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终生：为浙江丝绸事业铸建基石

李善庆

李善庆　原浙江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储运科科长

李善庆，生于1922年6月，1950年进入浙江省丝绸公司工作，长期从事丝绸仓储工作。任职期间，为浙江省争取国家支持建设16万平方米茧丝绸仓库，有效地缓解了丝绸仓库的紧缺状况，为浙江省丝绸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筹建了上海口岸窗口，为浙江丝绸自营进出口创建了从出口单证制作、审单、报关、托运、接运、仓储、订舱等一套运作体系，确保了浙江丝绸在1982年开始全面自营进出口的顺利进行。1982年起，仅进口化纤原料一项就每年可节省1000多万元的手续费。参与筹建了中国丝绸公司。1986年起参与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筹建，通过全面收集浙江丝绸历史及其在中国所处的重要地位，发挥长期从事丝绸工作的经历以及与纺织工业部和中国丝绸公司的人脉关系的优势，多次赴京进行宣传、寻求支持，为中国丝绸博物馆落地杭州并建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3月12日去世。

在公司建立初期简陋的仓储设施基础上，建立公司仓储管理制度，尽力保证存储国家财产的安全

我在1950年经人介绍到浙江省丝绸公司做收茧临时工，因工作认真及熟练的财务操作，被吸收进公司工作。当时正值公司建立初期，我除了管理原料账外，还对1949年以来混乱的茧包装账户进行了清理，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由于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于1952年6月经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发文任命我为储运科第一副科长（又于1958年被提为科长）。参加工作2年即被提拔，我深感意外，唯有以更加努力的工作不负此重任。

仓库是国有资产的储存场所，稍有疏忽就会造成损失，自己深感责任重大。公司建立初期，只是接收了抗战时期留下的老式仓库及部分租用民房和茧站等非专用仓库，这些仓库陈旧、不避风雨，所以每逢大风、下雨、下雪，无论是白天黑夜，尤其是台风季节，我总是骑着自行车赴仓库检查，哪里有险情，就及时出现在哪里，与同志们共同奋战在第一线。

由于没有相应的仓储学习资料，我主要还是从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升为理论认识。我从1956年开始对防潮材料进行试验，对不同温湿度保管对茧的影响、风吹和过干对茧丝绸的影响组织科学实验，不断提高丝绸保管和养护技术。多年的工作实践，使我感觉到需要建立对茧丝绸保管养护的规范管理办法。在中国丝绸公司的支持组织下，由我主笔，会同公司其他同事，编写了国内首部《茧丝绸保管养护》，该书1989年由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版，中国丝绸协会秘书长王庄穆为该书撰写了前言。

写书对我这小学毕业水平的人来说，难度很大。出于对从事了一辈子的仓储工作的关心，我把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留给后人，也算是给自己的储运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负责储运岗位的几十年间，总计建了16万平方米仓库

浙江省丝绸公司建立初期，只是接收了抗战时期所建的老式专用仓库，其中有杭州的赛西湖仓库及嘉兴、长安等地仓库共8000平方米，其余大部分是租用的民房和部分收茧的站所，共有130多处，对茧丝绸的储存保管极为不利。

1953年，华东区批准于杭州、湖州等地共建立6座仓库。外贸部每年下达的库房建设只有2000平方米左右，因而至“文革”前（浙江）全省专用库仅3万平方米。

“文革”期间，由于工厂停产，而蚕茧丰收，使原本已缺乏的仓库矛盾更加突出，干茧只能存放在公社礼堂和茧站。由于这些不是专用仓库，无法保证仓储的质量，因而使蚕茧发生了严重的霉烂变质。有些存放在公社礼堂和民房的干茧连同包装布袋都霉变了，存放在绍兴市一家酒厂原先用于存放酒的平房仓库里的白厂丝也发生了霉变，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故。建设仓库已是头等大事，为此，我多次写报告呼吁，若省里无法解决就赴京求援。

一次得知对外贸易部（外贸部）陈树福副部长召开浙江省两个地区三个县外贸局的座谈会，我跟随当时的浙江省外贸局毕华副局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向陈副部长汇报了我省蚕茧丰收、工厂生产不正常而导致干茧无处存放，造成大量霉变、损失严重的情况（此事我曾向陈副部长汇报过，当时因体制原因，蚕茧由商业和供销社管理，所以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我说我省的蚕茧一直由浙江省丝绸公司管理，仓库问题也一向由外贸部解决，希望外贸部能尽快解决2万平方米的仓库，以减少损失。陈副部长当即表态，“部里给你们外汇进口钢材和木材，你们先建一些简易仓库”。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并提出了所需钢材和木材的数量。陈副部长在会上就要求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丝绸处的负责人回去马上处理，并指示外汇由外贸部解决，一定想办法解决外贸仓库严重不足的问题。

有了部领导的指示，我就紧盯各相关部门，问题不解决绝不退却。原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处室负责人对我多次去要求解决仓库嫌烦，但这次陈副部长表态，他也只能办理。拿到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报告后，我就（想）直接送往外贸部，结果被负责召开座谈会的出口货源局领导给顶了一下，他对我参加这个座谈会、并在会上提出要求解决建设仓库的问题不太满意。我据理力争提出了急需解决仓库的情况，最后他丢下一句“你回去等吧”就把我打发了。我感到这样会被拖着不办，就坚持继续在北京跟进落实情况。当得知基建是外贸部周化民副部长分管，我就直接找到周副部长的办公室。周副部长秘书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情况汇报，他说周副部长在出差，回来后会转告，让我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秘书将周副部长的三点批示交给了我，即“蚕茧仓库应由商业部解决；陈树富副部长意见我也同意；请白部长审批”。我拿了批件就去找了陈副部长，陈副部长签了“浙江蚕茧丰收因没有仓库存放，发生严重霉变造成损失，我很心痛，为此同意给浙江解决建库问题，请白部长批示”。我拿了陈副部长的批示又直接去找外贸部白相国部长，白部长看了两位副部长的批示，即签发同意。我提出建仓库除了钢材和木材，还需解决水泥，白部长当即让我去找分管基建的周化民副部长。周副部长就让秘书找了部里分管基建和出口水泥的两个部门协商，最后出口货源局答应给一批出口灰粉超标的煤炭，那时也是一种通常做法，解决了煤炭就可以换到水泥，同时石灰、砖块也一并得到了解决。

（前排左三）中国丝绸公司浙江省公司储运先进小组全体同志合影，1955年，杭州

那次拿到的是5000吨阳泉白煤，仅出口灰粉一项超标，是上好的煤炭。但煤炭在秦皇岛，“文革”期间运输非常紧张，如何运回浙江又成了大问题。不得已我又去找了陈树福副部长，他真是一个好部长，马上给我写了个条子，要我去找交通部分管铁路运输的郭鲁副部长（当年铁道部并入交通部）。郭副部长看了陈副部长的条子，为解决浙江丝绸仓储的紧急困难，马上就批了两列专车，这样，5000吨煤从秦皇岛运到了杭州。

我们那次北京之行，外贸部共审批给我省建设3万多平方米仓库所需的木材、钢材和煤炭，得到了浙江省丝绸公司和省领导的表扬。

由于仓库缺口过大，3万平方米仓库远未解决问题，为此，我再次赴京。这次去找了国家计委副主任、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浙江省省委副书记的林乎加同志。我又将浙江蚕茧丰收而仓库严重不足，造成蚕茧大量霉变的情况向林乎加主任进行了汇报。在国家计委的协调下，上级同意给浙江加建3万平方米的干茧仓库，由外贸部负责下达。在省外贸局的支持下，由我提出建库地点，省外贸局下达到地市外贸系统建库指标，基建仍由浙江省丝绸公司负责。

我在负责储运岗位的几十年间，总计建了16万平方米仓库。尤其是“文革”期间，在上无基建项目、下无基建材料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争取到3000立方米木材、4000多吨钢材、5000多吨煤炭，前后建了8万平方米的仓库，有效地缓解了丝绸仓库的紧缺状况，为我省丝绸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筹建上海口岸窗口，为浙江丝绸自营进出口奠定基础

浙江省丝绸公司自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都是按总公司调拨计划，将丝绸运往上海口岸公司出口，属供货性质。公司成立初期，丝绸是简单包装后到口岸公司再换包装，运输过程中容易损坏，在口岸转换包装也增加了周转时间和成本。1956年开始，在上海丝绸公司的指导下，为浙江丝绸出口开始推行厂丝产地包装，就地出运；1958年，公司对绸缎也实行了产地包装，直接发运出口。这样大大减少了出口成本，避免了运输过程中的损坏，提高了出口商品的质量。

公司成立初期，无运输工具，从仓库到码头、车站，都依靠运输公司。1958年年末全国“大炼钢铁”，公司连一辆人力手推车都没有，向工厂借用也要等到深夜11点以后，丝绸出口物资和进口原材料的运输都无法解决。当时正逢第四季度出口，时间很紧，只好临时求助部队和杭州市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同意每晚进场时加班帮助我公司装运货物到火车站。装卸人员由浙江省轻工业厅党委动员全厅干部组成，参加义务劳动装卸丝绸：每晚11点分丝库、绸库和火车站三组，在仓库负责装车，在火车站负责卸货。

当时全厅上下基本上所有干部都参加了通宵的装卸，到天快亮时才能回家休息。而我因需落实第二天晚上的公交客车的车号，一直忙到中午才能回家睡一会儿，下午还要去安排丝绸仓库参加装卸的人员。由于年度交货必须在12月12日前过苏联国境才算完成当年的交货任务，因而我们连续干了两个多月的通宵抢运，终于完成了对苏联全年2000多吨白厂丝、3000多万米绸缎的出口运输任务。

由于按期完成了1958年对苏联的出口任务，我得到了中国丝绸公司的表扬。当总公司送来锦旗时，我及时汇报了短途运输的困难，总公司当即同意帮助解决货运卡车。从1959年给了第一辆卡车起，到我离开岗位，公司已有了10多辆货运卡车的车队，同时我还帮助嘉兴、绍兴两个地区解决了多辆货车。运输从市内短途发展到直接去上海、深圳的长途，满足了丝绸出口运输的需求。

由于体制原因，长期以来，我公司一直作为货源公司，根据总公司的计划，为包括上海在内的口岸公司提供出口货源，并为产地提供包装出运工作。1981年，我公司已具备自营进出口的能力，但受到口岸公司的阻碍，举步维艰。在进出口业务上，通过与广东省丝绸公司的联系，派员前往学习能解决，但若把广州作为我省进出口商品的储运口岸，毕竟太远。省丝绸公司领导希望借助中国丝绸公司的关系，派我去上海筹建上海口岸窗口，为浙江丝绸自营进出口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自营进出口业务的起步阶段，在口岸设置的窗口是必备的机构。

我马上联系了已退休在家的上海丝绸公司原储运科科长（他多年从事进出口储运，对各个环节比较熟悉），与聘用的上海公司专家密切合作，筹建工作班子。我又聘请了出口单证制作、审单、报关、托运、接运等专业人员，并联系了上海海关、外运等进出口关联部门。由于进出口海运必须货等船，一待船期确定，半夜也要装船，解决出口货物仓库也很紧迫。上海海运仓库也很紧张，但在上海建库，涉及征地、资金等，周期太长，不能解决当务之急。为此，在多次磋商后，还是向上海外运公司商借了指定仓位，解决了出口丝绸在沪中转仓储的困难。办公场所选定在交通便利的上海黄浦饭店。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自营进出口所需的口岸窗口都已具备。从1982年起，浙江省丝绸公司正式开始进行自营进出口工作。仅进口化纤原料一项，在口岸接货，减少了中间环节，每年就可节省1000多万元的手续费，还可以根据企业生产需要，直接选取所需纤维规格。自营出口更为浙江丝绸打开了通往国际市场的便捷之路，窗口的建立为浙江丝绸自营进出口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与筹建中国丝绸公司(www.xing528.com)

（中）在全国丝绸工业会议上讲话，1990年，北京

丝绸公司的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变迁。为实现全国产销一体化，国务院于1980年3月批转国务院财贸小组“关于成立丝绸公司的意见”，同意成立全国性的丝绸公司筹备组，把茧、丝、绸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对丝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后，国务院于1981年12月发文（国发〔1981〕170号），正式决定成立中国丝绸公司。作为极个别省级公司的代表，我被抽调去北京参加筹备小组工作，参与了整个筹备过程。中国丝绸公司于1982年2月27日正式成立，对全国丝绸生产及购销业务实行一体化的经营管理。尽管由于对这一体制的不同认识，中国丝绸公司五年后又被拆分为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和纺织工业部下属的中国丝绸工业公司，但这段经历也验证了我在全国丝绸行业的影响力，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

参与建设的中国丝绸博物馆被列入国家“七五”旅游建设规划，于1986年经国家旅游局批准立项，最终定址杭州

1986年的一天，浙江丝绸工学院（即浙江理工大学前身）的院长朱新予先生和浙江农业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的戚隆乾教授专程来我家，告知要筹建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消息，并邀请我出来参与。尽管我已60多岁了，但作为干了一辈子丝绸工作的人来说，也想为中国丝绸的发扬光大做出贡献，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当时还和朱新予院长、戚隆乾教授等一起商谈了建馆的具体建议，提交浙江省、杭州市领导。在向浙江省原副省长翟翕武和浙江省丝绸公司领导汇报时，他们也都非常支持我参与筹建。1986年10月，杭州市丝绸工业公司正式聘请我为筹建班子成员。

当初申办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还有苏州，他们的筹备工作起步比我们早，筹备处负责人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的丝绸业也比较发达，申办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为取得申办成功，我邀请了全国丝绸界的专家和前辈，对浙江作为“丝绸之府”进行论证和研讨，还找到了周恩来总理视察我省丝绸企业时，有关浙江是全国的丝绸生产基地、浙江是丝绸之府的谈话。我充分发挥了多年来从事丝绸工作的经历以及与纺织工业部和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这条线熟悉的人脉关系的优势，多次赴京进行宣传、寻求支持。尤其是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陈诚中先生是浙江人，对家乡的丝绸事业一直给予很大的支持，在杭州建立中国丝绸博物馆也是他的心愿。同时我还抓住在北京的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来杭州的一切机会，进行宣传。

1986年10月26日，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来浙江参加中国丝绸协会丝绸历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尽管他的日程很紧，我还是抓住机会陪同他去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定点现场视察，并将浙江省政府建馆的有关文件和筹建方案提供给他，有关筹建进度也向他进行了汇报，请他给予支持。他在离开杭州去苏州时接到了总公司来电，要他月底前赶回北京参加党组会。据后来消息，11月3日的党组会的议题之一就是商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馆址确定，最后以一票之差，确定将中国丝绸博物馆馆址建在杭州，并于1986年12月下文确认。争取到行业主管部门批复，中国丝绸博物馆牌子落户杭州，是高规格建馆的重要基础。我们后来又通过陈诚中总经理请他的老朋友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丝绸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筹建全国性博物馆，在资金筹集、文物征集等方面需要国家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为此，我建议筹建班子的规格要高，以方便筹建工作的开展。为此，博物馆筹委会由中国丝绸协会出面组建。在多次协商请示下，纺织工业部吴文英部长同意亲自担任中国丝绸博物馆筹委员会主任，并邀请了我省原副省长翟翕武，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原市委书记厉德馨，文化部文化局副局长庄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为副主任；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黄建谟、纺织工业部丝绸管理局局长吴裕贤、农业部农业局局长高麟溢及各主要丝绸产地的省区、直辖市的丝绸公司，以及香港华润丝绸有限公司总经理参加了筹委会；浙江省文化厅、旅游局等相关部门代表也都参加了筹委会。

丝绸界专家们对筹建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建议，1990年

浙江省老领导对博物馆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省委原副书记崔健同志亲自出面联系国家旅游局韩克强局长参加筹委会工作。在国家旅游局领导在浙江出差时，翟翕武老省长更是亲自赶赴宁波当面邀请。

建设中国丝绸博物馆被列入国家“七五”旅游建设规划，于1986年经国家旅游局批准立项，最终定址杭州。当时安排基建投资约1200万元，国家旅游局投资40%，浙江省、杭州市各30%。中国丝绸公司批复同意中国丝绸博物馆在杭州建馆，也同意了500万元的投资。后来中国丝绸公司撤销，丝绸工业由纺织工业部建立丝绸管理局管理，纺织部也同意原先的定名和投资。

组建由纺织工业部部长为主任的高规格博物馆筹委会，使资金划拨、募集，文物征集得以顺利进行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1月27日至28日在杭州举行。纺织工业部吴文英部长亲自到会主持会议并做重要讲话。筹委会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通过了建馆的总体规划设计方案，并对建馆部分资金的筹集、文物展品的征集进行了统一部署。组建由纺织工业部部长为主任的高规格博物馆筹委会，使资金划拨、募集，文物征集得以顺利进行。吴文英部长还对通过建馆振兴我国丝绸业做了重要指示。

但是，由于建馆基建尤其是文物的征集和复制所需资金较多，资金上还存在缺口。为此，筹建委安排了资金募集工作。根据分工，港澳资金由香港华润丝绸有限公司负责，境内由不同地区的省级丝绸公司负责。建立中国丝绸博物馆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不到一年时间，港澳地区就有90家公司捐款395万港元。由我负责和各省区市的联系，共募集到上海、江苏、广东、四川、辽宁、陕西、浙江等8个省市的企业的捐助资金349万元。

要把中国丝绸博物馆建成一个全国性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能够充分反映我国丝绸灿烂历史的专业博物馆，文物藏品的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少是一个重要标志，文物的征集是建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文物局和纺织工业部于1988年4月分别向各省市文物局、博物馆及各地轻工业厅、丝绸公司下达了支持中国丝绸博物馆所需文物的征集通知。我们即开始了赴陕西等地的文物征集工作。由于前期各地重要文物的征集难度很大，纺织工业部和国家文物局非常重视，迅速联合向国务院申请批文。国务院办公厅于1989年5月6日下达批复，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物。在拿到批复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文物征集工作。

经老省长翟翕武的邀请，由在新疆工作了20多年的浙江省地质勘查局原局长周笠农带队，于9月2日抵达新疆并开始了近一个月的文物征集。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再去和田，横贯了新疆的北、中、南部，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领导和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根据我们提供的文物目录，新疆无偿提供了近40件丝绸文物。

这次西部之行的文物征集工作得到了浙江省文化厅的支持，除了毛昭晰副厅长给陕西省的分管副省长带信外，还派了省文物局一位副处长参加，在业务上给予指导。离开新疆后，我们继续去铁路沿线的甘肃、陕西和湖北荆州进行征集。由于有国务院办公厅的批示和国家文物局、纺织部的文件，以及国家文物局专门为我们此次的征集开具的介绍信，各地政府领导和文物部门都很重视，陕西省有关领导还在全省博物馆馆长会议上介绍了中国丝绸博物馆是国家级馆，要求各博物馆给予支持。

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工奠基典礼，1987年，杭州

在建馆期间，除了西部以外，我又和浙江省文物局及博物馆筹建处的相关人员转战南北，到了内蒙古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黑龙江省博物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等1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得到了各地文物主管部门和博物馆大力支持，共征集到文物、标本、机具700余件，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偿捐赠的一批汉唐时期的丝绸文物，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捐赠的南宋时期的丝绸文物都尤为珍贵。文物征集不仅丰富了馆藏，还为开馆后与各地文博单位的合作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丝绸博物馆于1992年2月26日在西子湖畔玉皇山北麓落成

中国丝绸博物馆从1987年12月28日破土动工，历时4年多，投资2100万元，占地面积73亩，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于1992年初终于基本落成。为举办好博物馆开馆典礼，我和同事们一起对博物馆的陈列方案、领导讲话的参考资料、出席开馆典礼领导和嘉宾的邀请和接待方案等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准备。

中国丝绸博物馆于1992年2月26日在西子湖畔玉皇山北麓落成。博物馆的建立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为博物馆题词。国务委员王芳、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及省市领导应邀出席开馆典礼。国内外对博物馆建设捐资的单位和个人及对博物馆捐赠文物的单位代表也参加了开馆典礼。

博物馆的体制在筹建初时，因国家旅游局立项在杭州，所以最初由杭州市丝绸工业公司具体负责。但从国家级博物馆的建设来说，在资金筹集尤其是文物征集等各方面操作上，必须借助国家部委的力量才行，故最终定性博物馆为隶属于纺织工业部，委托浙江省政府管理，并由浙江省丝绸公司总经理兼任馆长，这套体制在筹建工作期间发挥了较好作用。

博物馆开馆后，由于博物馆的公益性质，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仅以经营性收入的企业化方式以馆养馆，对博物馆的发展较为不利。而浙江省内几个博物馆的体制，均为隶属于省文化厅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应该说这是博物馆适宜的体制。为确保辛勤筹建的中国丝绸博物馆能健康地发展，我又开始了多方的奔波。在纺织部领导和老省长翟翕武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博物馆体制终于纳入了正常的渠道。1999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达了调整中国丝绸博物馆管理体制的通知，将其归省文化厅、文物局管理；2002年省编办明确了人员编制的经营形式。

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植桑、缫丝、织绸，有5000多年丝绸历史的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丝绸博物馆，应该说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求。我感到很欣慰，以时届古稀的年龄，作为班子成员参与了包括代拟省政府、纺织工业部向国务院申请的建立国家级丝绸博物馆的报告稿在内的建馆的全过程。我在筹建处和博物馆工作10余年，走遍了10多个省市，行程数万公里，顺利完成了建馆，也圆了包括我在内的一辈子奋斗在一线工作的老丝绸人的梦想。吴文英部长在筹委会会上总结建馆工作的讲话中，点名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并授予我建馆先进的荣誉证书。

如今我已经90多岁了，回顾自己在丝绸行业60多年的工作，自己感到无愧于党的培养。原纺织工业部吴文英部长、原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陈诚中总经理、原浙江省翟翕武副省长都曾为我题词，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能为丝绸事业做出自己毕生的贡献，并得到了中央部委和省领导的肯定，这已使我感到无比欣慰。这就是我，一个老丝绸人对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

采访时间：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