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东亚雁阵模式的优缺点

观点1：雁阵模式创造了“东亚奇迹”，时至今日雁阵模式仍然有利于东亚的发展。

伊藤贤次（2008）认为正是在日元升值的推动下，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推动了东亚雁阵的起飞。伊藤贤次提出正是“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契机^[4]，东亚地区经济体开始依次起飞”。首先是NIES（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自1986年，新加坡在1987年），然后是东盟四国（泰国1987年，马来西亚1988年，印度尼西亚1989年，菲律宾1994年），此后是中国和越南（中国在1991年，越南在1992年）先后步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雁阵式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从距离日本近的国家或地区向远的国家或地区顺次发生”，同时也是“由经济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向低的国家或地区依次发展”。

Ozawa（1991、1993、2000、2004、2005）提出，自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都始终沿着雁阵模式依次实现各自的产业升级。80年代日本已经处于计算机微芯片（Microchips computer）产业阶段，并开始向互联网产业过渡，90年代以后NIES也进入从到互联网产业的过渡时期。东盟国家在80年代基本上处于钢铁和化学工业为代表的同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化阶段，90年代开始进入电视机生产为代表的差异产品工业化阶段，并将在21世纪进入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阶段。中国则是在90年代处于同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化阶段，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过渡到差异产品生产的工业化阶段。

关志雄（2002）指出，虽然很多人认为根据亚洲各国的发展阶段来判断分析区域内分工体制的动态变化，即所谓的“雁行经济发展模式”似乎已经解体。但是，“……可以说中国产业向高度化的发展还是未超出雁行经济发展的框架”。

观点2：雁阵模式存在不利于东亚发展的因素。

A：日本创新能力不足

日本从来都不是单独引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头雁”。日本在20世纪50—80年代末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都是在作为后进国对发达国家（美国）的追赶过程中实现的。这一阶段，日本通过“精细化改良”模仿学习发达国家的产品以及生产流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技术飞跃，逐渐接近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前沿。当日本发展成为与美国发达程度接近的国家时，模仿学习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缺乏推动世界技术前沿前进的创新能力，日本已经无法保持快速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未能跟上信息技术革命的步伐，日本国内技术升级出现阻滞。Branstetter & Nakamura（2003）通过对企业层面的专利申请和研发效率的研究发现，90年代日本研发效率的增长率非常缓慢。产业升级的困境又迫使日本在对东亚国家的技术转移时过于谨慎保守。日本在东亚产业结构中的“头雁”作用在不断削弱。

关于日本经济衰落的原因，徐平（2009）认为日本在信息技术时代未能实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其深层次原因自傲与制度创新不足。具体来说，体制的僵化性、市场的封闭性和社会的排他性导致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明显的经济衰落。(www.xing528.com)

B：梯度稳定性与梯度锁定

按照雁阵模式理论，“头雁”的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将带动“群雁”依次实现产业升级。于是可能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如果雁阵的梯度发生变化，产业转移是否仍然能够顺利实现。二是如果“头雁”的发展受阻，“群雁”是否能够继续实现产业升级并完成工业化进程。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学者开始怀疑，东亚其他经济体可能无法跟上日本的发展脚步，东亚雁阵可能无法保持相同的飞行速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放缓，进入“失去的十年”。人们由此担心日本产业结构的停滞将影响到整个东亚的产业传递机制，日本无法为其后的东亚经济体提供升级空间，将可能导致整个“雁阵”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C：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来自于技术进步

尽管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但是有关东亚经济增长动因的争论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存在。Young（1992、1994）和Krugman（1994）等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而只是高投资带来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快速增长必然会出现收益递减的结果，因此东亚的快速增长显然也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