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绢纺专业到漏雨变电所，我的人生之路

吴裕贤

吴裕贤

吴裕贤　原中国丝绸公司副总经理，原纺织工业部丝绸管理局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吴裕贤，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同年进入中纺公司国棉六厂发电所任技术员。1952年由华东纺织管理局调任上海绢纺厂机动车间主任，主研丝绸生产、技术管理、规划制订等。1960年调到上海丝绸工业公司任基建设备科科长，负责全行业基本建设、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工作。1978年任上海丝绸工业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组织制订“六五”上海丝绸工业生产发展及技术进步规划。1979年会同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赴日本考察丝绸生产技术并洽谈补偿贸易事宜。1984年担任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经理，同年调任中国丝绸公司任副总经理。1986年调纺织工业部丝绸管理局任局长。1988年调任上海丝绸公司名誉董事长，并受聘于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任顾问，协助总经理抓科研攻关项目的制订和鉴定。主持的国家科委中试攻关项目“引进喷水织机及其配套准备设备”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时间不详）。主要论文有《八十年代上海丝绸工业技术改造方向》《丝绸工业技术改造初探》《日本丝绸工业技术考察报告（丝织部分）》《第九届国际纺织博览会考察报告（丝绸方面）》等15篇。曾兼任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国家创造发明奖评审委员会纺织专业委员。1954、1955、1956年连续三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9月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纺织工业部很重视我，叫我写了两份资料：一个是有关改接电动机绕组提高功率的；一个是挖掘锅炉潜力，提高出汽的

我是1926年生的，家在上海江湾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家搬到上海市区，我在上海念高小，初中、高中是在市区中学读的，这是比较有名的一所中学。1944年我考进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念了四年书。当时分两个专业，一个是电信，一个是电力，我学的是电力。

1948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中纺公司，在国棉六厂附属的一个六千千瓦发电所工作，我进去的时候是技术助理员，后来升为技术员。1952年我由华东纺织管理局调到上海绢纺厂（上绢厂）任机动车间主任、技师，这是我工作上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原来是学电力的，现在要搞绢纺，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上绢厂生产工艺流程长，是个全能厂，从原料到织成成品，经过精练成洁白的绢纺绸和绵绸，产品全部供出口。为了掌握绢纺生产技术专业知识，我抽出时间自修有关绢纺专业书籍，并向车间的技术人员、工人请教，边干边学。我刚调到上绢厂时，夜间经常赶到厂内抢修电气事故，上海电力很紧张，工厂每月还被罚款。上海实行的四步电价制，价格分四种，分别是功率、最高峰负荷、日间用电量和晚间用电量，计算起来很复杂。厂内经常出现用电被罚款的情况，机动车间是有责任的。厂长找我谈话，他说小吴你看看怎么办呢？我马上做了一项“比较笨”的工作，把各车间所有电动机的实际功率测了一遍，发现都是“大马拉小车”，严重浪费电能。

我查阅了苏联、捷克的有关书籍，其中提到用改接电动机绕组来提高功率问题。我受到很大启发，先从数量比较多的细纱机着手，改接电动机绕组，我指导工人在现场怎么弄。改了之后开车后很正常，我胆子就比较大了，利用车间内细纱机停产检修的时间，把电动机绕组改接，很快就把细纱机、粗纱机的电动机绕组改掉了，小功率的电动机基本都解决了。还有很多集体传动、功率比较大的电动机就比较难啃了。有的是100马力的，有的是75马力的，我会同经验较丰富的电气小组组长先把这类电动机的绕组结构弄清楚，然后动手改接，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全厂电动机都改接完成。为了压低高峰负荷，厂内采取错峰开车、大的发动机指定专人开启等措施。后来工厂因为节能得到了电力公司的奖励。

然后是变电所的问题，厂内变电所是漏雨的，下大雨就会发生短路事故，而且变压器的容量也不够。我就自己设计变配电所，包括换了变压器、分车间的配电箱等，同时把线路重新用绝缘胶带包扎，车间的线路也做了更新。这样，电气事故基本上没有了，生产比较平稳了。

在中国丝绸公司，1986年，北京

到了冬天，厂内锅炉供应也发生了问题，车间里经常发生蒸汽不够用的情况。厂内有三台最老式的兰开夏锅炉，是英国兰开夏那个地方发明的。为此我参阅了苏联一本专门介绍锅炉挖掘潜力的书籍，我看了这本书很受启发，就设计外砌炉膛水管式锅炉与原来的兰开夏锅炉相连接。由于水管式锅炉对供水质量要求特别高，否则容易产生水垢，我就把在发电所用氢氧离子处理锅炉的方法用了过来。但设计锅炉要冒很大风险的，弄得不好要爆炸的，我就把设计方案报请局机电总工程师审批，经审查同意。当时上海市劳动局下面设有锅炉监察室，全市各种锅炉、压力容器必须经过这个单位审查签发，我就把设计方案报批，经审查同意，正式批准。我花了大概半年多时间，把新锅炉造起来了，解决了全厂供汽问题。

1954—1956年我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56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时纺织工业部很重视我，叫我写了两份资料：一个是有关改接电动机绕组提高功率的；一个是挖掘锅炉潜力，提高出汽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接管的时候，纺织工业除了少数厂是新建的，大部分是民族资本家的和接管日本留下来的老厂，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大概花了三年多时间，就把四千多台铁木丝织机更新掉了

1960年我调任到上海丝绸工业公司任基建设备科科长，负责全行业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等工作。公司是由缫丝、绢纺、人造丝、丝织、练染、印花、机械、科研所等30多个工厂和单位组成的专业化协作企业集团，有职工3万多名，产品以出口为主，所以当时我的担子很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都要去弄清楚。我刚进公司工作时，大部分时间在各厂了解情况，这些厂有些什么问题、什么意见，不懂的就向厂里工程师请教。我初步了解了全行业的情况。

在上海纺织系统，丝绸是较落后的一个行业。棉纺织行业、纺织印染无论在设备上、管理水平上都比我们先进。我组织了厂里有关人员去参观学习，知己知彼。我开了很多座谈会，了解到主要矛盾是工艺设备落后，管理基础也比较差，这是个大问题。特别突出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丝织，一个是印染。与上海纺织系统的棉纺织厂、印染厂比较，人家都是自动织机，一个工人看很多台，而我们都是铁木丝织机；棉纺印染厂大部分是连续化生产，而我们是印花手工操作的木台板，用一缸、二棒、木质绳状染色机等落后设备。这类设备要加工出质量好、售价高的出口产品是难以实现的。

我从铁木丝织机入手，全行业有4000多台，量大面广。我就组织了一个以上海第一丝绸机械厂为主的自动丝织机研制小组，找了几个对自动织机比较熟悉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再从棉纺厂调来一个搞自动织机的技师，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调研，拿出了一个设计方案。

但随之而来的“文革”，我受到了冲击，靠边，下放到厂里去劳动，整整半年多时间。有一天公司关经理（他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吴明天你到公司来。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公司，关经理说你回到公司来工作，先抓两件事：一是锅炉革命；二是丝织机更新。

我先把市里分配到公司的由锅炉厂制造的30多台快装式水管锅炉调换下各厂的老锅炉，这可以节省大量能源。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是丝织机改造了。由于原来设计的方案已经定下来了，我把原班人马找来商量进行设计工作。那时我经常去一机厂（上海第一丝绸机械厂）了解设计工作进度，有些什么问题就帮他们解决，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第一台样机制造出来了。我选择上海第十丝织厂先去做试验，那个厂的厂长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试了半年多时间，运转比较稳定。然后一下子造了10台，也在这个厂试织。与此同时，派挡车工到棉纺厂去接受培训自动织机操作，再把整个车间40台织机换上新织机。

公司就在该厂开现场会议，请各丝织厂厂长和有关人员参加。看了之后，大家都争相要求尽快淘汰老织机。那么如何组织推广呢？单靠一机厂是承担不了全行业4000多台织机的更新任务的。我知道几个大厂的机修车间设备好，而且技术力量也比较强，我就找这些厂商量搞大协作，组织起来后，大概花了三年多时间，就把4000多台铁木丝织机更新掉了，工作量是很大的。

淘汰下来的铁木丝织机怎么处理呢？当时市委号召要工业支援郊区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此外，当时上海外贸出口任务急需增加供货量。公司领导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织机支援农业，并把这项任务交给我负责。我选择了几个管理基础比较好的大中型丝织厂，把一部分比较好的铁木丝织机，大约800台，整台搬到郊县的有关乡镇企业，每个厂分配80—100台。由有关丝织厂承担设备搬迁、安装调试、工人培训以及提前准备半成品供应，直到织出合格的产品以及完成加工费结算等。

再就是五个丝绸印花厂的技术改造。由于印花设备十分落后，台板是木头做的，框子也是木头的，重得很。工人劳动强度高，车间环境十分差，为了烘干印花绸，车间内还生了煤球炉。工人们要用双手握住木框定好花位，然后双手推拉印花刮板，把色浆通过木框上绷着的筛网上的花样印刷到绸面上去。当时上海工业展览馆正开着国际纺织机械博览会，有一台大概是法国展出的自动台板印花机，台板是铁制的（电加热），对我们启发很大，但这台机器结构比较复杂，而且是铝合金材料制造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材料。展览会结束后，我们向市有关部门申请把这台设备要了过来，放到上海第二丝绸印染厂试用。(www.xing528.com)

“文革”结束后，国家十分重视企业技术改造，纺织工业部提出要把重点放在搞纺织产品印染后整水平，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出口竞争力，我把行业印染企业的技改工作交给科内一位姓陈的印染工程师。当时我们与上海第二丝绸机械厂商量先改造印花台板，采用钢结构，台面铺上薄钢板，台面加热不用电热（对能源耗费太大），而用蒸汽钢管加热，框架用异形方钢管，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印花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车间环境。行业内几个印花厂的印花台板完成了更新工作，接着进行台板印花机的研制工作。这时上海第四丝绸厂一位姓周的技工已搞出了用一只电动机的结构较为简单的台板印花机，但机器的定位不太准确，机械厂技术人员进行攻关，搞出了一台台板印花机，先在上海第三印绸厂试点应用，效果较好，很快在各印花厂全面推广。

那时我考虑到行业内几个大中型丝织厂和印染厂的厂房大梁和立柱受白蚁严重蛀蚀，有的长期被蒸汽腐蚀，情况十分危急，须进行大修，有的还须翻建，工作量很大，需较多资金。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建议把行业内房屋折旧基金集中在公司，由公司财务科掌管，设备大修基金仍分配到各厂使用。公司领导同意这一意见。我抽调科内一位土建工程师负责此事，花了几年完成了这项工作，各厂车间内安装了空调设备，生产环境大为改善。此外还有一个里弄丝织厂，台风季节一下大雨，车间就进大水。我多次向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得到市有关领导部门批准立项，让其异地搬迁。

修订了“六五”上海丝绸工业生产发展及技术进步规划，把重点放在真丝绸印染后整理水平上

1978年，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任命我担任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1979年初，我会同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经理组团赴日本考察丝绸生产技术并洽谈补偿贸易事宜，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参观了丝织、印染、纺织机械、质量检测、研究机构等四十多家单位。我看到在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等方面中国与日本存在很大差距，他们把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企业内管理层次少，车间用人也很少，在准备车间夜班几乎不派工人，只备少量管理人员。

经国家和市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的高档提花和服绸、高档和服腰带以及喷水织机织造合纤绸等三个补偿贸易项目，总金额约1500多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利用外资项目。生产的产品全部返销日本，用加工费来偿还债款和利息，时间为三年左右。（完成这三个项目所需的）140台喷水织机项目经市同意在青浦征地新建上海市第十五丝绸厂，为加快投产进度还引进了钢结构装配式厂房。这三个项目在纺织系统是首批利用外资项目，得到中央和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公司成立了补偿贸易工作小组，由我总负责。喷水织机项目投产后，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视察并做重要指示。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波折之后，我们按期完成了补偿任务，还清了外债。

在补偿贸易项目进行的同时，我组织了喷水织机及配套设备的消化吸收工作，在第一丝绸机械厂、研究所和上海纺织机械公司所属有关厂的通力合作下，于1984年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科技攻关中试项目，通过鉴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并为丝绸行业推广喷水织机积累了经验。

此外，我还抓了引进新型络、并、拈准备设备的消化吸收工作。新设备不仅卷装大，而且速度高，效率和质量均高，由市内外有关纺机厂共同攻关，并通过了中试鉴定，在江浙等地得到推广。此类机型经纺织部审定为全国丝织企业第二代准备设备，并由部属纺机厂定点生产。

1979年，我参加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率团赴瑞士召开的国际丝绸会议（为观察员国）。会后访问了客户，参观真丝绸印染企业和汽巴—嘉基染化料公司染料、助剂开发部，以及苏尔寿公司片梭织机制造部。1982年，我参加由中国丝绸总公司率团赴意大利米兰举办的国际纺机博览会，团内设联络、贸易、技术三个小组。技术组由我负责，我在意大利期间访问了客户，参观了国际上著名品牌的真丝绸印染企业以及丝织、绢纺、纺织机械厂以及科研单位。通过对上述两国的技术考察，我深深感到我国丝绸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生产技术、企业管理、营销策略、市场售价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在印染后整理水平上差距更大。我国是丝绸大国，但不是丝绸强国，要赶超这些国家有着漫长的路要走，须做出艰巨的努力。

我根据出国考察所见所闻撰写了专题报告，在行业内部做了介绍，并修订了“六五”上海丝绸工业生产发展及技术进步规划，把重点放在真丝绸印染后整理水平、提高产品档次和创名牌上。经过纺织部批准，行业内引进了一批关键性印、染、整理设备。

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19年，北京

受“文革”冲击，行业内技术队伍出现严重脱节。公司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上海丝绸职工大学（相当于高职）校长，抽调组织人事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校务、教学等工作。此外，我还与上海大学合作开办电子技术培训班，经过几年努力，培养了一批电子技术骨干。

主持组织制订了“七五”全国丝绸行业技术改造规划，并推动规划的组织实施

1984年我被任命为上海丝绸工业公司经理，并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不久我接到国务院和中央组织部调令，到北京担任中国丝绸公司（系国务院直属副部级单位）任副总经理（为正局级），分管生产技术、科研教育、蚕茧等处室。在总公司工作两年多，除依靠分管处室做好日常行业管理工作外，我花较多时间利用到有关省市开会的机会到工厂、研究院所、丝绸工业学院、专科学校、蚕科场、蚕研所、蚕茧收烘站、养蚕大户、蚕桑综合利用单位等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我写了一篇有关“七五”全国丝绸行业技术改造规划的论文。按照国家经济政策把投资重点放在出口创汇较高、管理和技术基础较好的沿海出口基地，改造了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引进了一定规模的无梭织机、针织服装生产线和关键性印染整设备。在引进规模较大的重点项目上，我参与了设备选型、评审工作。通过改造，行业的技术面貌有了一定的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有所增强。调到北京后，组织制订“七五”全国丝绸行业科技攻关规划，我在实施中着重抓了：（1）由国家航空航天部所属西安航空发动机总公司与杭州纺织机械总厂合作实施国家下达的挠性剑杆织机中试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同时还推动组织部属有关机械厂和浙江民营纺机厂对剑杆织机配套准备设备（属第三代）攻关研制工作，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在西安建立了中试车间，并通过了鉴定。（2）蚕茧是行业生产、出口的重要原料基础。蚕品种又是蚕茧质量的关键。“七五”期间我把研究、培育新一代蚕品种和蚕资源综合利用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经会同农业部组织有关蚕桑（柞）科研所、农业大学、蚕种场等协同攻关，培育了新一代桑（柞）蚕品种、特细（粗）蚕丝品种。蚕资源综合利用方面，从蚕沙、蚕蛹、桑葚中提取的叶绿素、铜钠盐、蚕蛹氨基酸、桑葚汁等，为医药、食品、轻工业提供了新原料，有的产品已出口。我主持了该项目的总鉴定和验收，并在国家质量监督局的支持下，会同江苏、浙江的丝绸公司在苏州、杭州分别组建了国家级绸缎和桑蚕丝质量检测中心（由总公司和地方双重领导），为合理分配蚕农与蚕茧收烘站的利益，在湖州一个乡试点组建蚕茧质量鉴定站，作为评定茧质的公证单位。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丝绸工贸结合、政企合一的组织模式，与地方在权责、利益分配等问题上的矛盾日趋突出。1986年，国务院决定撤销中国丝绸公司。1987年初，我调任纺织工业部丝绸管理局（丝绸局）任局长，并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兼任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创造发明奖评审委员会纺织专业委员会。丝绸局成立之初，我花较多时间与部内各司局进行工作衔接，理顺关系。

同年二季度我率团赴日本考察缫丝生产技术，并与日本有关商社洽谈自动缫丝机技术转让事宜。经过多次谈判，由于对方要价太高，未能签约。经浙江省丝绸公司组织以杭州纺织机械总厂为主承担的国家下达的新型自动缫丝机科技攻关中试项目，于1988年完成了中试，我主持了鉴定会议。该项成果缩小了与日本缫丝技术的差距，并成为我国第三代自动缫丝机型在全国缫丝企业中大面积推广。

同年，国家正式实施引进纺织机械国产化专项。我会同部机械局组织纺机、丝绸企业、院校、科研等单位组成选型小组，对行业内引进主机进行技术测试评估，分项写出报告，为将其纳入专项计划做好准备。

1987年第四季度，国务院进行部、委、办机构改革，总的原则是简政放权，加强综合削弱专业，丝绸局于1988年初被撤销。那时我已到龄，从岗位上退下来，调回上海任上海丝绸公司名誉董事长，后被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聘任为顾问，当参谋，协助总经理抓科技攻关项目的制订和鉴定，并成为评审委员会主任。我直到1997年初才离京回沪。我还曾担任中国丝绸协会、中国丝绸年鉴编委会、《丝绸》杂志编审委员会等单位顾问，以及《中国丝绸通史》编委会顾问。

采访时间：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