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是否容许国家资本存在？

依上面的说明,我们已见到两个本质绝对不同的“国家资本”形态了:

其一是苏联型的国家资本,又其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任何一个万能的精神抄袭者,恐怕他也不好意思说:我们今日成为问题的官僚资本,正好是苏联型的国家资本,那么,我们待考虑的,就是看我们的官僚资本,究与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的哪一种的形态相类似;或除表象的类似以外,还有何种特质。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资本主义极盛时,自由主义经济,配合着议会政治的那一场合的“国家资本”,我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我们不独没有那种经济条件,也没有那种政治条件,尤其是从政者不得任意侵渔公私产业,混领公私资本,那与我们所谓官僚资本,根本无何等类似点。

如其我们还承认中国未完全脱却初期的过渡的社会形态,如其我们还无法否认中国私人资本尚在开始形成的期间,中国政治上还是表现为专断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的形态,那我们在土地方面,在流动资本方面,乃至在其他现代性产业方面,凡以公家名义从事的经营,甚至最大一部分以私人名义从事的经营,那不免与官的特权发生关系;我曾在其他场合(见拙作《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把中国官僚资本分解为三个形态:官自己主要借官权取得的所有资本形态,官依职权直接运用的资本形态,官由运用公家资本,而由是使其他私人企业直接间接受其支配的资本形态。在这三者中,由官僚运用的那一形态的资本,才算是官僚口头上所宣扬的“国家资本”。这以国家名义装饰的资本,在当前这种政治形态下,显然曾是并将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的大源泉。

然而,现实总是比理论丰富得多的。就把中国传统的历史诸条件丢开不讲,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官僚资本,与一般近代初期的国家资本,有同一的性质和内容。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处在一种过渡阶段,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却是处在另一种过渡阶段;当作中国的中国,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初期,而当作世界的中国,我们同时又不能避免资本主义末期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影响。我们曾在战时尝试的作过国营农场国营贸易一类苏联型的国家经营,我们又曾继续努力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下的产业编成。穿着拿破仑的服装,虽然不能就变成拿破仑,但却显然会使穿著者改变一些形相。而由是增加我们认识上的困难。(www.xing528.com)

在我们还允许,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鼓励私人资本的场合,如其中国官僚资本活动,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推动力,我们倒用不着对于官僚资本表示过分的嫌忌或怨愤,因为这正是大家都曾经历过来的历史道路,并且接着还会导来一个光明的前途。然而我们引为遗憾的是,我们的官僚资本,决不肯也不能为我们成就这种历史任务。如我在《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那一论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官僚资本的作用,会依独占资本化,政治资本化,买办资本化的现实逻辑程序,使我们的民族资本,迅速的趋于枯萎和没落。

总之,我在本文中所要说明的是:(一)我们今日以国家名义,或以国民名义装饰着的一切官僚资本,它不但与苏联的“国家资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也绝不可能是发达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的“国家资本”,虽然在本质上,与近代初期英法诸国曾经有过的政治权势者所支配的地权和业权相类似,但由于我们传统历史条件的特殊,和周遭国际资本关系的作祟,它的内容,它的表象形态,将成为今后历史学家的新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一个重要课题。(二)我相信,任何稍有民族观念现代思想的人,都希望中国今日为大家诅骂的官僚资本,特别是其中以公家或国家名义经营的那一部分资本,能如实的成为“国家资本”,但依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国家资本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东西,它必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们希望它成为苏联式的,势须我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是苏联式的;我们希望它成为典型资本主义式的,势须我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是典型资本主义式的。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产关系,苦苦的维持在资本初期阶段,却“要求”我们的国营事业乃至私营事业不官僚资本化,那是可能的么?因此,(三)对于目前政府把许多公营事业零碎拍卖给私人经营,尽管那是国内新旧经济学者所一致主张的,但我却不是无条件的赞许。假使我们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能相当的予以变革,假使今日存在于经济上的专断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能相当的受到限制,则任何形态的社会化国有化的事业,倒毋宁是可以鼓励的。

归结一句话:允许官僚资本发达的社会生产组织,断乎不能同时又允许国家资本的发达。在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下,国家资本可以转化为官僚资本,在另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下,官僚资本也可以转化为国家资本。

经济科学这样告诉我们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不能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