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双边FDI和生产者服务贸易数据解决问题，分析东亚生产网络

（一）区域性生产网络对FDI和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影响

本书对于东亚生产网络基于地理因素的区域性特征进行研究，而未能对非地理因素的区域性特征进行分析。

本书只是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来分析包含中间产品贸易和资本、知识流动的生产网络。并着重讨论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距离所产生的中间产品贸易成本以及资本知识复合投入品跨境流动对于产品内分工模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将资本知识复合投入品的产品分工模型进行细化，并考虑非地理因素的区域性特征如历史文化背景、相似语言联系等对于资本知识复合投入品跨境流动的影响，进而讨论非地理因素意义上的区域性特征对生产网络产生的影响。

此外，本书理论分析中提出，经济自由度、历史文化联系等因素会对FDI和生产者服务贸易产生影响，却没有通过模型推导得出各因素如何影响FDI和生产者服务的跨境流动。本书实证分析中采用的是一国FDI或生产者服务贸易数据，而没有采用双边数据，因此只能得到FDI或生产者服务贸易对一国中间产品分工与贸易的影响，无法甄别出现实经济中哪些因素会更多的阻碍FDI，哪些因素会更多的阻碍生产者服务贸易。这也是本书写作过程中的遗憾之一。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可考虑通过采用双边FDI和生产者服务贸易数据，以及改进实证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跨国公司战略选择与生产网络中的FDI(www.xing528.com)

本书的研究框架建立在国家层面，讨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生产网络所处的分工地位。未来研究中则可以考虑从跨国公司理论出发对东亚生产网络进行分析。HMY（2004）对于同一国家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即异质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方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生产效率从低到高，其战略选择依次表现为：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出口—对外投资。基于本书理论框架，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对于异质企业在中间产品出口、FDI和生产者服务出口三者之间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并讨论企业生产效率对于生产网络的影响。

东亚地区的FDI很可能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Markusen（2003）、Markusen和Venables（2005）所提出的“出口平台型export-platform”的FDI，以及Baldwin和Okubo（2012）所提出的“网络型（network）”的FDI，都是建立在对东亚生产网络的研究基础上。同时，本书研究过程中也发现FDI可能对东亚生产网络存在某些特殊影响。根据理论预测，知识密集型资本知识复合投入品跨境流动（FDI）应该比资本密集型资本知识复合投入品跨境流动（生产者服务贸易）更能起到替代高技术等级零部件的作用，这一预测在中国来自全球范围零部件实证检验中被证实了。然而，中国和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东亚区域内零部件实证检验结果却表明，FDI比生产者服务贸易更能起到替代高技术等级零部件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东亚地区FDI的特点有关。对此，本书并没有做进一步分析，但可以作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二）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与附加值贸易核算

在产品内分工的研究当中，学者们通常采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来描述不同国家参与的价值增值过程。相关研究表明，基于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以传统的“贸易流量”为标准所统计的贸易数据出现了明显的“重复计算”问题，因而可能“扭曲”了各参与国（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真实的分工地位和贸易利益（Koopman等，2008、2010）。而“附加值贸易”就是专门针对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一种新型贸易统计方式，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商品和服务跨境交易中的“重复核算”问题，从而真实地反映全球贸易运行状况（马涛，2013）。由WTO与OECD联合开发的，包括全球范围内41个经济体、18个产业的国际投入—产出WIOD数据库是“附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重要成果，并逐渐成为产品内分工研究的重要数据方法。由于写作期间尚未能获得该数据，因此本书未能采用这种附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目前，作者已经开始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