装表演；第一个联合工业部门培养我们自己的模特；第一个成立上海丝绸流行色协会（因国家只能有一个流行色协会，后被纺织部接管，改为中国流行色协会）；第一个把自己培养的模特送到香港去参加时装表演；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补偿贸易。

我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别人没做过的生意，太好强了。

采访时间：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