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新模式：改变产业与城市发展

科学创新激发更多的科技产业，并最终使城市受益。那么其中的实现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笔者认为，厘清“科学”及“科技”之间的关系之后，科学中心城市需要进一步了解在新的“科学创新模式”下，如何设计城市的产业模式以及城市的发展路径。

那么，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前文提到的城市——合肥。

合肥今日被捧红，核心在于“科技暴富”：2008年引入京东方的液晶面板，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型显示面板生产基地之一；2015年引入造集成电路的核心——晶圆，如今被工信部列为全国九大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一；2020年引入蔚来汽车，同年带动了“大庄家跟注”——大众汽车的新能源板块落户。从数据上看，2000年的时候合肥GDP（国内生产总值）还仅为325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80开外；而到了2019年，合肥GDP却已达9 409亿元——即将迈入“万亿俱乐部”，在全国城市排名第21^[20]。

这场“科技致富传奇”被大众津津乐道，被称为合肥的“豪赌”。但其实这和“赌”并没太大关系。合肥不是“赌”对了科技产业，而是“投资”对了科技产业。在合肥投资科技的背后，是合肥政府招商团队对科技产业深入的理解。翻看《合肥2020重点产业招商指南》，你会发现与其他地方招商指南最大的不同在于：很多地方的招商指南像一本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宣传画册，而合肥的招商指南则是一份厚达199页的产业分析报告。现在，“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器”产业已经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时下最热、最具发展前景的细分领域：化合物半导体、微机电系统产业、功率器件产业……24个合肥市重点发展的产业都被梳理成篇，从产业趋势、市场布局、产业政策、产业链全景到目标企业、对接平台，都以文字、数据、图表的方式一一呈现^[21]。

我们应看到合肥招商团队的专业，更应该看到中科大给予合肥政府的“科学的理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俞铁成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曾经和当时的合肥市领导聊起某家高科技企业。这家高科技企业受到很多地方政府追捧，而且在国内许多地方落地建厂。当俞铁成向合肥市领导询问这家高科技企业是否会到合肥落地时，合肥市领导的回答非常值得品读——“虽然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但当这个企业想要我们合肥市政府投资几十亿元作为落地条件时，我专门请了中科大著名教授等专家帮我论证把关。结论是该高科技企业技术尚未成熟，如果投资几十亿元建厂，风险巨大，因此合肥就婉拒了该企业的落地计划^[22]。”由此可见，合肥的科技产业“逆袭”，靠的是对科技的深入理解，更靠的是基于科学的理性判断。

进一步探究，合肥的科技成功背后，是中科大对于这个城市的巨大回报。很多人都知道，当年只有合肥坚定地收留了从京外迁的中科大；全市电力不足也要保障中科大的用电。不仅如此，当中科大的人出来创业时，合肥政府同样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合肥留住了中科大，也就等于留住了未来靠科技致富的资本。

当然，中科大对于合肥的回报，也绝不仅仅是对于外部产业投资的科学把关。中科大自身发展出来的科技企业也正在为合肥创造产业财富：以科大讯飞为龙头的中国声谷，在2019年实现产值约800亿元，入驻企业数量已达800户^[23]；依托中科大的大科学装置——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SHMFF所提供的核磁共振，中科大的科学家们建立起“高通量”的药物筛选平台。利用这一平台，“哈佛八剑客”之一的刘青松创立了生物医药类的高科技公司——普瑞昇，并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于激酶靶点的BaF3工程细胞库。

从科学到科技，合肥的创富奇迹本质在于：科学力量推动了产业发展逻辑的转变——从传统的“产—学—研”跨越到“研—学—产”。具体而言，“扩大产能，用需求牵引技术革新，带动学术创新”的产业发展方式已经被新的思路替代，即借助科学研发的力量，或直接判断投资或潜心培养一个全新的科技产业，从而实现“换道超车”。

如果说合肥在“研—学—产”发展中，与“研”——中科大的关系，多少有点像中国传统故事中“公子落难，好心搭救，终得好报”的机缘巧合，那么苏州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中“引入科研机构”的精心筹算，则更像《圣经》中有勇有谋的少年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生物医药同样属于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及分析报告》^[24]中，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张江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位列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榜单前三位。苏州工业园区不仅超越了老牌一线城市中的竞争者——深圳高新区（排名第七）、广州高新区（排名第九），还超越了同属新一线城市中的对手——武汉东湖高新区（排名第四）、成都高新区（排名第六）。(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就生物医药的产值而言，苏州也算得上全国翘楚。截止到2020年4月，苏州共有3 0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2019年苏州生物医药经济总量超过1 700亿元，其中医药工业产值约1 450亿元，占全省近三分之一，占全国5%左右，近几年增速都保持在20%以上^[25]；每年国家一类新药临床批件20%来自苏州工业园区^[26]。

从上述排名情况看，在生物医药领域与苏州同场竞技的城市——京、沪、深，基本上都具有先天的科研优势，它们都是重量级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广州、武汉、成都也是重点高校云集。那么，苏州为何能异军突起？依然是研发先行，带动创新产业落地发展逻辑——在发展产业之初，苏州就有了“聚集世界平台，聚集初创公司”的发展模式。

虽然苏州没有生物医药研究领先的老牌国内名校，但是苏州工业园区凭借良好的商务环境和卓越的“招研”能力，引来了世界顶级的生物医药研究机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是的，就是那个诞生了八位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圣地、“分子生物学摇篮”，大名鼎鼎的冷泉港实验室。2007年6月，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亚洲会议中心落户苏州。2010年4月8日，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境外首个分支机构在苏州工业园区挂牌。自冷泉港亚洲项目落户苏州之后，在此举办的各类研讨会议吸引到总共12位生物学诺贝尔奖获得主前来深度参与，研讨的范围覆盖了进化遗传学、基因组学、干细胞、线粒体、细菌感染和宿主防御等学科领域。此后，苏州工业园区又陆续引入了包括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苏州药物创新研究院、中国医科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苏州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等重大原创型创新平台^[27]。世界级研究平台的搭建，使苏州生物医药在“研”的方面具有了能和北京、上海比肩的起点。

虽然有高起点的研究平台，但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苏州依然面临着与上海的正面“冲突”。苏州比邻上海。在之前的产业发展中，苏州往往是通过企业的“地理套利”的心理——“紧邻大上海，但地价较上海要便宜，用地指标更宽松一些”进行招商引资。但是在生物医药的产业中，苏州并没有走这条传统的“招商”之路，即吸引在上海跨国大型医药企业到苏州开设分公司，或者吸引这些企业把研发留在上海，生产放在苏州。反之，苏州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之初，就瞄准生物高科技的新创公司；瞄准留学回国创业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原创研发的中小企业。正是这种从“研”出发，注重创新研发培育的长远规划，奠定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成功基础。无论与中科大机缘巧合的合肥，还是精打细算吸引到冷泉港实验室的苏州，这两座城市让我们看到：科学创新带来产业发展逻辑的改变——从原有的以招商为初始点的“产—学—研”逻辑反转为以“招研”为初始点的“研—学—产”逻辑。

当产业发展逻辑变为“研—学—产”之后，随之改变的就是城市发展逻辑。原有的“以低廉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吸引产业，进而积累财富发展城市”的“产—人—城”模式，必然会转变为“通过建设能吸引科技人才的魅力城市，聚集科技人才，进而发展科技产业”的“城—人—产”模式。

这种“城—人—产”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正是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的超级地理学家”的乔尔·科特金在他的《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一书中所提出的“新地理”理论，即“商业选址的决策——以往取决于是否靠近港口、公路、铁路或原材料产地等因素——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吸引人力资源的能力，而人力资源往往又是稀缺的资源……在这个信息时代，重要的资产已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获得高技能劳动力——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主导新经济的专业人士——的能力……地区的增长越来越取决于‘精明的地点消费者’——投资者、工程师、系统分析员、科学家等”^[28]。

在《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各种科技精英所喜欢聚集的区域类型，以此来说明打造城市魅力对于科技精英的重要性。可以说，科技产业对城市的选择，本质上就是“哪里宜居，知识分子就会到哪里居住；知识分子到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会在哪里聚集；智慧在哪里聚集，人类财富最终就会在哪里汇聚”。

总之，“研—学—产”的科学创新模式对应着“城—人—产”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正是科学时代科学、科技、城市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科学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对于“科学中心城市”的建设而言，不仅要关注科学自身，而且需要关注城市环境的营造。

“科学”与“科技”相关，但并不相同；科学创新方式重塑了产业与城市的发展方式，这些都是科学创新的普适规律。在此之后，让我们聚焦中国不同城市的差异性，展望“科学中心城市”将在中国如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