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了解科学和科学家的学问

“科学学”是发现科学内在规律的科学。它让人们更好地把握住科学成果产生的规律；它帮助人们揭开科学工作者身上神秘的面纱，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科学家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波兰学者是“科学学”这一学科的术语创造者和早期研究者。波兰文“nauka o nauce”是“科学学”概念的最早表达，之后翻译成英文“science of science”而传播开来。但“科学学”真正的奠基人，应该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贝尔纳从1931年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科学与社会关系、科学的社会作用的研究，发表《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由此创建了“科学学”这门新学科。

在我国，率先倡议“科学的科学”研究并首先发表完整的“科学学”论文的人，是科学巨匠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先生不但建立了中国“科学学”的理论框架，更将“科学学”的思维运用在国家的战略决策中，为国家选择了正确的科学发展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曾面临先研制飞机还是先研制原子弹的路径抉择。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共识是优先发展飞机研制，钱学森却态度鲜明地建议优先发展导弹。在钱学森看来，中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基础，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飞机的发动机和材料等问题，而导弹的研制进度将比飞机快得多。当时在国际上，美、苏两国已经加快了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技术的研究发展，火箭武器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思维方式，这正是发展航天事业的重要基础。中共中央采纳了钱学森的意见，果断做出了率先研制原子弹、导弹，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战略决策，这才有了如今强大的国防力量。钱学森“先导弹后飞机”的思路，也被毛泽东誉为“仙人指路”。可以说，正是“科学学”帮助中国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少走了弯路。

也同样是钱学森先生，为了保证导弹的顺利研究，动员了大量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其中包括郭永怀、庄逢甘、郑哲敏、任新民等人。其中，1956年2月2日在给郭永怀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1]！”这些被钱学森先生召唤的科学家们迅速回国，成为中国火箭及导弹研究的中流砥柱。

由此，作为“科学学”家的钱学森先生，不仅帮助中国选择了最佳的国家科学研发路径，还找到了从事此项科学研究最适合的科学家们。(www.xing528.com)

那么，在今天的“科学城”建设中，“科学学”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在本篇之前的文章，已经就“科学城”（尤其是“重装科学城”）中的产业发展、科学研发辅助等科学要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本文将围绕科学城中的主体，也是“科学城”的使用者——科学家们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他们对科学城的诉求。这将帮助科学城的建设者们更好地了解科学家们，建设出科学家们所“钟爱的城市”。

在本书的开篇文章中，阐述了科学创新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产—人—城”的城市发展逻辑将被“城—人—产”的新模式替代。可以说，“科学城”的科学研究是由科学家们来实现的，为科学家们建设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之城”，是“吸引科学家”和“留住科学家”的关键要素！

以下，我们将运用“科学学”的思维，来分析如何建设一座科学家们梦想中的“科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