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官僚资本的有效方法

本来,我这篇文章的主旨,在指出官僚资本活动的必然归趋,至若如何对付官僚资本,并不在细究之列。但因目前高嚷打倒官僚资本的人,提出许多高明的具体的办法,那些办法,仿佛根本不曾认知我们官僚资本的本质,所以我得在这范围内,附带提出我的补充修正意见。

综合惩治官僚资本的意见,约三端:

第一,主张禁止官僚从事商业活动。我们在战时的许多法令中,就不时见到这类条文。中国一般的法令条文,原都是当作“具文”来理解。禁止文武官员经商法令,当非例外。不过,这法令曾三令五申过,这就使大家不能不略具戒心,研究如何设法去回避。其实官吏不得经商的法令本身就大成问题,没有一个聪明的官吏,肯自己出面做生意的。他对银行,对工厂,对各种企业公司参加股份算不算是经商呢?他的子女,他的亲故从事商业活动该不能禁止呢!而况,我们前面已把官僚资本诸种形态分别指出了,个别官吏或下级职员贪污不得,业余小卖补助生活所需,宁可说是廉俭可风。然而犯法的恐怕就是他们,而那些把整个国家资本“国营”事业控制在自己手中,作着种种不法行动(如利用职权作着黄金外汇投机并强制兼并私人企业之类)的大官们,一点也不会抵触法令。

第二,厉行自由经济政策,缩小管制经济范围。照前面所述,官僚资本乃由国营事业扩大而繁昌,由统制而发展,由独占而加强。设厉行自由经济政策,放宽民营事业尺度,使国营事业限于最基本的重工业部门,这层做到了,官僚资本运用的范围就会缩小;取消各种独占,官僚资本支配范围也会缩小,结局,官僚所有资本的来源,就有所限制了。这种办法能够比较认真的实行起来,显然要比前面禁止官僚经商法令,要有效得多。

但是我要问:这所谓自由经济政策,究是由谁所定立?又是由谁去执行?不错,我们聪明的官僚们,是不惜定下或通过一种令人满意的自由经济政策的,但他们其所敢于“定下”,勇于“通过”,就是因为他们分明知道,对于任何政策及详细明确的规定,他们都有摆在一边不去过问的“自由”。再往前看罢!

第三,登记官僚财产。登记官僚的财产,曾经被朝野上下嚷得怪凶的。官僚资本作祟,用登记的方式,随时予以监视,必要时则毫不客气的没收,说起来,是再澈底不过的。这仿佛是前清时代官吏财产达到一定限额以上,即予以没收抄家处分的复活。且不管清代这种办法在当时资本活动有限,而又没有外国可资逃避的情形下,收到多大的效果,而在我们今日似乎没有实行可能的。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就连在最近公布的财政经济紧急措施中,前行政院长宋子文也毫无保留的同意提出登记国外存款的办法,许多天真的人,还因此强调这种紧急措施的非常革命性,可是当立法院若干委员,把美国存款究有多少的问题,拿来窘诘宋院长的时候,我们的“友邦”美国已早代他拟好答案了:“事关私人经济活动,未便加以干涉。”于是,战时有账可查的3．5亿美元不算,战后短短一年余的时期中,我们相率逃避到美国的几十亿美元(据上海报载),就由我们有远见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去享受《中美条约》中所规定的美国“国民的”保护待遇了。

这些办法都行不通,该怎么办呢?依照前面的究研,我得指出一个不是对付而是根绝官僚资本的必由之路。

战后一年多以来,官僚资本变成一般深恶痛绝的对象,正如同抗战后期几年的商业资本一样。当时过于天真的人,大声疾呼杀几个大囤积商人,以为用这种杀一儆百的方法,就可以叫商业资本的猖獗活动平服下来,而在目前,打杀大官僚资本家的口号虽然不曾提出来,打倒某某大官僚资本家的呼声,却是叫得怪响的。除了姓“赵”姓“钱”的官僚资本家也可以行所无事的喊打姓“孙”姓“李”的官僚资本家,自是别有作用,自是独占资本家分配权的斗争作祟,当有另一个看法外,其余认真表示厌弃官僚资本的人,确有不少在希望打倒若干大官僚资本,以为这样做了,官僚资本的猖獗活动也可平服下来。

我在前面已经明确指出了,所谓官僚资本,是官僚们借着政治势力而作的经济活动。他们其所以这样做,并不单纯是由于他们的私欲,而更是由于使他们“可能”具有可能“实现”那种私欲的客观情势。他们的假公济私的活动,是在一定政治机构下作出来的,而那种政治机构,又是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其存在的更基本的前提。我们社会的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性,一直都潜存着我们那种官僚资本形态形成的诸般条件,只要一有诱发的因素作用着,那种资本活动就猖獗起来了。我们指明:像我们社会这种官僚型,这种官僚资本型,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由封建制度过渡来的现代国家存在过,特我们因为有悠久的官僚制度的历史传统,又加极长期的处在过渡社会中,以至其存在规模与表现深刻程度,都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www.xing528.com)

在一切私有制下,一切个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要求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以实现更多的利益。当一国现代性产业发展的内在外在有利条件不曾展开,而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情势,又不但允许甚且鼓励从事政治活动者利用其政治权势来增进其经济利得的时候,一个从政者,要就是无政治野望,要就是他还不曾具备有主观的经济活动条件,否则他就仿佛是“命定的”要变成为一个官僚资本家。任何一个强烈的主观主义者,任何一个装模作样的四维八德的说教者,都不易克服或掩饰这种历史为他们预定要表演的角色,因此,在官僚资本本身尚有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场合,特定官僚资本家的兴替,理应是无关大体的。

反过来看,一个社会如其很顺利地完成了它的过渡阶段,即是说,它的封建生产关系,如已被扬弃了,它的政治性质与政治机构,就将成为便利新兴产业资本家活动的东西。新兴产业资本家要求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以及表现在那些秩序中的法治精神,就将限制着官僚资本,尤其会妨阻从政者假借政权,假借政治力量来成就其私人利益的官僚资本活动。然而这还是从消极立论,事实上,如其一个社会的诸般设施,及其一般情势,都便利于产业活动,产业分明有前途,有利得,他不论是一个从政者,或者是一个事业家,他根本也就无庸利用或依托任何政治权势。这一来,所谓官僚这一概念,就将有不同的内容,而所谓公营事业或私营事业,也不会转变为官僚资本。这是每个现代国家所曾经历过来的史实。

可是正因为我们社会自身还一直逗留在过渡的初期阶段,而围绕在我们社会周遭的许多现代国家,已经跨上了或正待跨上历史的新转形期。于是,由苏联施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由金融寡头统治支配的战前德意及今日英美诸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就在在变成了我们学步效颦的有力的“进步”的借口,以为“国营”“公营”这一世界潮流,是“应当”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生活中之重要因素了。结局,最丑恶的形体,就给披上一种很美观的外衣。这在我们的认识上固添加了一层困难,即使我们已经把它原形认清了,那在铲除或改造的实践上,也会增加不少曲折。然而,我们不能由打倒若干特殊政治人物或大官僚资本来改造中国政治机构或社会性质,而必得把这种程序倒过来,却是非常明白的事了。

因此,我虽不妨同旁人一样,痛愤许多特出的大官僚们的营私误国,但却认定大官僚资本家个别的兴衰起伏,根本无关于整个官僚资本的存在与发展。这是事实,已经为我们证明了并还会继续为我们证明的。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45页。

[2]见《中国工业月刊》。

[3]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注